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度訴字第八一號｜刑事：偽造有價證券等｜裁判日期：90 年 11 月 20 日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年度訴字第八一號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丙○○ 甲○○ 右　二　人選任辯護人　黃仕昆右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八年度偵續字第三八三號），本院判決如左：主文丙○○意圖供行使之用，而變造有價證券，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偽造之「乙○○」印章壹枚、發票人為連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面額新台幣壹佰伍拾肆萬貳仟陸佰元之支票上，變造之發票日八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及其上偽造之「乙○○」印文貳枚，均沒收。甲○○無罪。事實一、丙○○係設於高雄縣鳳山市○○路一六五巷二四之二號之「高頂鋼鐵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高頂公司）實際負責人，於民國八十三年九月間，承攬「連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連益公司）位於高雄縣仁武鄉○○段一○五六之三一號地號上之鐵皮屋工廠房興建工程後，得知上開鐵皮工程之基地中有部分為農地（仁營段一○五七地號之土地），丙○○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並基於概括犯意，向連益公司負責人乙○○佯稱：可將該農地變更為工業用地，於八十五年十月二日，又得知乙○○之公公林章所有坐落高雄縣仁武鄉○○段六八七號、六八九號、七二○號、七三八號等四筆土地欲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乙○○之配偶林瑞賢及其兄弟等人，丙○○又向乙○○佯稱：可一併代辦，並稱農地移轉必須繳納農地土地增值稅新台幣（以下同）一百五十四萬二千六百元。乙○○表示現金不足，丙○○即稱：可向農會辦理貸款，以繳納土地增值稅，並要求乙○○交付同額之支票，由其代為處理，乙○○不疑有他，遂以連益公司之名義，簽發發票日八十五年十月十六日之同額支票（票號ＡＪ0000000號）一紙，交付丙 ○○，嗣後乙○○向農會查詢結果，得知農地移轉勿須課徵土地增值稅，且縱使須課徵，其稅款亦不致如此之多，遂向丙○○表示不欲辦理移轉登記，並擬索回前開支票，丙○○竟又謊稱其已請人代為辦理，並代墊六十萬元，要求乙○○償還六十萬元，乙○○遂於八十五年十月十六日以電匯方式匯款六十萬元至不知情之甲○○設於高雄縣鳳山信用合作社營業部之帳戶內，惟丙○○仍未返還該支票，而於八十八年一月間某日意圖供行使之用，在不詳點，偽造「乙○○」之印章一枚，並蓋用於系爭支票之發票日上，偽造「乙○○」二枚印文，並將發票日更改為八十八年二月十六日，而變造系爭支票，變造完畢後，將之交付訴外人丁○ ○，嗣丁○○於系爭支票經變造之發票日提示後，不獲付款，連益公司及乙○○ 始知受騙。二、案經連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乙○○訴請請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壹、有罪部分：一、訊據被告丙○○坦承於右揭時間，將系爭支票之發票日更改為八十八年二月十六日，惟矢口否認有何偽造乙○○之印章、印文於系爭支票上，而變造系爭支票上發票，亦無欺之犯行，辯稱：系爭支票是乙○○開給我，用以付給戊○○的浪板工程款，我收到這張支票後，我太太甲○○以為是我的工程款，才背書之後將支票存入她的帳戶，之後，我向甲○○表示這筆錢是要付給戊○○的工程款，才再把支票拿出來交給戊○○，後來乙○○要求我不要提示系爭支票，我向乙○○說這張支票要叫人抽回來，要拿現金來換，他說他沒有那麼多錢，我就說我這邊有九十幾萬元並叫乙○○再湊六十萬元去向戊○○把這張票抽回來，我從頭到尾，我都沒有說要變更土地一事，系爭支票從戊○○那邊抽回來之後，我拿到乙○○ 的辦公室，當時乙○○表示沒有錢，亦無法答覆何時有錢，我請他在支票上的發票日期欄蓋兩個章，並要求我讓她延緩兩年，兩年後才會將票轉出去，之後我要將支票轉出去前，我還有打電話給乙○○的先生林瑞賢說我要將支票轉出去了，之後我才將支票轉給丁○○云云。二、然查，右揭事實業據告訴人連益公司之代表人乙○○及代理人蔡建賢律師分別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指訴綦詳，並有系爭支票原本及退票理由單各一紙附於偵查卷（八十八年度偵續字第三八三號卷第六十五頁）、匯款單影本一份及告訴人所提出之帳冊影本一份在卷可稽，被告丙○○對於更改系爭支票之發票日，及前開帳冊上之簽名之真正均不否認，而該帳冊中，由被告丙○○簽名，並註明「丙○○ 代收」字樣之帳款，前後有：「昱茂增值稅三十一萬六千一百十七元」、「丙○ ○（農莊）三十萬元」、「高頂（農地變更保證金）十九萬三千六百二十九元」、「高頂（農地變更代辦費二分之一，現金五十四萬六千三百四十一元」、「龍鳳增值稅十百十六萬零六百六十八元」、「龍鳳農地補增值稅，丙○○代收，十六萬九千九百九十七元」、「丙○○，一百五十四萬二千六百元，票號0000 000（農地增值稅）」等多筆，其中一百五十四萬二千六百元，票號0000 000用以支付農地增值稅之支票，即係本件系爭支票，是告訴人指訴被告丙○ ○以繳納農地增值稅為由，要求乙○○以連益公司之名義簽發系爭支票等情，洵非虛詞。次查，系爭支票上之印文經送請法務部調查局鑑定結果：發票人簽章欄「乙○○」之印文與乙○○所提出送鑑定之印章相同，而發票日欄上之「乙○○ 」印文二枚與乙○○送鑑定之印章之印文及發票人簽章欄之「乙○○」印文均不同，此分別有法務部調查局九十年五月二十三日（九○）陸（二）字第九○○二六六五九號、九十年六月二十日（九○）陸（二）字第九○○三五三二七號鑑定通知書各一份附於審卷可按。被告雖辯稱：係乙○○蓋章同意後，伊才自行更改發票日期云云，為乙○○所否認，被告丙○○復無法提出證據方法以供查證，所辯已難採信。而系爭支票上發票日上之二枚「乙○○」印文，與發票人簽章欄之「乙○○」印文，極為相似，非經鑑定，僅憑肉眼甚難辨識，而乙○○前開送鑑定之印章仍有保存，衡諸常情，顯無再刻一枚極為相似印章之必要，是該發票日欄上「乙○○」之印文二枚，應係被告丙○○於變造發票日時盜刻印章所偽造之印文無訛。被告丙○○復辯稱：伊請甲○○將支票拿出來交給戊○○，後來乙○ ○要求伊不要提示系爭支票，伊拿九十幾萬元並叫乙○○再匯款六十萬元，由伊去向戊○○把這張票抽回來云云，為乙○○所否認，而證人戊○○於偵訊時，並未提及被告丙○○有交付一百五十萬元一事，況若乙○○匯款六十萬元予被告丙 ○○，係用以向戊○○換回系爭支票，則票款僅剩九十餘萬元，乙○○焉有同意更改發票日，未主張支票金額應減為九十餘萬元，或另行簽發一紙支票以取回系爭支票之理？綜上，被告丙○○所辯與前開事證不符，亦違背常情，顯不足採信，其以農地變更為工業用地及農地移轉所有權須繳納增值稅為由，向乙○○詐得系爭支票及六十萬元，並意圖供行使之用而變造系爭支票之發票日為八十八年二月十六日之犯行，均堪認定。三、核被告丙○○所為均係犯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項之變造有價證券罪、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詐欺罪。被告丙○○偽造印章、印文係變造有價證券之階段行為，其偽造印文於有價證券，係變造有價證券之部分行為，又其變造有價證券後進而行使，行使有價證券之低度行為應為變造之高度行為所吸收，應僅論以意圖供行使之用而變造有價證券罪。被告丙○○先後二次詐欺犯行，時間緊接，犯罪構成要件相同，顯係基於概括犯意反覆為之，應依連續犯之規定，論以一罪。被告丙○○所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變造有價證券罪與詐欺罪間，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應從一重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變造有價證券罪處斷。又系爭支票確係乙○○ 以連益公司之名義簽發交付被告丙○○，於票據債權時效消滅後，遭被告丙○○ 變造發票日而轉讓予訴外人丁○○，經提示後，因存款不足而不獲付款，有退票理由單一紙在卷可稽，對告訴人連益公司及乙○○之損害尚非嚴重，倘科以法定刑最低度刑之有期徒刑三年，衡之常情，猶嫌過重，其犯罪情狀尚可憫恕，爰依刑法第五十九條規定減輕其法定本刑。爰審酌被告前無犯罪記錄，有本院被告院內索引卡記錄表、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記錄表可考，素行良好，因一時貪念，而為上開犯行，犯後雖未坦承犯行，惟態度良好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偽造之「乙○○」印章一枚雖未扣案，然無證據證明業已滅失，應依刑法第二百十九條宣告沒收；系爭發票人為連益公司、面額一百五十四萬二千六百元之支票，變造之發票日八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及其上偽造之「乙○○」印文二枚，均應依刑法第二百零五條之規定宣告沒收。貳、無罪部分：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係高頂公司之名義負責人，亦係認公司之會計，與被告丙○○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並基於概括犯意，向連益公司負責人乙○ ○佯稱：可將該農地變更為工業用地，於八十五年十月二日，又得知乙○○之公公林章所有坐落高雄縣仁武鄉○○段六八七號、六八九號、七二○號、七三八號等四筆土地欲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乙○○之配偶林瑞賢及其兄弟等人，丙○○ 又向乙○○佯稱：可一併代辦，並稱農地移轉必須繳納農地土地增值稅新台幣（以下同）一百五十四萬二千六百元。乙○○表示現金不足，丙○○即稱：可向農會辦理貸款，以繳納土地增值稅，並要求乙○○交付同額之支票，由其代為處理，乙○○不疑有他，遂以連益公司之名義，簽發發票日八十五年十月十六日之同額支票（票號ＡＪ0000000號）一紙，交付丙○○，嗣後乙○○向農會查詢結果，得知農地移轉勿須課徵土地增值稅，且縱使須課徵，其稅款亦不致如此之多，遂向丙○○表示不欲辦理移轉登記，並擬索回前開支票，丙○○竟又謊稱其已請人代為辦理，並代墊六十萬元，要求乙○○償還六十萬元，乙○○遂於八十五年十月十六日以電匯方式匯款六十萬元至被告甲○○設於高雄縣鳳山信用合作社營業部之帳戶內，惟丙○○仍未返還該支票，而於八十八年一月間某日意圖供行使之用，在不詳點，偽造「乙○○」之印章一枚，並蓋用於系爭支票之發票日上，偽造「乙○○」二枚印文，並將發票日更改為八十八年二月十六日，而變造系爭支票，變造完畢後，將之交付訴外人丁○○，嗣丁○○於系爭支票經變造之發票日提示後，不獲付款，連益公司及乙○○始知受騙，因認被告甲○○亦涉犯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判例參照）。次按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四十六年臺上字第二六 ○號判例參照）。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甲○○涉犯前開偽造有價證券、詐欺犯行，無非是以告訴人之代表人乙○○及代理人蔡建賢律師於偵、審中之指訴，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各一紙、帳冊一份、匯款單一份，及被告甲○○負責高頂公司之會計業務，前開六十萬元之款項亦係匯入其帳戶，資為論罪之依據。訊之被告甲○○固坦承係高頂公司之名義上負責人，並負責會計工作等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變造有價證券、詐欺犯行，辯稱：伊僅係高頂公司掛名之負責人，實際負責人係被告丙○○，伊只擔任會計，不認識乙○○，亦未與乙○○接觸，系爭支票是丙○○交給伊入帳的，所以伊才在後面背書，後來，丙○○說這張支票是要付給別人的，所以伊才將支票抽出來，不能以伊有背書，即認定伊與有詐騙告訴人等語。四、經查：（一）被告甲○○係高頂公司之名義負責人，實際負責人係被告丙○○，已據被告丙 ○○、甲○○陳明在卷，而告訴人之代表人乙○○及代理人於偵審中，均指稱：被告丙○○向其佯稱可將農地變更為工業用地，及可代為辦理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語，並未具體指訴被告甲○○有何施用詐術使其陷錯誤之犯行，又告訴人所提出之帳冊，有關高頂公司款項之簽收，均係被告丙○○所簽收，是被告甲○○辯稱：伊僅係掛名之負責人，未與乙○○接觸等語，尚非虛詞。又系爭支票發票日之變造，係被告丙○○所為，已如前述，依卷內所存之資料，尚無法證明被告甲○○有何與被告丙○○共同變造系爭支票之犯行。（二）乙○○於八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匯款六十萬元至被告甲○○帳戶之事實，業據為被告甲○○陳明在卷，並有台灣銀行匯款單一紙在卷可稽，惟告訴人於告訴狀已陳明係被告丙○○向乙○○表示已委託他人代辦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並代墊六十萬元，告訴人必須償還之六十萬元，告訴人始匯款六十萬元至被告甲○ ○之帳戶，並於偵訊中陳明：因帳冊及支票是匯入被告甲○○之帳戶，才告其詐欺等語（八十八年度偵字第六三五三號卷第六十七頁反面），被告甲○○與丙○○係夫妻，甲○○復為高頂公司名義上之負責人，則被告丙○○借用被告甲○○之帳戶從事金錢往來，乃事理之常，尚難以此遽認被告甲○○與被告丙 ○○有詐欺及變造有價證券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三）綜上所述，既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甲○○有何施用詐術，使乙○○陷於錯誤及變造上開支票之犯行，是被告甲○○與刑法詐欺取財罪及變造有價證券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而前開匯款單固足認乙○○係將六十萬元匯入被告甲○○之帳戶，然尚不得據此推論被告甲○○有何施用詐術及變造前開支票之犯行，亦難據此而認被告甲○○與被告丙○○就前開詐欺及該造有價證券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自難以變造有價證券、詐欺取財罪相繩，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甲○○確有公訴人所指之變造有價證券、詐欺犯行，不能證明被告甲○○犯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刑法第五十六條、第二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第五十五條、第五十九條、第二百零五條、第二百十九條，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一條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朝震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二十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庭法官涂裕洪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書記官賴佳慧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刑法第二百零一條：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行使偽造、變造之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九十年度訴字第八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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