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九十三年度易字第一一二號｜法律人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三年度易字第一一二號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丙○○ 右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九十三年度偵字第九一五號），本院判決如左：主文丙○○無罪。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及告訴人乙○○原均任職中鋼保全公司，擔任保全人員之職務，二人曾因細故發生爭執，詎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於民國九十三年一月十九日凌晨一時許（起訴書誤載為零時許），趁與告訴人同時派駐位在新竹市科學園區○○○○路十九號「天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瀚公司）工作地點輪值同一班保全巡邏職務之際，竊取告訴人所有置放在天瀚公司櫃檯之鑰匙一串（含告訴人住家及機車等鑰匙），得手後旋將之丟棄在天瀚公司大廳旁之垃圾桶內，嗣經告訴人於同日上午六時許發現上揭鑰匙遺失，乃調閱前開公司監視錄影帶後向警方報案，始查知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之竊盜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積極證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須依證據，而所謂證據，係指合法之積極證據就犯罪事實能為具體之證明者而言；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著有判例足資參照。再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以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此觀同院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意旨自明。換言之，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其以情況證據（即間接證據）斷罪時，尤須基於該證據在直接關係上所可證明之他項情況事實，本乎推理作用足以確證被告有罪，方為合法，不得徒憑主觀上之推想，將一般經驗上有利被告之其他合理情況逕予排除，此觀諸最高法院三十二年上字第六七號判例意旨亦甚彰明。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開竊盜罪嫌，無非以被告於警訊及偵查中之自白、告訴人於警訊及偵查中之指述、監視器所攝翻拍被告進入天瀚公司之照片四幀及贓物認領保管單（即被告賠償告訴人之損失共新臺幣八千五百元）一紙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開時、地，取走告訴人所有之鑰匙一串（含告訴人住家及機車等鑰匙），旋將之丟棄在天瀚公司大廳旁垃圾筒而滅失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公訴人所指之前揭竊盜犯行，辯稱：伊不是要竊盜，因為告訴人時常於輪值勤務時，偷懶不在崗位上，屢經勸阻均未獲置理，故伊以拿取告訴人鑰匙後丟棄之方式捉弄他，伊並無竊取告訴人鑰匙，並據為己有之意思等語。五、經查，本件被告雖有於前開時、地，擅自取走告訴人所有之鑰匙一串後（含告訴人住家及機車等鑰匙），旋將之丟棄於垃圾筒之事實，此除據告訴人指述綦詳外，並據被告供認不諱，自堪信真實。惟此所應審究者厥為被告對於告訴人所有之前開鑰匙是否有「取得意圖」。 (一)按竊盜罪乃行為人出於「取得意圖」而竊取他人動產之侵害財產性犯罪，亦即行為人意圖獲取物之本體及其經濟利益，而排斥所有人或持有人之經濟地位，使自己具有類似所有人之地位，並將該物充當自己所有之財產，而利用該物之經濟價值，則可認其有「取得意圖」，反之，倘行為人以排斥所有或持有之意圖，取走他人之物，但未占有己用，亦未加利用，而即加毀壞或丟棄等之處分者，則構成毀損罪，而非竊盜罪（參照林山田著「刑法各罪論」二００三年修訂三版第二九一頁至第二九二頁）。次按竊盜罪之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則竊盜罪之成立必以有「不法所有之意圖」為首要構成要件，倘行為人係基於一時之用，單純毀損或隱匿其物之意思而竊取，並無將他人所有之物移轉於自己，即與該罪之成立要件不符（參照陳樸生著「實用刑法」第四０四頁，及最高法院十八年上字第一七七號、二十二年上字第二０三號判例意旨參照）。 (二)本件訊之被告就為何拿取告訴人鑰匙之因，迭據其於警訊供稱：「（問：你為何要將乙○○機車暨家裡鎖匙竊走又丟入垃圾桶呢。）因為乙○○上班情形不正常，我有糾正他，但他不理不睬，我就用這種方式惡作劇。」（見偵查卷第四頁）；於偵查供述：「（問：你為何將乙○○的鑰匙丟掉。）我要整乙○○，因為他執勤時都不知道去哪裡，都不在崗位上。」（見偵查卷第十八頁）；於本院調查、審理時供認：「我拿鑰的目的是要整被害人讓他找不到鑰匙無法回去，我沒有要把鑰匙據為己有之意，我拿鑰匙後，我把鑰匙丟掉，因為我和被害人是同事，我們都是保全人員，被害人執勤時都偷懶跑去睡覺，我勸他，但他都不改也不理我，所以我才想這個方法整他。」、「因為乙○○值勤時時常不在崗位，我只是要捉弄他，而把鑰匙丟在垃圾筒，我沒有竊盜鑰匙的意思。」等語綦詳（見本院九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準備程序筆錄、同年四月十四日審理筆錄），核諸被告於警訊、偵查，以至本院調查、審理時就拿取告訴人鑰匙之原因始終供述一致，尚無前後供述矛盾，反覆不一之情，而參以被告與告訴人間原雖均為中鋼保全公司之保全人員，惟二人因工作理念及工作態度等觀念不同，雙方曾生嫌隙並致感情不睦，告訴人方面認被告倚老賣老，以資深欺侮資淺之同事，而被告方面則認告訴人之工作態度不佳，屢經勸告均未獲理睬，此分據告訴人及被告陳述詳實，堪認雙方前確因有工作理念及工作態度等觀念不同而端生爭執，是以，被告就其前開所述拿取告訴人鑰匙之行為動機之辯詞，尚非子虛。又查，據證人即告訴人證述：前開住家及機車等鑰匙被竊後，住家及機車均未遭破壞或有財物遺失之情形，亦無其他與前揭鑰匙有關之財物受到損害等語明確（見本院同上審理筆錄），衡諸常情，如竊盜罪之行為人係出於「取得意圖」而竊取他人鑰匙，則其意圖獲取之經濟價值應非鑰匙本身，而係在於利用鑰匙開啟之物體本身所具有之財產上利益，惟觀乎本件告訴人事後並未發生因上開鑰匙遺失，導致其財物有被竊或遭損之情事，足徵被告取走鑰匙之目的尚非有利用該物之經濟價值，藉以竊取告訴人之其他財物，復參以，被告於拿取告訴人前開鑰匙後，旋將之丟棄在垃圾筒，此據被告供述在卷，並為告訴人所不爭執，執此，更足證被告並無將告訴人所有鑰匙充當自己所有之財產，而有利用該鑰匙經濟價值之取得意圖，是以，被告上開所辯，尚非無據，準此，堪認被告取走告訴人所有鑰匙之行為，應僅係發洩自己不滿之情緒，尚無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則其所為核與竊盜罪之主觀構成要件尚屬有間。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之證據均無足證明被告有何不法所有之主觀意圖，本院無法形成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竊盜犯行之確實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涉有竊盜犯行，揆諸前揭規定及判例意旨，基於「罪疑惟輕」原則，尚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免冤抑。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汪銘欽法官黃美盈法官高敏俐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書記官賴寶合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九十三年度易字第一一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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