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3268號

• 裁判案由: 偽造文書
• 案件類型: 刑事
• 審判法院: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 裁判日期: 97 年 08 月 29 日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6年度訴字第3268號公　訴　人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庚○○
選任辯護人　莊秀銘律師
徐紹鐘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6年度偵字第18023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庚○○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庚○○係址設臺北市○○區○○路2 段39號臺灣巨能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能公司）之負責人，明知甲○○、丁○○並未同意擔任該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竟於不詳時、地，在巨能公司之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上，偽造甲○○及丁○○之印文，表示甲○○及丁○○分別同意擔任巨能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而於民國89年1 月6 日持向臺北市政府建設局申請辦理公司變更登記而行使之，使該管公務員因而於所掌管之公司登記公文書上為不實之記載，足生損害於甲○○、丁○○及臺北市政府建設局登記資料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6 、210 條行使偽造私文書及同法第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判例要旨參照）。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臺上字第128 號判例要旨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行使偽造私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犯行，無非係以告訴人甲○○之指訴及丁○○（未提出告訴）之說詞為論斷之主要依據。訊據被告固坦承將甲○○、丁○○列為巨能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涉犯上開犯行，辯稱：巨能公司是家族企業，因甲○○為其女婿、丁○○為公司資深員工，才會想配乾股給2 人，其有請人轉知，僅是事後經營不善，公司欠稅影響其等權益，才有本案訴訟，不論就事實或法律面，其均不符合行使偽造私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要件等語。本案首要審酌之爭點，乃被告主觀上有無未經甲○○、丁○○同意，即將其等列名巨能公司董事、監察人之意。茲論述如下：
（一）被告稱曾請人轉知甲○○、丁○○擔任巨能公司董事、監察人之事實，業經證人即被告之子，亦是巨能公司之董事戊○○，到庭證稱：「……甲○○是己○○的先生，己○○會跟甲○○講。」、「因為是己○○在辦理這件變更事項，己○○既然是甲○○的配偶，己○○會告知他。」（見本院卷第182 、185 頁）、「……丁○○部分我知道，因為我負責告知丁○○要將他列為監察人，給他乾股，他好高興，他是我國中同學，也是公司元老。」、「我是在辦理變更登記之前就告知。」（見本院卷第184 、185 頁）；及證人即巨能公司員工辛○○，到庭證稱：「（問：知否丁○○為巨能公司股東？）我知道，因為當時有在講，要找他當公司的股東，因為他是公司的資深員工。他對公司的向心力很強。他在修車廠服務部當經理，也可以推廣省油器。」（見本院卷第276 頁）、「董事長有跟我講，股東有增加兩個人，1 個是丁○○，1 個是甲○○，詳細時間我沒有辦法記得。」、「（問：何人徵詢甲○○擔任公司股東？）是董事長庚○○跟己○○講，己○○再去跟甲○○講。」、「我是他秘書，我有聽董事長庚○○這樣說，……至於己○○有無跟甲○○講我不知道。」等語甚詳（見本院卷第280 頁），核2 人所證，互無相違。衡情，巨能公司為家族企業，列名公司董事、股東者，均為被告之親朋好友，且被告自己持股最多，有被告之親屬體系表（見他字卷第27頁）、被告三親等親屬資料（見他字卷第62至65頁）及巨能公司股東名簿（見偵查卷第51頁）等資料可資比對，被告給予他人巨能公司股份，當無惡意，尚無隱瞞之必要；反之，若被告有不法意圖，以甲○○稱其與被告關係良好（見本院卷第180 頁），則無將自己親人列為股東之可能。此由巨能公司辦理增資時，同樣增列為股東之辛○○，到庭證稱：「我是公司資深員工，董事長庚○○說要給我乾股。」（見本院卷第276 頁），明白表示其知道被列為股東，即得佐證。從而，被告所辯，尚非無據。
（二）證人即告訴人甲○○固到庭證稱：其自始至終均不知道有巨能公司，迄95年11月，其太太己○○遭國稅局催討欠稅，經過查證，夫妻2 人始知其被列為巨能公司董事云云（見本院卷第176 頁）。然查：
１依卷附變更登記申請資料所示，巨能公司向臺北市政府建設局申請增資及董、監事變更登記時，附有甲○○本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見偵查卷第52頁）。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既稱：「身分證基本上是我保管，但我太太己○○有需求時也會由她保管。」等語（見本院卷第180 頁），該申請資料所附甲○○之國民身分證影本，自是由甲○○或己○○提出供辦理相關登記無訛。
２甲○○堅稱其從未提供身分證予被告（見本院卷第180 頁），證人即甲○○之妻、被告之女兒己○○，則到庭證稱：「我在生我小孩的時候，有拿我先生的身分證到公司辦理勞保的生育給付。」云云（見本院卷第266 頁），似指甲○○之國民身分證，因此遭被告私自挪用。但依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63條規定，請領生育給付者，僅需提出「生育給付申請書」、「給付收據」、「嬰兒出生證明書或載有生母姓名及嬰兒出生年月日之戶籍謄本」，並不需要提出被保險人配偶之國民身分證。證人即巨能公司員工丙○○，亦到庭證述：其於85年有領過勞保之生育補助，不需要提出其或其先生之國民身分證等語（見本院卷第322 、323 頁），顯見巨能公司並無要求員工於請領生育給付時，需提出被保險人配偶身分證供核對之獨有慣例。是己○○所指公司有甲○○國民身分證影本之原因，自有疑問。
３證人己○○復證稱：其不知道自己被列為巨能公司之董事及股東，直到收到國稅局通知後，經過查證，才知道夫妻2 人均列名公司股東、董事云云，與甲○○之說詞相呼應。惟依下列事證，己○○此部分所述，非無疑義：
⑴觀之巨能公司前揭董、監事變更登記之申請，係委請「長緯會計師事務所」之會計師辦理，有委託書1 份附卷可證（見偵查卷第54頁）。而巨能公司負責與會計師聯絡之人為己○○之事實，除經證人戊○○（見本院卷第183 、184 頁）、辛○○（見本院卷第278 頁）到庭證述甚詳，公司離職員工丙○○，亦證述：「如果是會計師方面的作業，就是己○○負責。」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324 、325 頁）。另卷附巨能公司87年度各類所得扣繳稅額申報資料（見本院卷第25至32頁），除其中1
張資料（見本院卷第28頁下方），己○○表示非其所填外，餘均自承係其經手，且表示稅單之填載為其工作，其會因營業稅、發票之事與會計師聯絡等語（見本院卷第269 頁）。是證人戊○○、辛○○、丙○○前揭所證，應屬真實。倘此變更登記之工作係由己○○負責與會計師聯絡，其對自己及甲○○列為公司股東、董事，即難諉為不知。己○○固另表示其在公司負責總務、打雜，公司還有丙○○、辛○○會與會計師聯絡（見本院卷第265 、270 頁），甚至陳稱：「我有聽說要找股東。這件事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不會去參與……。」云云（見本院卷第267 頁），惟前者與辛○○所證：「我是擔任秘書職務。」、「丙○○是跟銀行接洽。」（見本院卷第275 、278 頁），及丙○○所證：「我是負責銀行方面的業務。」、「（問：辛○○負責何業務？）類似秘書的工作。」（見本院卷第320 、324 頁），顯然相違，後者漠不關心之說法，以己○○身為家族、公司之1 份子，則與情理不符，均難信為真。
⑵己○○自承自75年起，即在家族公司內做事，一直到90年公司結束（見本院卷第267 頁）。而其自84年間巨能公司設立之時，即與被告、戊○○同列為巨能公司董事之事實，亦有巨能公司設立登記事項卡、董事名單（見他字卷第40、41頁）及臺北市政府檢送之巨能公司登記案卷可以證明（見偵查卷第10至55頁），甚至巨能公司於84年申請設立登記時，所附股東繳納股款明細表、資產負債表，其上之會計及製表，均係蓋己○○之私章（見偵查卷第23、24頁）。己○○在家族公司從事稅務相關工作長達15年，且自巨能公司84年成立時即列名董事，卻至95年11月遭國稅局追討欠稅時，才知道自己被列為公司股東、董事，實與情理有違。己○○雖指稱其私章、國民身分證係自己保管，但為辦理勞、健保，公司留有其國民身分證影本及印章等語（見本院卷第266 頁），再次暗指其國民身分證、印章可能遭人挪用。然依戊○○所證：「關於我本身業務上的印章皆是由己○○保管。」、「（問：其他董監事的印章是否放在公司，由己○○保管？）是的。」（見本院卷第153 頁）；辛○○所證：公司員工的身分證影本，都是己○○保管，因為其在辦理勞、健保，公司股東蓋的印章是己○○在保管（見本院卷第277 頁）；及丙○○所證：「（問：公司要替員工辦勞保之事，何人處理？）己○○。」（見本院卷第322 頁），均同指公司所留員工國民身分證影本、印章，乃由己○○保管，他人顯難任意使用。據此，益徵己○○所述有疑。
４檢察官另傳喚證人即甲○○之胞姐乙○○，到庭證稱：甲○○、己○○至95年10月間，始知道被列為巨能公司股東云云（見本院卷第273 、274 頁），因其就甲○○、己○○知情與否之證詞，無非是聽聞甲○○、己○○所為的轉述，尚無從佐證甲○○、己○○前揭說詞為真，且屬傳聞，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５據上各節，雖甲○○之證詞，尚難逕認不實，但本案關鍵證人己○○所為證詞，與情理有間，證人乙○○所證，則屬傳聞，均難採為不利被告之積極證據，或佐證甲○○所述為真。而倘若己○○對被告欲將甲○○列為巨能公司股東、董事之事知情，並提供甲○○之國民身分證供辦理變更登記，依己○○所證：「（問：你父親請你跟你先生甲○○說請他當股東，你會不會轉達？）我會轉達並徵詢我先生的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268 頁），甲○○即無不知之理。縱認甲○○確實不知情，如被告自認已請女兒己○○轉知甲○○，己○○並提供甲○○之國民身分證影本供辦理變更登記，亦難認被告主觀上有未經甲○○同意即將之登記為公司股東及董事之不法犯意，而以偽造文書等罪相繩。
（三）檢察官起訴時，同列為被害人之丁○○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固亦表示其係「收到地檢署傳票後」，才知道被列為巨能公司之股東云云（見他字卷第89頁），然檢察事務官欲再次傳訊進一步調查時，卻具狀陳稱不能到庭（見他字卷第113 頁），本院多次傳喚到庭作證，仍具狀為相同表示，要求勿再傳喚（見本院卷第196 、314 頁）。其於檢察事務官前所述，既未經具結，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復未經對質、詰問，以確認說詞之真偽，且與證人戊○○、辛○○上開所言明顯相違，即難遽信為真。丁○○前揭說詞，不得採為對被告論罪之證據。
（四）至本案審理期間，告訴人提出數則私人電話錄音，謂供公訴檢察官彈劾被告所傳證人證言之用（見本院卷第127 頁），被告之辯護人對該錄音內容之證據能力，則多所爭執。但此種用來彈劾證人在審判中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之證據，無嚴格證明法則之適用。而被告所傳喚各證人證言之證明力，經檢辯雙方行交互詰問並彈劾後，本院已就證據之取捨論述如上。是此彈劾證據，既非作為犯罪成立與否之實體證據，無嚴格證明法則適用，尚無贅餘說明其有無證據能力之必要（最高96年度臺上字第7337號判決要旨參照），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並非無據，而檢察官所提對被告不利之積極證據即甲○○、丁○○之說詞，後者所述有前揭瑕疵，前者之證詞是否屬實，亦非無疑，況且，倘被告已透過女兒即甲○○之妻己○○轉達欲將甲○○列為巨能公司股東、董事之意，己○○並提供甲○○之身分證供辦理變更登記，即難認被告有何不法犯意，是均不足採為有罪判決之基礎。本案尚乏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在巨能公司之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上，偽造甲○○及丁○○之印文，表示甲○○及丁○○分別同意擔任巨能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之犯意，積極證據既有不足，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馬凱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97　　年　　8 　　月　　29　　日刑事第十四庭審判長法 官 林海祥
法 官 汪怡君
法 官 呂炎灶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
書記官 屠衛民
中　　華　　民　　國　　97　　年　　8 　　月　　2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