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度易字第1854號｜刑事：違反保護令罪｜裁判日期：100 年 02 月 09 日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9年度易字第1854號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蔡輔晃選任辯護人　陳三兒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保護令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9年度偵字第16327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蔡輔晃無罪。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蔡輔晃與告訴人張玉佩前為夫妻，2 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 條第1 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前因對告訴人為家庭暴力，經本院於民國98年7 月30日以98年度家護字第803 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裁定，令其不得對告訴人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不得為騷擾行為，保護令有效期間為1 年，被告並已知悉該保護令內容。詎被告於99年4 月18日凌晨1 時30分許，在其位於高雄市○○區○○路78巷28號住處為女兒金融帳戶及印章問題與告訴人發生爭執，被告竟對告訴人大聲咆哮，並要求告訴人退還結婚時聘金、且說告訴人當初是騙婚等語，因認被告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 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嫌等語。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第159 條之5 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均經當事人於法院審判期日中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易卷第 25 頁），而不予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此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揆諸前開規定，應認前揭證據資料均例外有證據能力。三、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及40年台上字第86號分別著有判例可資參照。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茍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且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亦分別著有30年上字第816 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可資參照。又家庭暴力防治法所謂之騷擾，係指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為該法第2 條第5 款所明定。四、公訴人認被告蔡輔晃涉犯上開違反保護令罪嫌，無非以被告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述、本院98年度家護字第803 號民事通常保護令等資料為其主要論據。五、訊據被告固不否認與告訴人張玉佩曾為夫妻，本院以前揭民事通常保護令，禁止被告對告訴人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騷擾之行為，被告業已知悉保護令之內容，被告與告訴人於99年4 月18日凌晨1 時30分許，在被告住處因女兒金融帳戶及印章之事發生爭執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違反保護令之犯行，辯稱：伊當時情緒平和，並未違反保護令對告訴人大聲咆哮，自始至終並未要求告訴人退回聘金或指責告訴人騙婚，當日係告訴人自己大吵大鬧，伊一直安撫告訴人之情緒，伊見告訴人情緒失控，原已撥打110 ，打算報警處理，因告訴人發現伊打電話報警，情緒更加失控，被告為安撫告訴人，才未再撥打110 電話等語，經查：㈠被告、告訴人曾為夫妻，2 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 條第1 款規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前因家庭暴力行為，經本院於98年7 月30日以98年度家護字第803 號民事通常保護令禁止被告對告訴人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騷擾之行為，前揭民事通常保護令並已合法送達於被告，被告已知悉保護令之內容等情，為被告所自承在卷（見本院審易卷第36頁），並經本院調閱98年度家護字第803 號卷宗查閱無誤，並有保護令影本乙份附於偵查卷可稽（見偵卷第12、13頁），首堪認定。㈡告訴人雖於警詢、偵查時指述被告於99年4 月18日凌晨1 時30分許，在被告住處因2 人女兒金融帳戶及印章問題發生爭執，被告對其大聲咆哮、辱罵，並要求其退還結婚時新臺幣（下同）36萬元之聘金、且表示其當初是騙婚即拿取聘金之事等語（見偵卷第4 頁背面、第23頁），惟經本院勘驗被告所提出被告、告訴人2 人於99年4 月18日凌晨1 時24分許當時在被告住處之對話錄音，兩人係因女兒金融帳戶之事有所爭執，告訴人於整段對話過程，多為「因為我信任你，我把簿子跟印章都給你保管，那時候你答應我說那個錢你要保管女兒等到大，我信任你，我信任你，如果現在說要看印章你也拿不出來，問你錢你說九月份也早就花光，問你印章也是一樣的態度，現在我在問你的時候想幫女兒存基金的時候，你現在也問我說你拿不出來，你怎麼做人家爸爸的」、「難道你離婚了，你兒子自己做錯事了，我難道做一個我離婚的媳婦也要負責嗎」、「要和解要復合，說沒有我不行，然後你現在說什麼信任我因為女兒來我才來的，你的話要不要錄起來啊？你連你第一個女朋友4 、5 萬你也敢給別人拿走，阿你現在也是在討36萬」等指責之口語，情緒多處於激動狀態，偶有大吼，被告則多以「妳可不可以先回去妳住的地方，我們女兒在這邊不好，好不好？可以嗎？算我拜託妳好不好」、「妳先回去啦，不然我，我們現在這樣子我覺得妳根本就是要吵架而已」、「安靜啦，不要再吵了」、「小聲一聲」等平和、安撫的語氣回應告訴人，自始至終並未聽聞被告有大聲咆哮或辱罵告訴人之情事，有本院100 年1 月19日勘驗筆錄乙份在卷可查（見本院易卷第29至40頁）。㈢另兩人就聘金一事之對話內容，除因告訴人以「我也不喜歡你這樣子，我們兩個人存在沒有信任感，你跟你女朋友你詐光你女朋友的錢，人家拿錢給你投資，為什麼你要花光別人的錢」之言詞，指責被告以投資名義拿取被告女友金錢，係詐光並花用女友錢財，被告遂回稱「那我問妳，36萬妳不還給我們，那不是詐光嗎」，反以告訴人未退還36萬元聘金之事質問告訴人可否亦稱為詐光之外，其餘爭執內容涉及聘金之部分，均係告訴人以「你不要生氣時候就說拿36萬啦，就算也是退回來的，然後你媽再匯給我的」、「如果你鄰居再問我，我就說你們家蔡輔晃要我拿36萬拿出來還我不爽我離婚這樣可不可以？你要不要臉？你要不要臉？你要不要臉你跟我講？你要不要臉？你要不要臉？」、「我幫你打11 0可以嗎？你剛剛說聘金36萬要還嗎？我們家聘金36萬已經退了，是你媽自己匯來的，這樣可以了嗎？」、「你動不動就要講36萬，你妹也有拿聘金，我家是退聘金的，你妹你媽都拿聘金了，你還敢講什麼，我家是退聘金的」等言詞指責被告先前多次提及並要求退還聘金之事，被告則均以「好，安靜安靜」、「不要這樣吵啦」、「噓，安靜一點，左鄰右舍不要再吵別人了啦」、「不要再推妹妹了啦！好不好」等安撫口氣回應，並未有積極要求告訴人退還聘金或指責告訴人騙婚之言詞，有前開勘驗筆錄乙份在卷可查（見本院易卷第29至40頁），告訴人之指述內容，核與2 人當時之對話情節不符，尚難逕予採信。㈣此外，告訴人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亦陳稱：在上開錄音開始前，雙方之情緒平和，其僅單純向被告提及要替女兒存款之事，兩人意見雖不一致，但尚未達吵架之程度，後來因女兒印章之事方起爭執，被告把女兒存摺高舉在頭上，不讓其觀看，兩人開始吵架約5 分鐘後，被告才開始錄音等語（見本院易卷第48頁），亦可徵被告與告訴人其時雖有爭執，惟自爭執起始，被告並無任何辱罵或有任何肢體侵害，亦或打擾、警告、嘲弄告訴人之行為，基此，實難認被告對告訴人有何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或騷擾行為。六、綜上，公訴人所提證據，不足為被告有違反保護令而對告訴人實施精神、身體上不法侵害及騷擾行為之積極證明，所指出證明之方法，亦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此外查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認被告有何違反保護令之犯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參以首開規定，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雅婷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 100 年 2 月 9 日刑事第十八庭法官高瑞聰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華民國 100 年 2 月 11 日書記官林修弘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9年度易字第185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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