102年度易字第56號｜刑事：贓物等｜裁判日期：102 年 11 月 05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2年度易字第56號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林承邦選任辯護人　林國漳律師上列被告因贓物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1年度偵字第 3634、5142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林承邦無罪。理由壹、公訴意旨略以：廖怡婷（現通緝中，俟到案後另行審結）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01年7月23日晚間7時22分許，在羅東鎮興東路23之2號「全家通信」通訊行，趁該通訊行店長蕭凱綸服務其他客人之際，竊取蕭凱綸置於玻璃櫃上價值新台幣（下同）11,800元之HUGIGA廠牌、型號HWA580 之智慧型行動電話1具，得手後，旋即於同日晚上7時30分許，將竊得之前開HUGIGA廠牌行動電話，攜往羅東鎮公正路 191號被告林承邦經營之「誠邦通信行」變賣。而被告明知廖怡婷至其誠邦通信行兜售之智慧型行動電話係屬來路不明之贓物，竟於同日晚上7時30分許，以與市價顯不相當之低價1,000元收購。因認被告涉有刑法349條第2項故買贓物罪嫌。貳、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開故買贓物犯嫌，係以廖怡婷之自白、證人蕭凱綸之證述，及被告自承以1,000元價格購買廖怡婷竊得之行動電話，與卷附廖怡婷書立之手機來源切結書、被告所提網路拍賣價格網頁列印資料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坦承以1,000元之價格向廖怡婷購買前開HUGIGA廠牌、型號 HWA580之智慧型行動電話1具等情不諱，惟堅詞否認有收受贓物犯行，並辯稱：廖怡婷於101年7月23日帶了1支手機過來，她帶了一個男生過來，跟伊接洽的人是廖怡婷，廖怡婷說該手機是她自己的，要賣給通信行，價格是伊開的，伊以1,000元跟廖怡婷買，廖怡婷只有說要賣手機而已，沒有提到相關的資訊等語。叁、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上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惟採用間接證據時，必其所成立之證據，在直接關係上，雖僅足以證明他項事實，而採此他項事實，本於推理之作用，足以證明待證事項者，方為合法，若係憑空之推想，則尚非間接證據，且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分別著有76年台上字第4986號、32年上字第67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可資參照。肆、經查：一、廖怡婷前於101年7月23日晚間7時22分許，在羅東鎮興東路 23之2號「全家通信」通訊行，竊取置於玻璃櫃上之HUGIGA 廠牌、型號HWA580之智慧型行動電話1具，於得手後，於同日晚上7時30分許，將竊得之該HUGIGA廠牌行動電話，攜往被告經營之「誠邦通信行」變賣，被告以1,000元購買該行動電話等情，業據被告及廖怡婷自承在卷，並據證人蕭凱綸證述在卷，復有廖怡婷書立之手機來源切結書（警羅偵字第0000000000號卷【下稱警卷】第12頁）、「全家通信」通訊行店內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4幀（警卷第13、14頁）、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警卷第10、11頁）等件在卷可佐。二、關於上開行動電話之市場收購價行情，證人蕭凱綸於審理中證稱：失竊的手機是HUGIGA，那叫紘碁，是大陸做的，這款手機當時在市面上是普遍，當時是最新款，放在櫃台展示，被竊之前已經展示兩星期，手機裡面沒有SIM卡，當時只有失竊手機而已，沒有失竊保護套跟盒子，他們收購中古機之流程，公司規定是要求看客人雙證件，以便寫切結書，該手機是最新款，還是可以回收到，因為有些人不喜歡拿來賣掉，這種情形收購是以三、四千元收購，中古行情收購價標準是以售價的一半再扣兩千元左右，有手機序號盒及配件會加兩千元，而他們沒有將中古機直接賣給客人，回收之後就給廠商，廠商會看行情回收等語（見本院卷第107頁至109頁背面102年10月22日審判筆錄）。關於通訊行收購中古行動電話之市場行情，依證人蕭凱綸之證述內容，其收購價之標準原則為新機價格之一半，如無其他配件，則再扣除2,000元後作為通訊行議價之標準。惟實際上收購中古行動電話之行情，除行動電話本身保存之情形、是否有毀損為考量因素外，關於行動電話本身之公司品牌、品質、消費者接受程度，亦均為影響收購價格之因素。而本件遭竊之行動電話為中國大陸品牌，依證人蕭凱綸所稱售價為11,800元（見警卷第8 頁背面101年7月24日警訊筆錄），銷售量1星期約賣1、2支等語（見本院卷第108頁背面102年10月22日審判筆錄），惟依偵查中檢察官於101年8月20日自網路上查詢之售價為 7,990 元（見第12頁網頁列印資料），兩者間售價差異性極大，於售價上有相當大之彈性，足徵上開行動電話於我國消費市場並非暢銷熱門機種，則中古機收購之議價自具有更大協商空間。而證人蕭凱綸任職之「全家通信行」當收購上開型號行動電話後，是否於整修後再對外販售一節，證人蕭凱綸於審理中證稱：「我們沒有將中古機直接賣給客人，回收之後就給廠商，廠商會看行情回收，他們說多少錢看我們接不接受。」（見本院卷第109頁背面102年10月22日審判筆錄），則證人蕭凱綸收購行動電話後，直接由上游廠商出價購回，而不再對外販售。但被告經營之通訊行於收購中古行動電話後，須予以整修再度出售，與證人蕭凱綸之通訊行係將收購之行動電話由廠商購回相比較，證人蕭凱綸之通訊行對於中古行動電話之再出售管道穩定，而被告對於收購之中古行動電話是否能再賣出，則屬未定，以被告於101年9月12日所提網路拍賣價格之網頁資料（101年度偵字第3634號卷第 32 至43頁），拍賣價格已跌至6,600元與6,800元之間，如購入之行動電話無法順利賣出，勢必造成存貨成本之增加，其解決途徑即有採取低價促銷售出之方式，以上均為被告於經營策略上所應考慮之因素。從被告之收購價1,000元與證人蕭凱綸所稱收購價約3、4,000元相比較，兩者經營方式既有不同，亦難認被告收購之價格有明顯低於市場行情之理。三、查行動電話均有序號，如警方有意追查，憑此序號與通聯門號即可查出使用行動電話之人，此應係從事行動電話業務之被告所知悉之事項，被告應無知悉贓物而予以買受後再度售出以損害自身商譽之理。況廖怡婷於出售行動電話表明該行動電話係自身使用等語（見101年度偵字第3634號卷60頁101年9月27日偵訊筆錄），及親自填具「手機來源承諾書」（警卷第12頁），並檢附自身之駕駛執照以供查驗，則被告辯稱信任廖怡婷出售之行動電話來源，亦屬有據。伍、按刑法第349條第2項故買贓物罪之成立，係以行為人明知為贓物仍予故買者為構成要件，關於行為人是否「明知」贓物一節，自應以客觀證據認定之。綜上所述，關於被告向廖怡婷購買行動電話時，是否「明知」該行動電話係屬贓物，公訴人所舉之證據，不足以證明此部分之犯罪構成要件。且依卷內證據資料，亦無任何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公訴人所指之故買贓物犯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孫源志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5 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官謝佩玲法官張淑華法官辜漢忠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陳蒼仁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5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02年度易字第5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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