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375號｜法律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9年度訴字第375號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甲○○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8年度偵字第21439 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甲○○無罪。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業經本院通緝，待緝獲再行審結）係址設高雄縣鳳山市○○路36號「大佳房屋企業社」（下稱大佳企業社）之負責人，被告甲○○為該社之職員，2 人均從事不動產之仲介、買賣等業務。緣丁○○於民國98年5 月23日至大佳企業社，委託丙○○居間購買乙○○○所有、坐落高雄縣鳳山市○○○段9-199 號土地及其上同段409 號建物、門牌號碼為高雄縣鳳山市○○路50巷2 號建物（下稱上開房地），詎丙○○、甲○○明知渠等從未與乙○○○（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洽談委託代售事宜，竟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之犯意聯絡，先由丙○○向丁○○佯稱：已向乙○○○接洽上開房地標售事宜云云，致丁○○陷於錯誤，遂於同日即與丙○○簽訂「議價委任書」，並支付新臺幣（下同）36萬元充作定金，由甲○○收受後轉交丙○○。嗣上開房地由他人標得，經丁○○多次向丙○○、甲○○催討返還定金，丙○○等僅返還其中6 萬元，而拒不返還其餘30萬元，始知受騙。因認被告甲○○涉犯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嫌云云。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及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76年台上字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三、檢察官認被告甲○○涉有前開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丁○○、證人乙○○○於偵訊中之供述、議價委任書、收據、高雄縣鳳山市地政事務所土地所有權狀、建物所有權狀、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確認書、本票為其論據。就證據能力部分，分述如下：（一）按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3 規定，證人、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或鑑定意見不得作為證據。而告訴人之指訴雖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但非本法第三條所稱之「當事人」，乃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除依同法第271 條之1 規定到庭單純陳述意見時，毋庸具結外，如就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之親身知覺、體驗事實陳述時，即居於證人之地位，依上開規定，自應依同法第186 條第1 項規定命其具結，使告訴人知悉其有據實陳述之義務，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該供述證據始具證據能力，如未踐行人證之法定調查程序，應不得作為證據（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37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丁○○係本件之告訴人，其於偵訊中，檢察官訊問本件被害之經過，本質上屬於證人，自應依法具結，檢察官未命其於供前、供後具結，復亦查無有何依法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揆諸前揭說明，丁○○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依法自不得作為證據。（二）按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4 第1 款定有明文，此所謂「紀錄文書」，係指就一定事實加以記載之文書，如戶籍謄本、不動產登記簿、前科資料紀錄表、收發文件紀錄簿及出入登記簿等是，而所謂「證明文書」，則指就一定事實之存否而為證明之文書，如印鑑證明、繳稅證明書、公務員任職證明、選舉人名簿等均屬之，上述「紀錄文書」或「證明文書」，並不限於針對特定事件所製作，祇要公務員基於職務上就一定事實之記載，或就一定事實之證明而製作之文書，若其內容不涉及主觀之判斷或意見之記載，即屬於上述條款所稱文書之範疇（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81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卷附之土地、建物所有權狀、土地謄本，均係地政事務所之承辦公務員，公務上所製作之文書，其內容均不涉及主觀之判斷或意見之記載，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均應有證據能力。（三）卷附議價委任書、確認書、本票，均係被告自行製作之文書，自不受傳聞法則之拘束，復查無違法取得之情事，應具有證據能力。四、訊據被告甲○○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並辯稱：我是公司的營業員，是公司說上開房地為公司的投資案，可以開放給公司同仁去賣，我按照公司指示去賣房子、接洽客戶，係確實基於賣房子的意思，並沒有要詐騙告訴人丁○○；且告訴人所交付的斡旋金，我收到後就交給公司了，在告訴人沒有買成上開房地後，公司答應退還斡旋金，但那筆錢放在公司遺失了，我基於對告訴人丁○○的責任，當然要想辦法來跟公司爭取，趕快把錢還給告訴人，是因為公司經營狀況不好，才沒有辦法馬上還給告訴人，並沒有要欺騙告訴人等語。經查：（一）被告甲○○為大佳企業社之房屋仲介業務員，有介紹坐落於高雄縣鳳山市○○○段9-199 地號之土地、高雄縣鳳山市○○路50巷2 號之房屋給告訴人丁○○，並與告訴人簽訂議價委任書，約定協議期間為98年5 月23日至98年6 月3 日，期間內，甲○○有義務為告訴人就其有意購買之上開房地向所有權人進行議價，告訴人並交付36萬元現金予甲○○；而上開房地之所有權人為丙○○之母親乙○○○；嗣甲○○與丙○○共同於98年6 月12日開立票號CH599103、面額36萬元、到期日為98年6 月19日之本票1 紙給告訴人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丁○○於本院審理中、證人乙○○○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證人即共同被告於. 偵訊中證述明確，並有議價委任書影本、收據影本、高雄縣鳳山市地政事務所土地所有權狀影本、高雄縣鳳山市地政事務所建物所有權狀影本、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影本、確認書影本、支票影本各1 份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二）證人乙○○○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均證稱：丙○○是我兒子，高雄縣鳳山市○○路50巷2 號的房子跟土地都是我的，但我的房子只有21世紀公司有來問過，與丙○○無關，他都沒有跟我講過，我也不知道丙○○有向告訴人收取36萬元，直到法院通知我，我才知道這件事情等語（偵卷第43-44 頁，本院卷第50-51 頁背面）。參以被告甲○○所提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審訴卷第24至25-5頁），可見上開房地係透過21世紀不動產鳳山捷運站店以460 萬元賣出，由丙○○代理乙○○○簽訂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是證人乙○○○表示其所有之上開房地只有21世紀來問過，丙○○並無代理出售之權等語，應屬為真，丙○○自始即無出售上開房地之權。（三）公訴人雖認大佳企業社並無代上開房地所有權人乙○○○出售上開房地之權，又向告訴人丁○○佯稱有經屋主託售之情，自屬施用詐術，而使告訴人陷於錯誤。惟證人即告訴人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當初要購買上開房地的時候，是與大佳企業社的甲○○接洽的，他帶我們去看了2 次房子，我覺得不錯，就想要簽約，委託他去幫我們買這間房子，當時丙○○也有在場，但丙○○一聽到我們開出的價錢，就跟我們說價錢太低，不可能以這種價錢賣出，是我們之後回去想想，真的很喜歡這間房子，才想說再請仲介幫我們跟屋主談談看，所以主動聯繫甲○○，甲○○跟我說為了要讓屋主看到我們的誠意，希望我可以拿出比較多的訂金，所以我就給他36萬元等語（本院卷第47-50 頁）。可見告訴人與被告甲○○接洽要購買上開房地，原本因丙○○表示告訴人所出的價錢太低，無法為其仲介，係告訴人思索後主動表示願意加價，再委託被告甲○○向屋主議價。則告訴人既係經由自己本身思考過後，才再度委由被告甲○○代為向屋主仲介，並交付現金36萬元，以示誠意，自無陷於錯誤之情形。至於被告甲○○有無涉侵占罪嫌，係另一問題，與本案無涉。（四）又公訴人雖依證人即告訴人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當初要購買上開房地的時候，是與大佳企業社的甲○○接洽的，他帶我們去看了2 次房子；我想要買這間房子，就拿了36萬元當作訂金，交給甲○○；後來我們一直要求甲○○傳土地謄本、建物謄本等資料給我，甲○○一直都沒有傳，剛好我朋友可以調，我就請我朋友幫我看看，我朋友看完就跟我說這個房子的所有權很複雜，叫我不要買，我就想要退回之前我交給甲○○的訂金，一直到我們委任期滿的隔天，我請他們把訂金交還給我，丙○○就跟甲○○一起來找我，說屋主已經收了我的訂金，我要求當下簽約，丙○○就說因為屋主出國，所以要延一個禮拜才能簽約，我們就約98年6 月19日，當天我會同代書一起去大佳企業社要簽約，甲○○也在場，丙○○才跟我們說錢丟掉了，要我再等一個禮拜，他要還我錢，我又等了一個禮拜，甲○○才跟我說那個房子是丙○○媽媽的，因為別人開的價格比我好，所以他要賣給別人，不要賣給我，我說好，沒有關係，我也不收違約金，把錢還我就好了，結果他都沒有還錢，只有還6 萬元等語（本院卷第47-50 頁），及告訴人要求解約返還先前交付之36萬元時，被告甲○○與丙○○共同開立36萬元本票1 紙（偵卷第13頁）予告訴人，而認被告甲○○應明知大佳企業社並無受到乙○○○之售屋委託，仍收受告訴人丁○○所交付之36萬元現金，並表示要代為向屋主議價，實與丙○○間有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惟被告甲○○身為大佳企業社之職員，從事不動產之仲介、買賣等業務，其薪資除基本底薪之外，並以每月達成之業務量來計算抽成獎金，是業務員所談成之交易量及交易金額愈高，所得之抽成獎金亦愈高，自有開發新客源、鞏固舊客源之壓力，與客戶間具有強烈之依存關係。而大佳企業社既已表示上開房地為公司之投資案，可以交由公司同仁出售，被告甲○○為求工作績效表示，在告訴人丁○○主動表示有意購買上開房地時，自會積極帶同告訴人前往看屋，並促成此件交易。且丙○○表示其為公司投資案，並非屋主託售，被告甲○○身為公司員工，自無可能對此公司宣布之議案有所質疑，並進一步追查上開房地之委託情形。又被告甲○○收受告訴人所交付之36萬元，亦悉數交由大佳企業社之負責人丙○○收受，其並無從中取得任何利益，此亦經證人丙○○於偵訊中證述明確（偵卷第36-37 頁）。再依證人即告訴人丁○○前開所述，被告甲○○確係多次帶同告訴人前往看屋，均無受到他人阻擋。則在上開情況下，被告甲○○因公司負責人丙○○表示上開房地係大佳企業社之投資案，鼓勵員工對外銷售，而積極與告訴人接洽看屋，被告甲○○因銷售上開房地所得之款項，亦悉數交由公司收受，是其未懷疑大佳企業社是否確有出售上開房地之權限，非無不能，自無從因而即認被告甲○○自始即有詐欺告訴人之犯意。縱嗣後被告甲○○與丙○○共同開立面額36萬元之本票1 紙予告訴人，作為日後大佳企業社還款之證明，惟證人丙○○於偵訊中證稱：甲○○在本票上簽名是告訴人要求的，而且甲○○是承辦人等語（偵卷第36-37 頁）。可見被告甲○○雖亦有於本票上發票人處簽名，惟其基於與告訴人接洽之承辦人身分，且為穩固告訴人之客源，自會就告訴人之損失表示負責，不能單以此節，即認被告確有參與本件犯行之犯意。參以丙○○因逃匿而經通緝，反觀被告甲○○均按時出庭，並表示願意償還告訴人損失等語（本院卷第56頁背面），亦與一般詐欺被害人錢財，嗣後逃逸無蹤，使被害人求償無門之情有別，自難認本件被告甲○○有何詐欺告訴人丁○○之犯意及犯行。五、末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亦為同法第161 條第1 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臺上字第128 號判例意旨參照）。綜上所述，本院依卷內證據資料調查結果，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詐欺取財之犯行，而公訴人既無法為充足之舉證，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本院本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則被告犯罪不能證明，依法自應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建宇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 99 年 8 月 18 日刑事第十二庭審判長法官黃建榮法官王品惠法官楊珮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華民國 99 年 8 月 23 日書記官郭南宏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37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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