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107年度上訴字第1345號

• 裁判案由: 誣告
• 案件類型: 刑事
• 審判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 裁判日期: 108 年 01 月 24 日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上訴字第1345號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俐盈

選任辯護人　黃培鈞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誣告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7 年度訴字第105 號，中華民國107 年9 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6 年度偵字第11550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甲○○犯誣告罪，處有期徒刑伍月。
事 實
一、甲○○前係址設高雄市○○區○○街00巷0 號博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博敦公司）員工，丙○○則係博敦公司人事專員。甲○○因於民國105 年3 月21日將博敦公司之員工通訊錄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予已自博敦公司離職並前往他公司任職之乙○○，經博敦公司調查得知此事，而於同年5 月24日以甲○○違反公司保密契約將其解僱，並將其於當日所親簽之博敦公司解僱通知書影本寄達予甲○○。詎甲○○於收受前述影本文件後，明知其於105 年5 月24日上午10時許，在博敦公司總經理特助謝博敦、管理部經理盧泰安及丙○○均一同與會之公司3 樓會議室內，經謝博敦佈達解僱之意後，即在解僱通知書正本之「解僱員工簽名」欄親簽「甲○○」等字，該簽名並非丙○○所偽造，竟意圖使丙○○受刑事處分，而基於誣告之犯意，於105 年7 月4 日具狀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對丙○○提出偽造文書告訴，虛構丙○○冒用其名義在解僱通知書正本上偽造「甲○○」之簽名，而誣指丙○○涉有偽造文書之犯行，足生損害於丙○○及司法機關案件偵查之正確性。嗣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發動偵查並將筆跡送請鑑定，確認解僱通知書正本上「甲○○」等字係甲○○所親簽而查悉上情，並已對丙○○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二、案經丙○○訴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之4 等4 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 條之5 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述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案判決所引用具傳聞性質之各項證據資料，因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各該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認均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且查無證據足以證明言詞陳述之傳聞證據部分，陳述人有受外在干擾、不法取供或違反其自由意志而陳述之情形；書面陳述之傳聞證據部分，亦無遭變造或偽造之情事，衡酌各該傳聞證據，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自均得為證據，而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前揭犯罪事實，終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丙○○、盧泰安、謝博敦之證述內容大致相符，並有被告前於105 年7 月4 日具狀予高雄地檢署對丙○○提起偽造文書告訴之刑事告訴狀（被告對丙○○所提偽造文書告訴之該案，嗣經高雄地檢署以105 年度偵字第23304 號予以受理，下逕稱前案）、博敦公司解僱通知書、前案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
㈡經檢察官將前述博敦公司解僱通知書正本上之「甲○○」筆跡，連同其他載有被告簽名字樣，並據被告確認均為其所親簽之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博敦公司固定資產管理文件、高雄市鳥松幼兒園親職手冊及開庭書寫資料等件，併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進行筆跡鑑定之結果，該局認各該所列簽名字跡之連筆方式、起筆方式及收筆方式均相符等節，有該局105 年10月17日鑑定書在卷可參，足徵前述博敦公司解僱通知書正本上之「甲○○」簽名，確為被告所親簽；又該解僱通知書係被告與丙○○、盧泰安、謝博敦於105 年5 月24日上午10時許，俱在博敦公司3 樓會議室內，由丙○○準備解僱通知書1 紙，經謝博敦遞予被告並口頭告以解僱原因後，由被告閱覽後簽名，以該通知書之內容要旨為「被告於105 年3 月21日將內部個資通訊錄外傳，致同業進行挖角，公司人才流失，公司依違反公司保密契約條例及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4 款規定，於105 年5 月24日終止勞動契約，予以解僱」等語，且全文僅短短5 行字，內容核屬簡要明瞭，其中並無用字遣詞艱澀致無法或難以理解之處，復經謝博敦口頭告以解雇原因並由被告閱覽後簽名，則被告對於所簽署文件係解僱通知書一事實無不知之理，且此文件事關重大，影響被告工作及財產權至巨，按理被告對此特殊事件印象應相當深刻，是綜合考量被告簽署文件之客觀環境、內容及事件特殊性，實無致令被告對解僱通知書上簽名真偽產生懷疑之空間或可能。被告對自身曾親在該解僱通知書正本上簽名一事既瞭然於心，卻執意具狀對丙○○提出偽造文書告訴，而虛捏該解僱通知書正本上簽名乃出於丙○○所偽造之事實，則被告確有誣告行為及犯意無訛。
㈢綜上，足認被告首揭自白與事實相符，可資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其明知博敦公司解僱通知書係其親簽，猶執意虛捏該解僱通知書乃係丙○○偽造之不實事項，而向該管公務員提告之誣告犯行至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及刑之減輕事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69 條第1 項之誣告罪。
㈡犯誣告之罪，於所誣告之案件裁判確定前自白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刑法第172 條定有明文，上訴人既在原審自白其告訴某甲等強借及搶奪行為為虛偽，縱其自白當時某甲等之搶奪案件業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定，但處分確定究與裁判確定不同，是其自白仍不得謂非在所誣告之案件裁判確定以前，按照前開說明，自應予減輕或免除其刑（最高法院31年上字第2211號判例意旨參照），準此，被告雖迄於繫屬二審之本院準備程序、審理中始自白本案誣告犯行，猶應依刑法第172 條規定，減輕其刑。
四、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
㈠原審據以論處被告罪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於本院自白，原審不及依刑法第172 條規定，減輕其刑，尚有未洽。被告上訴意旨，以業已自白認罪，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
㈡審酌被告明知博敦公司之解僱通知書為其所親簽，卻誣指曾在同公司共事之員工即丙○○涉有偽造文書之犯嫌，不僅浪費司法資源，且致使丙○○無端飽受訟累，而於前案偵查中二度經檢察官以被告身分傳訊，並為此一方面蒙受聘僱辯護人之金錢費用支出，一方面處於可能遭受刑事處罰之擔憂、恐懼中，所生危害非輕。惟念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終知坦認犯行，且業依法院判命賠償丙○○之金額全額匯予丙○○，並寫信予丙○○致歉（卷附計算書、匯款申請書、道歉信參照）。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情節、手段、無任何前案紀錄之素行，暨其自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為全職家庭主婦，而親自照顧、接送2 名小孩上、下課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爰對被告量處有期徒刑5
月之刑，以示警懲。又刑法第41條所稱犯最重本刑為5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刑之罪者，係指法定最重本刑而言，並不包括依總則加重或減輕情形在內，而刑法第172 條就犯偽證罪、誣告罪，於裁判或懲戒處分確定前自白者，應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雖列於刑法分則編，且係就個別之特定犯罪行為而設，然其立法目的與自首規定雷同，係在藉此優惠，鼓勵行為人及時悔悟，並早日發現真實，節省訴訟勞費，避免審判權遭受不當之侵害，此一規定，既未變更其犯罪類型，自屬相當於「總則」之減免其刑規定，其原有法定刑並不因此而受影響。是以被告本案所犯之刑法第169 條第1 項誣告罪部分，因其法定刑為7 年以下有期徒刑，縱被告經本院依刑法第172 條規定減輕其刑，且宣告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仍無刑法第41條諭知易科罰金標準之適用（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4927號判決意旨參照），爰指明之。
㈢被告固另請求給予緩刑自新機會云云。惟被告自偵訊至原審一再飾詞否認犯行，迄本院始鬆口坦認犯行，非無僥倖之心；另被告雖已按法院判命賠償丙○○之金額全額支付，然此原為被告本應盡之法律責任，俱尚難認其犯後確具悔意並深知警惕，要無再犯之虞，本案自不宜宣告緩刑，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 條第1 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169 條第1 項、第172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范家振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啟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月 24 日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壽燕
法 官 曾逸誠
法 官 莊珮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月 24 日書記官 林佳蓉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刑法第169 條第1 項》
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處7 年以下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