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度易緝字第136號｜刑事：竊盜｜裁判日期：100 年 07 月 29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0年度易緝字第136號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張義中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9年度偵緝字第1243、1244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張義中無罪。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義中與某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由張義中駕駛車牌號碼3P-1569號自小客車附載該名男子，於民國99年1月7日下午1時10分許，至原臺中縣梧棲鎮（現已改制為臺中市梧棲區，以下同）中棲路2段60之13號「蘭姐小吃部」，假藉點餐消費，再趁朱春蘭忙碌之際，徒手竊取朱春蘭所有放置在櫃檯上之女用皮包1個【內含現金新台幣（下同）6000 元、身分證及健保卡各1枚、水晶及玉石等物】。得手後，駕駛上開自小客車逃逸，所竊得之現金由2人朋分花用，其他財物則丟棄在不詳之大排水溝內；復於同年月28日下午2 時30分許，2人又至臺中市○○區○○路1段112號「鹿港海鮮店」假藉點餐消費，再趁該店廚師洪文慶及其他店員忙碌之際，持客觀上足以供作兇器使用之螺絲起子2支（未扣案），撬開櫃檯抽屜，竊取現金1萬元。得手後，駕駛上開自小客車逃逸，所竊得之現金1萬元，由2人朋分花用。嗣經朱春蘭、洪文慶報警處理，並調取上址蘭姐小吃部附近之監視錄影帶畫面，循線查獲，因認被告張義中涉有共同竊盜及共同加重竊盜犯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茍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縱認被告抗辯或反證係屬虛偽，仍不能以此資為積極證據應予採信之理由；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再者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30年上字第482號、40年臺上字第8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其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臺上字第128號判例參照）。另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三、公訴意旨認被告張義中有於99年1月7日下午1時10分許，在臺中市○○區○○路2段60之13號「蘭姐小吃部」及同年月 28日下午2時30分許，在臺中區○○區○○路1段112號「鹿港海鮮店」，各與不詳成年男子之共同竊盜及共同加重竊盜犯行（以下簡稱「蘭姐小吃部」及「鹿港小吃店」竊盜案），無非以：⑴被告張義中於偵查時之自白；⑵「蘭姐小吃部」被害人朱春蘭、證人戴源良於警詢時之指證及「鹿港小吃店」告訴人洪文慶、證人顏梅芳於警詢時之指證；⑶「蘭姐小吃部」竊盜案發生後，經警調閱路口監視器畫面，發現竊嫌係駕駛車牌號碼3P-1569號黑色自小客車，該車係被告向桃園縣平鎮市「安穩當鋪」購買之權利車，有員警職務報告、安穩當鋪流當品讓渡合約書、監視錄影帶翻拍照片2張、刑案現場測繪圖等件為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上開2次竊盜犯行，辯稱：其於偵查中之自白，係主動為胡凱逸擔罪等語。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換言之，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陳述，係屬傳聞，原則上不具證據能力，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除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始具有證據能力。經查： ⑴「鹿港小吃店」竊盜案部分，本院審判時傳訊證人洪文慶、顏梅芳到庭指認被告，然證人洪文慶提供竊案發生時店內監視器畫面光碟（附卷），經當庭播放後，已足以確認當日進入店內竊取財物之2人（1人身高較高，身著深色上衣、深色長褲；另1人較矮，身著白色上衣、深色長褲），無論身形、年紀，均與被告張義中無一符合。證人胡凱逸證述：「畫面中身高較高，身著深色上衣、深色長褲之人為其本人，另1人（身著白色上衣之人係黃琨猛，71年次）」等語，乃證人洪文慶證稱：「於警局指認竊嫌是錄影畫面中穿白色上衣、深色長褲之人」；證人顏梅芳則證述：「於警局指認竊嫌是錄影畫面中穿深色上衣之人」，又證人洪文慶復結證：「錄影畫面中穿深色上衣年紀比較大，白色上衣年紀比較輕」等語。嗣證人黃琨猛經本院依職權傳訊亦坦承其係錄影畫面中穿白色上衣、深色長褲之人，其與證人胡凱逸當日進入「鹿港小吃店」共同竊盜，竊得款項2人朋分花用等語（見本院100年7月22日審判筆錄）。由此可知，證人洪文慶及顏梅芳警詢時所指認之犯罪嫌疑人乃不同之人（即證人洪文慶所指認者為錄影畫面中穿白色上衣、深色長褲、身高較矮、年紀較輕之人；證人顏梅芳指認者為錄影畫面中穿深色上衣、深色長褲、身高較高、年紀較長之人），然證人洪文慶、顏梅芳2人於警詢時，卻均指認被告張義中為竊嫌之一之陳述，自與其等本院審判中上開證述不符。其等先前於警詢時指認被告之陳述，僅依員警依口卡相片而為，並無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則證人洪文慶、顏梅芳2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應不具證據能力。 ⑵「蘭姐小吃部」竊盜案部分，證人戴源良於警詢時證稱「（竊嫌）2人，其中較高者約175公分，較矮者約168公分，經指認（被告）張義中是其中較高者」。然本院審判時經請證人指認在場被告、證人胡凱逸、黃琨猛等3人何者較似當日在「鹿港小吃店」內行竊之人？證人戴源良證稱：「警詢時只看相片，（今日）從身高來看，在警詢指認是有問題‧‧‧在場二位證人比較像（當日竊嫌）‧‧‧（檢察官問：案發時，在場被告有無前往店內竊取財物？）不是他，因為在場的被告年紀比較大，也比較胖」等語，故同前所述，證人戴源良於警詢指證被告張義中為竊嫌之一之陳述，亦與本院審判中之上開證述不符，其先前於警詢時指認被告之陳述，僅依員警依口卡相片而為，並無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是該證人戴源良於警詢時之陳述，亦不具證據能力。㈢另被害人朱春蘭經本院傳訊未到庭，雖其前於偵查時指證：「竊嫌是2個人，長得很體面，一個比較高約170幾公分，比較高的那位已經在警察局指認過了，就是編號1的張義中」等語，意即證人朱春蘭與證人戴源良於警詢中所指認被告張義中均為2竊嫌中「身材較高」者，然證人戴源良於本院審判時自承警詢時之指認「有問題」，其警詢之證述與審判時顯然不符，不具證據能力，已如前述。惟被告張義中身材矮胖，身高不及170公分，是雖告訴人朱春蘭警詢時之指認，未據公訴人及被告爭執其證據能力，但該警詢時指證內容既與證人戴源良前開於警詢之陳述，有相同之瑕疵，可信度不高，實難採取。㈣此外，「鹿港小吃店」竊盜案部分，依店內監視器畫面顯示，（除證人胡凱逸、黃琨猛參與外）未見第三人參與竊盜之情；而「蘭姐小吃店」竊盜案部分，證人戴源良於本院審判時亦結證被告張義中並無駕駛車牌號碼3P-1569號自用小客車在外接應進入店內之2名竊嫌之事實，是被告張義中雖於偵查時自承2次竊盜犯行，但其自白與事實不符，亦不得為證據。四、綜上所述，本件除被害人朱春蘭於警詢時容有瑕疵之指證外，其他卷附有證據能力之證據，尚不足以證實被告張義中有公訴意旨所指上開2次竊盜犯行，且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公訴人所指之2次共同竊盜犯行，致本院無法形成被告張義中有罪之確切心證，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劉玉媛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29 日刑事第五庭法官王邁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賴瓊珠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29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0年度易緝字第13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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