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度審易字第1062號｜刑事：竊盜｜裁判日期：111 年 04 月 25 日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審易字第1062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梅茵鳳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4192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梅茵鳳無罪。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梅茵鳳前在陳奕文所開設位於高雄市○○區○○ ○街000號「丼自慢」餐飲店任職，知悉現金櫃密碼鎖密碼，於民國109年7月間離職，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0年4月23日5時27分許，利用該店非營業時段、無人在場之際，開啟該店未上鎖之鐵門進入後，開啟置於3樓之現金櫃（有密碼鎖），竊取陳奕文所有之現金新臺幣（下同）9萬1046元，得手後於當日6時8分許，駕駛車號000-0000號重型機車離開，經陳奕文發現店內財物遭竊後，報警調閱監視器畫面，而查知上情。案經陳奕文提出告訴，因認被告梅茵鳳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被害人關於被害經過之陳述，常意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其證明力自較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證言薄弱，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之相同意旨，自應認有補強證據之必要，以增強其陳述之憑信性。而此之補強證據，係指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毋需依附於被害人之陳述即足以證明待證事實之一部或全部，而具有獨立之證據價值而言；且必被害人證述之被害經過與供為擔保之補強證據，俱無瑕疵可指，始足據為判決之基礎。若證據本身存有瑕疵，在瑕疵未究明前，事實審法院仍採為有罪之根據，則其自由判斷之職權行使，即不得謂非逾越範圍，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6092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復按，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三、檢察官認被告梅茵鳳涉有本件竊盜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陳奕文於警詢、偵訊（偵卷第13至15、83至85頁）證述、告訴人提供之記帳資料1張、監視器翻拍照片8張（偵卷第17至23、93頁），資為論據。惟訊據被告梅茵鳳雖坦承有至「丼自慢」小吃部1樓現場，然矢口否認有上開犯行，辯稱：我只是到該店裡1樓休息，當天進入店內前有傳訊息跟陳奕文說，但是他沒有回應我，而且我不知道金櫃的密碼云云（審易卷第152、195、197頁）。四、經查：㈠證人即告訴人陳奕文固於偵訊時證稱：我都把當天收入的錢放在3樓桌子抽屜，有1按鍵式密碼鎖住抽屜，被告以前是這間店的店員，她知道錢放在哪裡，也知道密碼，因為我跟她講過；我有記帳本，我能夠告訴警方當天店內現金數量；1 樓有小鐵門平常就沒有上鎖，所以被告直接推門進入的等語（偵卷第84頁）。然告訴人陳奕文於警詢陳稱：1樓的門窗沒有上鎖，3樓有喇叭鎖，現金櫃也有密碼鎖等情（偵卷第14頁）。可見，該店1樓門窗既然沒有上鎖，則被告雖警詢坦承因4月23日清晨5時27分至6時8分進入該店1樓、在店內靠近鐵門椅子上休息等情（警卷第10頁），即其未經店主即告訴人同意率即開門入內休息，然被告否認知悉3樓現金櫃之密碼，究無從以被告開門到店內1樓停留影像之錄影照片，而推論被告有至該店3樓現金櫃行竊系爭財物之犯行。㈡再者，依該店隔壁飲料店所提供監視擷取照片（警卷第17至2 5頁），顯示僅有被告於該店1樓開門、進入隔壁店與職員對話、離開該店1樓等情，並無被告進入該店後上去2樓、進到3樓、開啟現金櫃等內容，自無從僅以告訴人單方指訴被告知悉現金櫃之密碼一情，而推論3樓金櫃之系爭財物為被告所行竊。又告訴人於偵訊既稱被告已經離職快1年了、上該店3樓尚有喇叭鎖（偵卷第84頁），然卷內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持有上去3樓之喇叭鎖之鑰匙，因此若謂被告未經開啟喇叭鎖逕行上去3樓，尚難符一般社會事理。㈢復以，本件經警方鑑識單位於「丼自慢」店內拍攝採集相關指紋跡證，經送驗結果，編號4-2棉棒經抽取DNA檢測，未檢出足資比對之DNA-STR型別，編號4-1掌紋帳片，亦非被告之掌紋，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0年5月26日高市警刑鑑字第11033124700號鑑定書及110年5月5日高市警刑鑑字第11032654600號函各1份在卷可佐（偵卷第43、45頁），足見，尚無從證明被告有進入3樓房間、開啟現金櫃竊取財物之情事。㈣此外，告訴人雖提供記帳資料1張，可資釋明該段時間有所損失，然因尚無具體證據證明被告至該店3樓現金櫃行竊，則該張記帳資料亦無從為被告不利認定之證據。故本件在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確有竊盜系爭財物以前，尚難僅憑卷內現有之證據，而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五、綜上，本件檢察官提出之各項證據，猶不足為被告有本案竊盜犯行之證明，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確有檢察官所指上開犯行，就此既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法條、判決意旨，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蘇聰榮偵查起訴，檢察官呂乾坤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1 年 4 月 25 日刑事第五庭法官李昆南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中　　華　　民　　國　　111 　年　　4 　　月　　26　　日書記官鄭仕暘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審易字第106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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