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9年度訴緝字第64號

• 裁判案由: 偽造有價證券等
• 案件類型: 刑事
• 審判法院: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 裁判日期: 99 年 06 月 24 日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9年度訴緝字第64號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丙○○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7年度偵字第81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與同案被告蔡宜龍（業經本院以97年度訴字第1643號判決無罪在案）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竊盜犯意聯絡，分別於：
㈠民國95年8 月9 日19時許，共同至高雄市苓雅區○○○街68號「樂購彩券行」佯裝購買彩券，並一搭一唱以分散注意力，而趁被害人丁○○不注意之際，將1 本刮刮樂彩券藏於身後，適為被害人丁○○察覺取回彩券而未遂（起訴書附表編號9 ）。
㈡同年月12日10時30分許，共同至高雄縣鳳山市○○路184
號「飛來發彩券行」，1 人佯裝選購刮刮樂，另1 人則佯裝簽選大樂透，其中1 人趁被害人甲○○不注意之際，將刮刮樂彩券84張對摺放入口袋而行竊得手（起訴書附表編號13）。
㈢同年月14日17時許，其等2 人復同至前址之「飛來發彩券行」，並以同上分別佯為選購或簽注之方式，趁被害人不注意之際，將刮刮樂彩券14張對摺放入口袋而行竊得手，嗣為被害人乙○○○發現取回後逃逸（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4）。
因認被告丙○○就上述㈠部分涉犯刑法第320 條第3 項（起訴書誤載為第2 項）、第1 項之竊盜未遂罪嫌，其餘部分則均涉犯刑法第320 條第1 項之竊盜既遂罪嫌。檢察官並就以上所指犯罪，各以被害人丁○○、甲○○、乙○○○之指訴，為其主要依據。
二、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2 定有明文。又本條所規定「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應係指該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而其先前之陳述，從客觀上之環境或條件等情況加以觀察，有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可信性保證者而言（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597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於刑事案件偵查階段，首重犯罪嫌疑人之追查及蒐集犯罪事證，固非必賦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有反對詰問之權利，惟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乃刑事訴訟法第2 條第1 項所明定之注意規範，故內政部警政署先後發布「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要領」及「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91條等規定以資適用，期使指認人能於客觀、公平之環境及條件下，提高其指認之正確性，蓋被害人或目擊證人對於犯罪嫌疑人之指認，屬於一種特殊之證據方法，指認所得之證據，性質上固為一般人本於知覺（Preception）、記憶（Memory）、陳述（Narration
）之供述證據，然指認程序如過於簡易，一則由於指認如同「是非題」作答，指認之表述實際上即待證事實之結論（conclusion of issue ），縱踐行反詰問，亦無從對之質疑；二則由於容易受到有形或無形誤導，縱指認人之真誠性（Sincerity ）無虞，一般人在指認過程中往往出現錯誤而不自知（參考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356號判決意旨）。查本件被害人丁○○、甲○○、乙○○○均非案發後即向警方報案並請求追緝，衡情其等對於犯嫌記憶之留存，較諸案發後即積極請求檢警追查者而言，通常應相對薄弱或易為淡忘，而其等事後接受警詢時，距離所指案發時間均已逾半月，則在此等心理及時空背景下所為指認，自更應藉由嚴謹之程序機制以擔保其指認可信性，然依被害人丁○○於本院證稱：「案發當時未報案，是警察主動來找我們作筆錄，刑事組的人說沒有多一點人出來作證，『竊嫌』馬上又出來害人」（本院訴字卷二第163 頁、第166 頁）、甲○○於本院證稱：「其店內兩次失竊（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3、14所示之犯罪事實）都沒有報案，是警察自己到我們店裡，問我們是否有失竊刮刮樂彩券，然後請我們去派出所製作筆錄」（本院訴字卷二第64頁），且被害人甲○○、乙○○○同係於95年9 月1 日12時許接受警詢乙情，亦有其等警詢筆錄所載之詢問時間可考（他字卷第53頁、第56頁），可知警方係事後主動至各該彩券行查訪有無被害情形後，始對以上被害人製作警詢筆錄，復且，警方實施照片指認時，所提供被害人指認之檔案照片，影像均為黑白半身照，且僅有拍攝正面，而無其他角度之照片，畫面雖非完全不能辨識，但尚難清晰辨認。而以公訴意旨所指之行竊手法，多佯稱購物，店員未必警覺，且時間短暫，彩券行人來人往，如非有特別足以回憶、辨識之情狀，以上開非屬清晰且僅有正面上半身之檔案照片，欲得清楚無誤之指認，恐非易事。況被害人丁○○、甲○○、乙○○○於遭竊後均未報案，已如前述，其等或有息事寧人或無奈認賠之被害心理，嗣於警員到其等店內查訪詢問，驟然回憶，是否能正確指認嫌犯或陳訴被害過程，亦容有疑義，甚且，警員在實施指認時，亦均未事先讓被害人陳述所見嫌疑人特徵，以供憑核查考，且待指認照片中之人於外形上亦難謂無重大差異，有以上被害人之警詢筆錄及人犯相片指認一覽表（他字卷第41頁至第43頁、第53頁至第59頁）在卷可查，顯已違反「指認前應由指認人先陳述嫌疑人特徵；被指認之人在外形上不得有重大差異」等指認準則，自難認以上被害人係在客觀、公平之環境及條件下為指認。甚且，被害人丁○○於本院證稱：「（提示警詢指認照片）蔡宜龍可能有，但另外一人到底是哪一位，我真的有點搞不懂」（本院訴字卷二第164 頁）、證人甲○○於本院證稱：「失竊84張彩券的部分，我沒有看到，因為我在後面，刮刮樂是放在轉盤上；那個人我沒有看清楚，我沒有辦法指認」（本院訴字卷二第61頁、第62頁）、乙○○○於本院證稱：「95年有遺失彩券，當時我沒看到」（本院訴字卷二第66頁），然其等竟於警詢時均不約而同指認被告丙○○為竊嫌之一，益徵警員於實施照片指認時，是否有暗示及誘導之情形，確有可疑，據上說明，被害人丁○○、甲○○、乙○○○之指認，並非建立在具有保證可信性之客觀環境或條件之基礎上，自無「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可言，難認其等警詢陳述構成前揭傳聞法則之例外而承認其證據能力。
㈡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之4 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第159 條之5 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共同被告蔡宜龍於本案歷次之陳述，對被告丙○○而言，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為傳聞證據，惟檢察官及被告丙○○於本院均同意作為認定事實之證據（本院審字卷第45頁背面），且審酌其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得作為證據。
三、實體方面：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被害人之陳述如無瑕疵，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採為科刑之基礎；刑事訴訟上用以證明事實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至於有所懷疑，堪予確信其已臻真實者，始得據以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又按刑事實務上之對人指認，乃於案發後，經由證人（包括被害人共犯或目擊之第三人等）指證並確認犯罪行為人之證據方法。證人之指認，經綜合證人對事實之陳述及其於該事件中所處之地位等各項情況，足資認定其確能對被告觀察明白，認知被告行為之內容，該事後依憑個人之知覺及記憶所為之指認客觀可信，並非出於不當之暗示，亦未違悖一般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非單以證人之指認為被告論罪之唯一依據時，始得採為判決之基礎（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82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訊據被告丙○○堅決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沒有去偷檢察官本案所指被害人之彩券。經查：
⒈證人丁○○、甲○○、乙○○○於警詢指認被告丙○○竊盜之陳述，並無較可信之特別情況，而均不具證據能力，已如前述。
⒉關於被訴竊取丁○○彩券（即公訴意旨㈠）部分：
關於丁○○所經營彩券行之彩券遭竊情節，業據證人丁○○於本院證稱：「在警詢中提到2 名竊嫌將彩券藏於身後之情節，是另外1 位同事看到的；當時店內還有其他客人，我一手要賣彩券，一手要賣刮刮樂，不可能記得每個細節；當時我們只是要求對方趕快離開，我們也沒有主動報案」（本院訴字卷二第163 頁、第166 頁），足見丁○○當時忙於招呼其他客人，並未親自見聞歹徒之行竊過程，且事後復僅要求歹徒趕快離去，足認證人丁○○是否專注地見到歹徒面容，已屬有疑，且其能注視到歹徒面容之時間亦屬匆促有限，是證人丁○○能否真確指認竊盜之人，當屬有疑，此觀檢察官於交互詰問提示卷附人犯相片（他字卷第43頁）予丁○○表示意見時，丁○○除未能明確肯認蔡宜龍為竊嫌外，更陳稱另一位竊嫌究為何人，伊真的有點搞不懂（本院訴字卷二第164 頁），據此，自無法以丁○○之證述作為認定被告丙○○有為公訴意旨㈠所示犯行之證據；且因丁○○已陳明無法除蔡宜龍以外之另名竊嫌，故認檢察官聲請再次傳訊丁○○到庭作證，已無必要，應併敘明。
⒊關於被訴竊取「飛來發彩券行」84張彩券（即公訴意旨㈡）部分：
檢察官就「飛來發彩券行」於95年8 月12日遭竊彩券84張乙節，雖傳喚證人甲○○作證，惟據證人甲○○於本院證稱：「失竊84張彩券的部分，我沒有看到，因為我在後面，當時刮刮樂是放在轉盤上；我背對著他，所以沒有看到，我沒有辦法指認；是當天晚上結帳才發現怎麼少那麼多」（本院訴字卷二第61頁、第62頁、第64頁），已明確證稱其未見到犯嫌之行竊過程及容貌，自無法以甲○○之證述作為認定被告丙○○有為公訴意旨㈡所示犯行之證據。⒋關於被訴竊取「飛來發彩券行」14張彩券（即公訴意旨㈢）部分：
⑴檢察官就「飛來發彩券行」於95年8 月14日遭竊彩券14張乙節，雖傳喚證人乙○○○作證，惟據證人乙○○○於本院證稱：「95年有遺失彩券，當時我沒看到，我只知道97年遺失1 案；製作筆錄是指97年，95年那件我不知道」（本院訴字卷二第66頁），是乙○○○於本院證述內容，不足作為不利被告丙○○之認定，自不待言。⑵又證人甲○○固於99年2 月4 日在本院作證時稱其有目擊95年8 月14日遭竊22張彩券之過程，惟因當次期日被告丙○○尚未通緝到案，故檢察官聲請再次傳喚證人甲○○作證。然查，姑不論甲○○於該次審判期日所證其母親於當次彩券失竊時有在場，並有拿彩券供歹徒選取等情，與其母乙○○○於同日在本院證述：「我不知道95年失竊彩券過程，我知道的是97年那件」（本院訴字卷二第66頁），已有出入不符之處，而其證言憑信性已堪疑慮。再者，據甲○○該次指述內容稱：「當時有兩人一起進來，而且都在等我最忙時，1 人較高，1 人較矮，當時我們在櫃檯後面，較高的人說他要選，我母親就拿1 疊給他選號碼，他說要看號碼，他抽了之後就放在他的口袋」（本院訴字卷二第62頁、第63頁），衡以證人甲○○所述案發時間已距今多年，且證人與歹徒既非相識，僅於歹徒前來佯裝選購彩券時匆然一瞥，復其證稱歹徒係利用彩券行業務繁忙之際前來行竊，則證人甲○○當時能否專心注意，當屬有疑，且其復未事先描述所記憶歹徒任何特徵，以供指認後核對驗證，參照前揭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6822號裁判意旨，其縱然仍對到庭被告加以指認，亦無法遽以此項唯一證據執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故本院認為亦無傳喚證人甲○○之必要，併此敘明。
⒌綜上，以上被害人於本院中之證述內容，均無足資為不利被告丙○○認定之依據，且同案被告蔡宜龍除否認自己犯罪外，亦未曾指述被告丙○○有為檢察官所指竊盜犯行，自亦無法據其陳述為不利被告丙○○之依憑。從而，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丙○○之竊盜犯行，自無從加以證明。
㈢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就被告丙○○犯罪所舉之證據，均尚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丙○○之認定。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丙○○有檢察官所指之犯行，揆之首開說明，應認不能證明被告丙○○犯罪，依法應為被告丙○○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怡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99 年 6 月 24 日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王伯文
法 官 林建鼎
法 官 蔣志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99 年 6 月 24 日書記官 李崑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