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88號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0年度訴字第88號

公訴人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謝詩妤原名：謝素.

選任辯護人

曾朝誠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9年度偵字第1675、1677、27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

一、謝詩妤為蘇東權之配偶，其二人先前共同經營東鴻造漆有限公司（下稱東鴻公司）及東鴻企業社，而於民國97年7 月18日蘇東權死亡後，謝詩妤仍繼續經營東鴻公司及東鴻企業社，並為東鴻公司及東鴻企業社之實際負責人。詎謝詩妤明知蘇東權已然死亡，其不得再蓋用蘇東權之印章於票據上，用以表彰「蘇東權」有代表為東鴻公司及東鴻企業社簽發票據之旨，竟仍於蘇東權死亡後之97年7 、8 月間，為經營時支付貨款之方便，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單一犯意，在苗栗縣通霄鎮坪頂里14鄰127 之2 號，接續盜蓋「蘇東權」之印章於下列支票上而偽造私文書，並進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社會公共信用及交易安全：

㈠於97年8 月間，因東鴻公司向全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伊公司）購買環氧樹脂地坪材料，謝詩妤即開立臺灣銀行大甲分行帳號000000000 號、支票號碼0000000 號、票面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3,710元、發票日為97年12月31日、發票人為東鴻公司之支票1 紙，並於其上盜蓋「蘇東權」之印章後，交予全伊公司支付貨款，惟該支票屆期因存款不足及列為拒絕往來戶而未獲兌現。

㈡東鴻公司至97年6 月間，尚積欠國泰樹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公司）貨款557,600 元，東鴻公司乃交付東鴻企業社票號905311號、發票日為97年12月15日之支票予國泰公司支付貨款，惟國泰公司認開立之票期過久，乃向東鴻公司要求提前票期，並於97年8 月13日抽回上開支票退還東鴻公司，謝詩妤乃另開立臺灣銀行大甲分行帳號000000000 號、支票號碼0000000 號、票面金額為557,600 元、發票日為97年11月25日、發票人為東鴻企業社之支票1 紙，並於其上盜蓋「蘇東權」之印章後，於97年8 月21日寄至國泰公司支付貨款，惟該支票屆期因存款不足而未獲兌。

㈢東鴻公司由蘇東權於97年5 月20、27日及97年6 月5 、10日，分別向豪麟企業有限公司（下稱豪麟公司）購買塗料助劑，謝詩妤於蘇東權死亡後為支付貨款，開立臺灣銀行大甲分行帳號000000000 號帳戶、支票號碼0000000 號、票面金額為115,677 元、發票日為97年11月20日、發票人為東鴻公司之支票1 紙，並於其上盜蓋「蘇東權」之印章後，於97年8月20日寄達豪麟公司，惟該支票屆期因存款不足而未獲兌現。東鴻公司另由蘇東權於97年6 月5 、30日及97年7 月1 、7 日，分別向豪麟公司購貨，謝詩妤於蘇東權死亡後為支付貨款，復開立上開臺灣銀行大甲分行帳戶之支票號碼0000000 號、票面金額為97,749元、發票日為97年12月20日、發票人為東鴻公司之支票1 紙，並於其上盜蓋「蘇東權」之印章後，於97年9 月12日寄達豪麟公司，惟該支票屆期因拒絕往來而未獲兌現。東鴻公司復於97年7 月26日、8 月6 日、12日，先後向豪麟公司購貨，謝詩妤為支付貨款，復開立上開臺灣銀行大甲分行帳戶之支票號碼0000000 號、票面金額為84,070元、發票日為98年1 月26日、發票人為東鴻公司之支票1 紙，並於其上盜蓋「蘇東權」之印章後，於97年10月17日寄達豪麟公司，惟該支票屆期因拒絕往來而未獲兌現。

㈣東鴻公司由蘇東權於97年7 月間，向大勤化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勤化成公司）購買溶劑、稀釋劑及噴漆棉漿，謝詩妤於蘇東權死亡後為支付貨款，開立臺灣銀行大甲分行帳號000000000 號帳戶、支票號碼0000000 號、票面金額為683,235 元、發票日為97年11月10日、發票人為東鴻公司之支票1 紙，並於其上盜蓋「蘇東權」之印章後，於97年9 月12日寄達大勤化成公司，惟該支票屆期因存款不足而未獲兌現。

㈤於97年7 月30日、97年9 月1 日由謝詩妤以東鴻企業社名義向台詠化工有限公司（下稱台詠公司）購買化學原料，貨款分別為70,663元、46,550元，謝詩妤為支付上開部分貨款，乃開立臺灣銀行大甲分行帳號000000000 號帳戶、支票號碼0000000 號、票面金額為70,600元、發票日為97年12月20日、發票人為東鴻公司之支票1 紙，並於其上盜蓋「蘇東權」之印章後，於於97年10月16日寄抵台詠公司，惟該支票屆期因拒絕往來而未獲兌現。

二、案經全伊公司、國泰公司、豪麟公司、大勤化成公司、台詠公司訴由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同意或有同條第2 項依法視為同意某項傳聞證據作為證據使用者，實質上即表示有反對詰問權之當事人已放棄其反對詰問權，如法院認為適當，不論該傳聞證據是否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所定情形，均容許作為證據（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6715號判決參照）。經查：本件下列所引被告以外之人之審判外陳述（含言詞及書面陳述），本院於審理中均一一踐行「告以要旨」程序，而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在知悉上開證據係審判外陳述之情形下，對於各該審判外之陳述，均分別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沒有意見」，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86至98頁）；而本院審酌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其證據之取得過程並無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證明力非明顯過低，而具適當性，是自均有證據能力。

二、又卷附之上開支票影本7 張，係以物件之存在及其呈現之狀態為證據，屬於物證，應無傳聞法則之適用；其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是自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

㈠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經查，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謝詩妤於本院中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60至63、85至98頁），並有下列證據足資佐證：

⒈證人張諍先於偵查中之證述（見99號他卷第30、40-2頁、203 號他卷第32頁、960 號他卷第20至21頁、1675號偵卷第7至8 、33、41、45至47頁、1677號偵卷第8 、38至39頁）。

⒉證人解福來於偵查中之證述（見1675號偵卷第45至46頁、1677號偵卷第39頁）。

⒊證人潘永欽於偵查中之證述（見1675號偵卷第45至46頁、1677號偵卷第39頁）。

⒋證人蘇宗坡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見960 號他卷第21頁、1675號偵卷第45至46頁、1677號偵卷第5 至6 、9 至10、28 、40頁）。

⒌證人柯茂榮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見960 號他卷第20至21頁、1677號偵卷第11至12頁）。

⒍證人陳瑞源於偵查中之證述（見99號他卷第117至118頁）。

⒎證人張詩茹於偵查中之證述（見99號他卷第117至119頁）。

⒏證人劉秀燕於偵查中之證述（見99號他卷第117至120頁）。

⒐證人蘇曾味於偵查中之證述（見本院卷第34至35頁）。

⒑全伊公司送貨單影本5紙（見1675號偵卷第9至10頁）。

⒒臺灣銀行大甲分行99年5 月13日大甲營字第09950004281 號函及其附件（見1675號偵卷第12至28頁）。

⒓臺灣銀行大甲分行99年8 月9 日大甲營字第09950007541 號函（見1675號偵卷第30頁）。

⒔台詠公司客戶應收帳款明細表2 紙、出貨單影本2 紙、統一發票影本2 紙、臺灣銀行大甲分行東鴻公司支票號碼0000000 號支票影本1 紙、東鴻公司變更登記表1 份、戶籍謄本1份、東鴻企業社營利事業基本資料（見1677號偵卷第16至22頁）。

⒕臺灣銀行大甲分行99年5 月19日大甲營字第09950004561 號函及其附件（見2784號偵卷第5 至7 頁）。

⒖臺灣票據交換所臺中市分所退票理由單（即起訴書犯罪事實

一、㈤所指之票號0000000 號支票）（見960 號他卷第26頁）。

⒗豪麟公司應收帳款明細表1 紙、中化興業有限公司統一發票影本4 紙、臺灣銀行大甲分行東鴻公司支票號碼0000000 號、0000000 號、0000000 號支票影本各1 紙、退票理由單影本1 紙、大勤化成公司出貨明細單影本5 紙、大榮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貨物收據影本1 紙、大勤化成公司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影本4 紙、臺灣銀行大甲分行東鴻公司支票號碼0000000 號支票影本及退票理由單影本各1 紙、臺灣銀行大甲分行東鴻企業社支票號碼0000000 號支票影本及退票理由單影本各1 紙（見99號他卷第4 、6 至17、19至21頁）。

⒘國泰公司應收票據明細表1 紙、國泰公司出貨單影本2 紙、國泰公司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影本2 紙、國泰公司客戶應收帳款對帳明細表影本2 紙、豪麟公司出貨單影本8 紙、豪麟公司銷貨單影本3 紙、豪麟公司支票簽收簿影本3 紙、大勤化成公司支票簽收簿影本1 紙（見99號他卷第88、90至95、98至102 、104 至106 、108 、110 頁）。

⒙全伊公司統一發票1 紙、臺灣銀行大甲分行東鴻公司支票號碼0000000 號支票影本1 紙、退票理由單影本1 紙（見203號他卷第3 頁）。

⒚第一類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1 紙（見203號他卷第18頁）。

㈡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理由：按刑法上所謂偽造有價證券，以無權簽發之人冒用他人名義簽發為要件，如果行為人基於本人之授權，或其他原因有權簽發者，則與無權之偽造行為不同；又刑法上之偽造有價證券罪，係指無製作權而擅以他人（包括法人與自然人）名義發行票據者而言。如於票據上冒用他人名義，但該他人並非發票人，而不負票據法上發票人之義務者，則行為人縱可成立其他罪名，究不能遽依偽造有價證券罪論擬（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1810號判例意旨、93年度台上字第625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為蘇東權之配偶，其二人先前即共同經營東鴻公司及東鴻企業社，嗣於97年7 月18日蘇東權死亡後，被告仍繼續經營東鴻公司及東鴻企業社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且為公訴人起訴意旨所是認，並核與：⑴證人即蘇東權之母蘇曾味於偵查中證稱：2 、3 年前我有向別人調錢給被告，蘇東權說要付票款用... 蘇東權過世後，我有叫被告好好經營，被告做3 個月就收起來等語（見960 號他卷第139 頁）；⑵證人即東鴻公司及東鴻企業社員工倪慧玲、蘇宗坡、潘永欽、解福來等人於偵查中證稱：（均問：東鴻造漆、東鴻企業社在蘇東權死後還有無經營？）倪慧玲答：有，做到11月初，是被告在經營；蘇宗坡答：有，是被告繼續經營至97年11月8 日；潘永欽答：有，是被告繼續經營至97年11月8 日；解福來答：有，是被告繼續經營至97年11月8 日，當天被告發完薪水後，大門就關起來了。（均問：這期間公司營運還正常？）均答：還正常。（均問：這期間被告有無在公司內？）均答：有等語（見1675號偵卷第46 頁、1677號偵卷第39頁），大致相符，復有戶籍謄本1 份在卷可佐（見1677號卷第19頁），可見被告在蘇東權死亡後，確係東鴻公司及東鴻企業社之實際負責人無訛。被告在蘇東權死亡後，既為東鴻公司及東鴻企業社之實際負責人，則在東鴻公司及東鴻企業社依法改選變更登記負責人之前，被告自得代表東鴻公司及東鴻企業社為意思表示，應無疑義。又公司之負責人代表公司發行票據，縱未載有代表人字樣，而由票據全體記載之旨趣觀之，如依社會觀念足認有為公司之代表關係存在者，仍難謂非已有為公司代表之旨之載（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94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開支票（共7 張）上固有被告盜蓋之「蘇東權」印文各1 枚（共7 枚），惟「蘇東權」既原為東鴻公司及東鴻企業社之登記負責人（見1677號偵卷第20至22頁），而各該「蘇東權」之印文前復均緊接冠以「東鴻造漆有限公司」、「東鴻企業社」之印文，縱各該票據上均未載有代表人字樣，然由各該票據全體記載之趣旨觀之，依社會一般觀念，均應足認「蘇東權」與東鴻公司及東鴻企業社間有代表關係存在，尚難謂非已有為東鴻公司及東鴻企業社代表之旨之記載。據此，可知各該票據之發票人仍係東鴻公司及東鴻企業社，「蘇東權」並非共同發票人甚明。被告既於東鴻公司及東鴻企業社登記負責人蘇東權死亡後，在東鴻公司及東鴻企業社依法變更登記負責人前，得代表東鴻公司及東鴻企業社為意思表示，則被告以東鴻公司及東鴻企業社之名義簽發上開支票，依上開說明，即屬有權簽發，是此部分自不構成偽造有價證券罪。惟被告簽發上開支票時，蘇東權已然死亡，被告自不得再以蘇東權之名義為法律行為（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4091號判決意旨參照），當然亦不得蓋用蘇東權之印章於上開支票上，用以表彰「蘇東權」有代表為東鴻公司及東鴻企業社簽發各該支票之旨。此部分雖因「蘇東權」並非共同發票人，不負票據法上發票人之義務，而未能遽論被告偽造有價證券之罪責，惟被告此舉顯有使社會一般人誤認上開「蘇東權」之印文確為蘇東權本人所蓋用之危險，並足以對社會公共信用及交易安全產生損害之虞，是自仍應論以偽造私文書罪。又被告於偽造各該私文書完成後，復以上開犯罪事實所載之方式交付他人而行使，是自亦應進而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乃屬當然。

㈢綜上所述，上開卷證資料互核均大致相符，是應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核被告謝詩妤所為，係犯刑法第216 條、第210 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公訴人雖認被告係犯同法201 條第1 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嫌，惟被告既有權以東鴻公司及東鴻企業社之名義簽發上開支票，而「蘇東權」又非共同發票人，已如前述，則其所為自未能遽論以偽造有價證券之罪責，是公訴人起訴法條尚有未洽，惟因起訴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被告偽造犯罪事實一、㈠至㈤之文書後進而行使，偽造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為達支付貨款之目的，基於單一犯意，先後於上開7張支票上盜蓋「蘇東權」之印章並進而行使，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及同地實施，侵害同一之社會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而論以包括之一罪。爰審酌被告於蘇東權死亡後，本即為東鴻公司及東鴻企業社之實際負責人，而有權以東鴻公司及東鴻企業社之名義簽發上開支票，且其係為經營時支付貨款之方便，始盜蓋蘇東權之印章於上開支票上，又查無其有何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而為詐欺或侵占之犯行（見本院卷第4 、26頁以下，均經檢察官認其罪嫌不足），足見其惡性甚為輕微，再參以其犯後於本院中坦承全部犯行，態度良好，頗具悔意，並節省有限之司法資源，及其素行良好（未有任何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犯罪之手段、智識程度、生活狀況、所生之危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末審酌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乃因一時失慮，偶罹刑典，犯後復已坦承犯行，態度良好，頗具悔意，本院信其經此刑之宣告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之規定，宣告緩刑3 年，以啟自新。另上開支票上各該「蘇東權」名義之印文，係被告盜蓋蘇東權之真正印章所生，非屬偽造，且各該支票均已交付他人而行使，非屬被告所有之物，爰均不另為沒收之諭知，併此敘明。

參、應適用之法律：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00 條，刑法第210 條、216 條、第74條第1 項第1 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文傑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