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九十一年度上更(一)字第二六號｜法律人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九十一年度上更(一)字第二六號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丙○○ 右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一六八號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台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一二六三號），提起上訴，經判決後，由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更為判決如左︰主文上訴駁回。理由 台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在原審法院之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於民國（下同）八十年十月一日受代書甲○○之委託，負責收取新貴企業社在花蓮市○○○ 路三號新貴大樓預售屋訂戶辦理產權過戶登記、貸款手續等規費、行政費及代書費等費用收取業務，明知該等款項之收取與新貴企業社及乙○○無關，竟於八十二年五月六日，收受客戶符金臣所繳付之代書費等費用新台幣（下同）二萬元後，偽造新貴企業社及乙○○名義之署押，而偽造收據，並交予符金臣表示業已收取該等費用，足以生損害於新貴企業社及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云云。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五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三○○號判例參照）。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六號判例參照）。而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以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參照）。另刑法第二百十條之偽造文書，以無制作權人冒用他人名義而制作該文書為要件之一，如行為人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即不能謂無制作權，自不成立該條之罪（最高法院四十七年台上字第二二六號判例參照）。 本件公訴人認被告涉犯右揭行使偽造文書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乙○○之指訴及其所提出之收據、買賣契約書等件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前開公訴人所指犯嫌，辯稱：伊係根據告訴人於八十年七月十八日所簽具同意書辦理，而新貴企業社係告訴人乙○○與被告之妻名義合夥，惟向客戶收款，均蓋用告訴人及被告印章，被告交付客戶符金臣收據上之乙○○印文，與該買賣契約付款明細表上乙○○之印文相同，而符金臣收據上所蓋「花蓮新貴」橢圓形印文，亦與新貴企業社交付客戶之統一發票所蓋印文相同，另依買賣契約第十一條第一款、第十三條第三款及委託代辦貸款契約書第三條之約定，客戶均應將辦理產權過戶登記、貸款手續等規費、行政費及代書費等費用交付賣方，而非直接交付賣方指定之代書甲○○；此外，交付予客戶符金臣之收據，與交付其他客戶相同，皆由會計小姐丁○○收款後簽發，均蓋用告訴人、被告印章及「花蓮新貴」橢圓形章，可見被告所為於法並無不合；再者，告訴人於另案自訴被告業務侵占案件，於提起自訴時，亦主張依據前開買賣契約書約定，代書費等費用應由賣方向客戶收取後，始由代書甲○○向賣方請求給付，更可證明被告交付客戶符金臣之收據，無論就主、客觀而言，皆無可能構成偽造文書之犯行等語。 經查：㈠被告自八十年七月十八日起，受合夥組織新貴企業社之委託，負責處理該社在花蓮市○○○路三號新貴大樓預售屋客戶之財務收支全部（含興建房屋之資金及客戶繳交房屋買賣款等）之業務，此有被告與告訴人所不爭執之同意書乙份為憑（見偵查卷第十二頁），且告訴人亦自承其將上開預售屋全權委託由被告出賣，並曾交付一枚印章與被告作為收款之用（見原審卷第二十七頁反面），是此部份事實應堪信實。㈡依購買戶符金臣與前開預售屋賣主（即被告丙○○與告訴人乙○○）所簽訂之不動產預定買賣契約書第一條約定：「預定買賣標示：坐落花蓮市○○段三十九地號土地上建物『花蓮新貴』編號第柒樓第Ａ伍號房屋一戶」；另依該契約第十一條第㈠款約定：「甲方（即符金臣）應按乙方（即被告與告訴人）所通知之期限內交出有關證件、印章及代書費用交與乙方，以資辦理登記手續‧‧‧。」再依該契約附件㈡委託代辦貸款契約書第三條約定：「甲方（即符金臣）委託乙方（即被告及告訴人）代辦本約之各項手續所發生之規費、印花稅、代書費及保險等費用，應於取得遷入證明書前一次交付乙方代辦」，此有該買賣契約書、委託代辦貸款契約書各乙份在卷足參（見偵查卷第二十一至二十八頁），自上開約定可知，被告與告訴人同為前開預售屋之出賣人，且該預售屋整體稱之為「花蓮新貴」，暨買受人應支付之代書費、規費等費用，依約應交由買方（即被告與告訴人）收取，殊無疑義。況其中代書費（包含辦理貸款手續所有之規費）收取後固應交予代書甲○○，然並無Ａ棟Ｂ棟建商與地主不同分別收取之特別約定等情，亦經證人即代書甲○○於本院前審結證在卷（見本院上訴卷第四十頁）。㈢被告於八十二年五月六日，因收取符金臣所繳納之產權測量、登記、貸款等有關手續及依契約所載之規費、代書費等款項，而交付符金臣以被告丙○○、告訴人乙○○具名之收據乙紙作為憑證，該收據上並蓋有橢圓形戳章，其內記載「花蓮新貴業務專用章，ＴＥＬ：000000－0，花蓮市○○○路三號」等字樣，有收據影本乙紙附卷足稽（見偵查卷第十六頁），而依前開同意書及契約條款約定，被告本有權限代理告訴人乙○○收取各該購買戶所繳納之各項規費、印花稅、代書費等費用，而被告於收取後，以其名義及告訴人之名（其下並蓋用告訴人所交付之印章乙枚，此為告訴人所自承，見偵查卷第四十二頁），制作收據以交付繳款人，自屬有權制作之行為，而該橢圓形章戳所記載者為「花蓮新貴」，此乃該預售屋之名稱，非表明名義人為「新貴企業社」（另有該企業社方型印章及負責人即告訴人之另式印章可資區別，見本院更㈠卷被告九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答辯狀所附被證十一），是被告出具之收據上以被告及告訴人印章具名，依據前開說明，顯與偽造文書之構成要件有間。㈣至告訴人固曾於八十四年間，以被告收取前揭預售房屋購屋者林京瑩所繳交之代書費二萬元未轉交代書甲○○，亦未交予新貴企業社為由，自訴被告業務侵占罪，惟經本院審理結果係以該代書費係代書甲○○委託被告向客戶林京瑩收取，非屬於新貴企業社之合夥財產，且自訴人（即本件告訴人乙○○）非該代書費之所有權人，亦非有管領權之人，故非犯罪直接被害人為由，判決自訴不受理等情，有本院八十四年度上訴字第二○二號刑事判決乙份在卷可參（見偵查卷第十三至十五頁），該判決雖認定被告係受代書甲○○之委託收取代書費，且應將代書費交予甲○○，然依前開同意書、購買戶與預售屋出賣人即被告與告訴人間所訂之買賣契約及委託代辦貸款契約書之約定，被告有權代出賣人之一之告訴人乙○○ 收取代書費，並有權以乙○○之名義出具收據，實甚明確，至於被告收取該代書費後，是否應依其與甲○○間之約定，直接將代書費交付甲○○，此為另一問題，並不能以被告既未犯業務侵占罪，即行推論其對購買戶符金臣出具之收據為無權制作而涉犯偽造文書犯行。五、綜上所述，被告乃有權制作收據之人，並有權代理告訴人乙○○之名義制作該收據，依據前開說明，所為自不成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此外，復查別無其他事證足資證明被告確有公訴人所指之罪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審因予被告無罪之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以同意書授權範圍並不包括地主所分得之Ｂ棟，仍指被告應成立偽造文書罪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邱雲昌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審判長法官吳鴻章法官林德盛法官張健河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敍述理由者，並應於提出上訴狀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狀(須附繕本)。書記官哈廣明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

臺灣高等法院 花蓮分院九十一年度上更(一)字第二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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