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度訴字第1012號｜刑事：偽造有價證券｜裁判日期：98 年 02 月 25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7年度訴字第1012號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丙○○ 選任辯護人　羅豐胤律師黃靖閔律師林正雄律師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7年度偵字第3947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丙○○無罪。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前於民國95年12月中旬某日，將坐落在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榮光巷39號「西雅圖山莊」（下簡稱西雅圖山莊）之室內裝潢，交予被害人戊○○承包，經被害人於96年1月下旬某日竣工驗收完畢，工程款合計新台幣（下同）45萬6千9百元，由被告確認後，經被害人屢次催討未果，被告為推脫付款之時間，明知在花蓮縣瑞穗鄉農會開立之戶名蔣添漢、帳號269-9號帳戶申請領用之支票，係案外人蔣添漢所有，竟意圖供行使之用，於96年3月下旬某日，在上開「西雅圖山莊」之櫃檯內，將上開帳號之票號FA0000000號支票1張，偽造發票日為96年5月31日、面額為25 萬元，並蓋用「丙○○」之印章於發票人簽章欄後（下稱該支票），交予被害人收執。嗣屆期經被害人提示後，因發票人不符致遭退票，始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況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亦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最高法院著有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且告訴人之指訴，既係以使被告受有罪之判決為目的，從而，不得以告訴人之指訴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主要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與事實是否相符，最高法院亦著有61年台上字第3099號判例可參。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害人、證人即被害人之配偶周政燕之證述、該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影本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西雅圖山莊新建工程之木作部分，係由被害人施作，且係伊將該支票交由被害人收執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辯稱：伊的印章都是交給西雅圖山莊合夥人即蔣添漢之配偶乙○○保管，而該支票是乙○○開立的等語。經查：㈠證據能力部分： ⑴被害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係立於證人之身分陳述被害經過，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3之規定，無證據能力。 ⑵其餘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所有卷證資料（包含人證與文書證據），被告及其辯護人均不爭執證據能力，亦未曾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㈡被告與蔣添漢合夥經營之西雅圖山莊，於95年間由案外人丁○○即黎明工作室承攬新建工程，其中木作部分，係由被害人實際施作，而被害人於96年3、4月間，因認被告未依約給付工程款45萬6900元，而前往西雅圖山莊向被告理論，被告並當場交付被害人該支票，嗣該支票經被害人屆期提示，因發票人簽章不符而退票之事實，為被告所是認，核與被害人、證人即蔣添漢之配偶乙○○、證人即西雅圖山莊之經理甲○○於審理時、周政燕於偵查中證述一致，並有新建工程契約書（參本院卷第28頁至第32頁）、該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影本各1份（參他字卷第6頁至第7頁）附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已可認定。㈢又西雅圖山莊之帳務係由乙○○管理，該支票係乙○○在西雅圖山莊之櫃檯書寫發票日、金額，並蓋用被告之印章後，交由被告再轉交與被害人收執等情，業據乙○○與開立該支票時在場之甲○○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乙○○並證稱：「因為那天很忙，我也不知道蓋錯」等語（參本院卷第66頁）；復觀諸卷附該支票發票日之「96」、「5」、「31」，金額欄之「貳拾伍萬元正」筆跡（參他字卷第6頁），與乙 ○○於本院審理時當庭書寫「96」、「5」、「31」、「貳拾伍萬元正」筆跡（參本院卷第90頁），經以肉眼相互核對結果，二者筆順、勾勒、轉折、收筆及組織結構等均甚為相似。由上可知，西雅圖山莊之帳目既係乙○○所管理，則由乙○○開立支票自與西雅圖山莊平日業務分工無何異常之處，再該支票上發票日及金額之筆跡亦與乙○○之筆跡相仿，故乙○○及甲○○上開證述自可採信，是以該支票為乙○○在其上書寫發票日及金額，並蓋用被告之印章，應屬事實。㈣又被告將該支票交付與被害人時，要求被害人在「暫替丁○○支付阿安木工工資貳拾伍萬元（新台幣）整，俟主體工程款核對無誤後，丁○○必須歸還貳拾萬元整（新台幣），空口無憑，立據為憑」等語之字據下簽名，表示收到該面額25萬元之支票之事實，此業據被害人於審理時證述無訛，並有被告所提出之字據1份可證（參本院卷第33頁）。若被告確欲將偽造之支票交予被害人使被害人無法取得票款，應無可能以此白紙黑字立據為證，徒留日後作為自己犯罪證據之理；況且既然被害人係向被告催討45萬6900元之工程款，若被告要偽造，亦應係偽造面額45萬6900元之支票，而非偽造不足額之面額25萬元支票。由上，亦可認被告或乙○○並無偽造支票之動機存在，是以乙○○上開所證「因為那天很忙，我也不知道蓋錯」等語，自非虛妄，即該支票係因乙○○忙中有錯，誤拿被告之印章蓋用在蔣添漢之支票上，致生誤會。㈤雖被害人於審理時證稱：「（問：當天是何人拿票給你？）丙○○」、「（問：你看到的時候，是丙○○開票還是何人交票給他？）我只有看到他在櫃檯那邊，弄一弄，出來就拿給我」等語（參本院卷第78頁）；周政燕於偵查中證稱：「（問：他〈指被告〉開票的時候妳有在場嗎？）有，他當時在吧台裡開，那吧台也是我們替他做的，他開的時候，我跟我先生就離他吧台不遠的地方，坐在那邊等他開，他開完以後就將支票交給我們，我們以為是他的票，結果退票以後就發現不是」、「（當時他在吧台開支票還有什麼人？）有員工在那邊進進出出的」等語（參他字卷第17頁至第18頁）。是以被害人與周政燕亦僅看見被告在走進西雅圖山莊之櫃檯後不久，再走出時即將該支票交付被害人，被害人及周政燕並未親眼目睹被告開立該支票，自不得以被告有交付該支票之行為，遽認該支票即係被告所簽發。四、綜上所述，依本院調查結果，該支票係乙○○所開立，且係乙○○不慎誤將被告之印章蓋用在該支票之發票人簽章欄上，並非被告所偽造，況被害人及周政燕並無親眼目睹該支票係被告所簽發，是以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並非得以證明被告犯行之積極證據。此外，公訴人未能再提出適合於證明被告被訴犯行之積極證據，並指出調查之途徑暨說明其關聯性予以補強，整體證明力容有未足，尚無法達使通常一般人均得確信之程度，不足為其被訴事實之認定，加諸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起訴書所指之犯行，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五、至於被告與被害人間之工程款糾紛，核屬民事債權債務糾紛，故被告之辯護人聲請傳喚丁○○，證明被告已給付被害人木作部分之工程款，且該支票為代墊保證款，均與本案認定犯罪事實與否無關，而無傳喚之必要，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晴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98　　年　　2 　　月　　25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黃光進法官賴秀雯法官廖慧娟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書記官中　　華　　民　　國　　98　　年　　2 　　月　　25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97年度訴字第10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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