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97年度上訴字第992號

• 裁判案由: 偽證等
• 案件類型: 刑事
• 審判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 裁判日期: 97 年 06 月 26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97年度上訴字第992號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丁○○
選任辯護人　廖瑞鍠律師
吳光陸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偽證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7年度訴字第53號中華民國97年3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96年度偵緝字第3158、315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丁○○與綽號「阿宏」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年男子，為圖以丁○○所擔任負責人之「榮誠興業有限公司」（下稱榮誠公司）名義申請市內電話及寬頻網路使用，再以拒繳電信費用之方式獲取財產上不法利益，明知榮誠公司並無營業之事實，竟共同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聯絡，於民國九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某時，在臺中市○區○○街一０六號一樓榮誠公司內，由丁○○及綽號「阿宏」之男子，持榮誠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及丁○○之國民身分證、健保卡等文件，向「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世紀公司）指派前來接洽之業務人員，申請裝設速博電信Ｅ１中繼線二條（每條中繼線各含三十個市內電話門號），及ＡＤＳＬ寬頻網路服務，並指定安裝地點為臺中市○區○○路一段一五二號六樓之三。致使新世紀公司業務承辦人員陷於錯誤，以為榮誠公司及丁○○等人確有繳納電信費用之真意，乃同意上開申請而於九十四年八月一日完成Ｅ１中繼線之安裝，另於同年月二日安裝ＡＤＳＬ寬頻線路，而提供市內電話及寬頻網路予榮誠公司使用。惟榮誠公司僅繳交前二期金額分別為新臺幣（下同）二萬九千九百二十七元及一萬五千七百八十元之費用外，其後第三、四、五、六、七個月各高達七十八萬三千三百三十六元、一百二十九萬八千四百六十四元、一萬六千二百九十六元、一萬二千六百二十一元、二千一百四十元之電信費用則均未繳納，總計積欠新世紀公司之電信費用達二百十一萬二千八百五十七元。嗣經新世紀公司屢次向榮誠公司催繳電信費用，但均未獲置理，至此始悉受騙。
二、丁○○明知位在臺中市○區○○路一六七號十一樓及十二樓之屋主陳錦春，未曾帶同其與丙○○至上址樓層查看，亦未曾要求渠等二人清理該處地毯、髒東西、電器品、冷氣等物品。竟基於虛偽證述之犯意，於九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九時許，在台灣台中地方法院刑事第十一法庭內，就該院九十五年度易字第三０九三號丙○○竊盜案件審理程序以證人身分應訊時，供前具結而證稱：「（問：告訴人《即陳錦春》臺中市○區○○路房間的清除，被告《即丙○○》是否有找你？）……我到的時候被告跟我說七樓及十一樓要打掃，後來陳錦春也有到場帶我們到十一、十二樓去看。」、「（問：你有無向陳錦春求證房內的東西是否可以拿去賣？）……後來陳錦春又有帶我們到十一、十二樓去看。」、「（問：陳錦春帶你到十一、十二樓時怎麼說的？）他說裡面的廢棄物都是要清理，後來他說冷氣也不要了。」、「（問：陳錦春特別說冷氣不要了，是只對你說嗎？）對著我和被告說的……。」等語；又於九十六年四月三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許，在同院刑事第十一法庭內，就上開案件審理程序以證人身分應訊時，供前具結而證稱：「（問：到底陳錦春有無帶陳義俊、被告一同到十一、十二樓？）有。因為十一、十二樓有一些地毯，陳錦春帶我們上去，說要我們把地毯清掉，還有髒的東西要清掉，冷氣的部分也要清運掉。」、「（問：有無對著被告或丁○○說電器用品含冷氣都要清除掉？）陳錦春確實有跟我們這樣說過。」等語；再於九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五十五分許，在本院刑事第十六法庭內，就本院九十六年度上易字第九七七號丙○○竊盜案件審理程序以證人身分應訊時，供前具結而證稱：「（問：陳錦春有沒有請你們把冷氣拿掉？）我有聽陳錦春告訴被告說十一、十二樓的地毯，還有說因為要換掉冷氣，所以把地毯及冷氣搬走。」、「（問：何時告訴你要拆十一、十二樓冷氣？）我們開始搬運廢棄物的第一或第二天時，陳錦春到七樓，帶被告和我到十一、十二樓，電梯打開，樓梯外面地毯及廢棄物都要清掉，我有聽到陳錦春提到冷氣也順便要換掉。」、「（問：陳錦春有無說要把冷氣當作廢棄物拆除清理掉？）有。」等語，以此方式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就上開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虛偽陳述。嗣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及本院審理後，均認丁○○前揭證詞無可採信，各為丙○○有罪之判決，該案已於九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判決確定。
三、案經臺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檢察官自動檢舉分案告發，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認定：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定有明文。蓋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依法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力，且須對被告有利、不利之情形均應注意，況徵諸實務運作，檢察官實施刑事偵查程序，亦能恪遵法定程序之要求，不致有違法取證情事且可信度極高，是被告以外之人前於偵查中已具結而為證述，除反對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不宜遽指該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不具證據能力，方符前揭法條之立法意旨。本件下述之證人乙○○、吳春金、梁有全、陳錦春於檢察官偵查中經具結所為之陳述，並各有證人結文附卷，未曾提及檢察官在偵查時，有任何不法取供之情形，是客觀上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故上開證人於偵查中之證言自具有證據能力。
二、訊據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鄭俊義對於其為榮誠公司之登記負責人，且其同意綽號「阿宏」申設電話及寬頻網路，及僅繳二期，其後之三至七月之電信費用達二百十一萬二千八百五十七元均未繳，暨於上開時地在台灣台中地方法院及本院，有上述之證述等情，均坦白承認，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得利及偽證之犯行，辯稱：當時係綽號「阿宏」向其稱要開公司，需要借用其名義為負責人，其乃將身分證等文件交給阿宏，並同意其申設電話及寬頻網路，但其並未親自參與申設，其不知榮誠公司係虛設之公司行號，也不知阿宏為何未繳電信費用，其並未參與詐欺；至於在丙○○竊盜案件中，其在法院所為之證述均屬實在，並無虛偽，陳錦春所言並不實在，而其於九十五年四月十八日在丙○○涉嫌竊盜案時之供述，乃因其前一天喝酒有宿醉，在警訊時尚未完全清醒，所言不實，並請求傳訊證人丙○○以證明其並無偽證之情。經查：
(一)犯罪事實一部分：被告鄭俊義於九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某時，在臺中市○區○○街一０六號一樓榮誠公司內，由丁○○及綽號「阿宏」之男子，持榮誠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及丁○○之國民身分證、健保卡等文件，向「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世紀公司）指派前來接洽之業務人員，申請裝設速博電信Ｅ１中繼線二條（每條中繼線各含三十個市內電話門號），及ＡＤＳＬ寬頻網路服務，並指定安裝地點為臺中市○區○○路一段一五二號六樓之三。而新世紀公司乃依約於九十四年八月一日完成Ｅ１中繼線之安裝，另於同年月二日安裝ＡＤＳＬ寬頻線路，而提供市內電話及寬頻網路予榮誠公司使用。惟榮誠公司僅繳交前二期金額分別為新臺幣（下同）二萬九千九百二十七元及一萬五千七百八十元之費用外，其後第三、四、五、六、七個月各高達七十八萬三千三百三十六元、一百二十九萬八千四百六十四元、一萬六千二百九十六元、一萬二千六百二十一元、二千一百四十元之電信費用則均未繳納，總計積欠新世紀公司之電信費用達二百十一萬二千八百五十七元等情，已據證人即新世紀公司職員乙○○、吳春金、梁有全各於檢察官偵查時證述在卷，而榮誠公司係無營業之公司，此觀卷附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提供之公司登記資料封面註記即明，且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時，亦自承其始終未曾見到該公司內部擺設任何辦公桌椅等語，再參以榮誠公司所登記之營業所係位於臺中市○區○○街一０六號一樓，卻要求將上開市內電話及寬頻線路裝設於臺中市○區○○路一段一五二號六樓之三，顯見被告無非冀圖利用無營業事實之榮誠公司名義，誘使新世紀公司誤信榮誠公司基於營業所需而有申辦大量市內電話門號及寬頻網路服務之必要，並進而提供前揭電信服務，被告確有施用詐術之主觀犯意及客觀事實無訛。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辯以：當時係綽號「阿宏」向其稱要開公司，需要借用其名義為負責人，其乃將身分證等文件交給「阿宏」，並同意其申設電話及寬頻網路，但其並未親自參與申設，其不知榮誠公司係虛設之公司行號，也不知阿宏為何未繳電信費用，其並未參與詐欺等語。惟被告於檢察官偵查時供稱：申請以上電話時，其與阿宏在公司現場，其並提出身分證及健保卡，而營利事業登記證則是阿宏提出的等語（見九十六年度偵緝字第三一五八號偵查卷第三十一、四十七頁），是被告辯稱其未親自參與申設，並不足採；又被告於辦理榮誠公司登記後，其始終未曾見到該公司內部擺設任何辦公桌椅等情，亦如前述，以被告為有經驗之社會人士，豈有不知榮誠公司係虛設之理？另榮誠公司既無營業之情，何需申設速博電信Ｅ１中繼線二條，每條中繼線各含三十個市內電話門號，及ＡＤＳＬ寬頻網路服務之大量電話，且安裝地點與公司營業所並不相同，意在免繳電信費用甚為明顯，此外，並有速博電信市內電話申請書、速博電信服務同意書各三份（其中一份係變更優惠方案）、速博ＡＤＳＬ申請書一份、臺中市政府所核發之榮誠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被告之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影本各一份附卷可稽，被告所辯不足採信。
(二)犯罪事實二部分：證人陳錦春於檢察官偵查時具結證稱：伊只有委請丙○○清理臺中市○區○○路一七六號七樓之四而已，並未委請丙○○清理同址十一、十二樓房內物件，十一、十二樓房間內之冷氣雖有八、九年，但實際上冷氣只使用二年，丙○○向伊租的九樓之七房子，裡面也有這樣的冷氣，十一、十二樓還沒整修，所以不可能有廢棄物處理，案發後去找回收場老闆時，老闆也懷疑冷氣這麼新，為何要當廢棄物等語（見九十六年度偵緝字第三一五九號第七至九頁），再者，被告丁○○於九十五年四月十八日警詢時供稱：丙○○並未承包該棟十一、十二樓之清理工作，會進入十一、十二樓是因為丙○○告知伊該二樓層冷氣都壞掉，可以拆冷氣去賣，伊不知道狀況，才與丙○○一起拆卸冷氣等語（見警卷第十一、十二頁），而且被告於偵查中供稱：伊於九十五年四月十八日在水湳派出所所做的筆錄實在等語（見九十六年偵緝字第三一五九號偵查卷第七頁），比對上揭證人陳錦春證述與被告供述互核一致，顯見被告知悉位在臺中市○區○○路一六七號十一樓及十二樓之屋主陳錦春，未曾帶同其與丙○○至上址樓層查看，亦未曾要求渠等二人清理該處地毯、髒東西、電器品、冷氣等物品。又被告於丙○○竊盜案件中於台灣台中地方法院及本院為如犯罪事實二所述之證述等情，己據被告自承在卷，並有被告於丙○○竊盜案件中證述之審理筆錄、證人結文各三份在卷可稽。且被告在丙○○竊盜案件所為之前揭不實證述內容，經台灣台中地方法院及本院審理後，均認其所為前揭證詞無可採信，各為丙○○有罪之判決，亦有台中地方法院九十五年度易字第三０九三號刑事判決、本院九十六年度上易字第九七七號刑事判決各一份在卷為憑。而被告證述屋主陳錦春是否當面委請其與丙○○清除上址樓層之冷氣，攸關丙○○能否構成竊盜犯罪，乃該案之構成要件核心事實，自屬偽證罪所稱「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殆無疑義。被告辯稱：其在丙○○竊盜案件中，在法院所為之證述均屬實在，並無虛偽，陳錦春所言並不實在等語，並不足採；雖被告另辯以：上開警詢時伊因前一晚喝酒，有宿醉，所言不實等語，惟觀諸證人丁○○之二份警詢筆錄（警卷第七至十三頁），可知證人丁○○於九十五年四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許係因丙○○遭查獲後，隨即帶同警方前往被告丁○○當時之居所即臺中市○區○○路四十五之四號四樓，並由警方帶回製作警詢筆錄，第一份雖於當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許開始製作，但僅告以權利事項，於當日上午十一時四十分許即因故未再繼續，迨至當日十七時許起，始製作第二份警詢筆錄等情，有被告丁○○上開二份警詢筆錄在卷可佐，是以被告丁○○於當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許為警帶回警局時，縱使確有其所稱宿醉之情形，但在經過五個半小時之休息後，依常情，精神狀況應已大致回復；另綜觀被告丁○○於第二份警詢筆錄之陳述，可知被告丁○○對於各項問話，並未呈現不能理解或答非所問之情形，對於警方質疑其是否早知丙○○沒有承包該址十一、十二樓，仍與之一起進入偷竊冷氣一事，猶能為自己辯解稱：因我不知道狀況，是丙○○叫伊一起進入拆冷氣的（伊為被告所僱之工人）等語（見警卷第十二頁）。基此，被告丁○○於第二份警詢筆錄之陳述，應無受宿醉影響之情狀，已臻明確，被告本於原審為認罪之陳述，於本院翻異其詞之所辯並不足採。本件事證已甚明確，自無再傳訊證人丙○○之必要。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至堪認定。
三、查被告丁○○為上開詐欺行為後，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公布之刑法條文已自九十五年七月一日起施行，其中與上開犯行有關之刑法第二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三條第五款、第五十一條第五款均已修正，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修正後刑法第二條第一項定有明文。然此條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本身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為「從舊從輕」之比較。按本次法律變更，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最高法院九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九十五年度第八次刑庭會議決議參照）。茲就本件新舊法比較結果說明如下：
(一)修正前刑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施』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修正後同條則規定為：「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而將「實施」修正為「實行」，而所謂「實施」，涵蓋陰謀、預備、著手及實行之概念在內，範圍較廣；而所謂「實行」，則著重於直接從事構成犯罪事實之行為，其範圍較狹，是新法共同正犯之範圍縮小，排除陰謀犯、預備犯之共同正犯，是新法共同正犯之範圍顯然縮小，而排除「陰謀共同正犯」、「預備共同正犯」之適用，上開修正顯非單純文字修正，亦非實務見解之明文化，應有修正後刑法第二條第一項「從舊從輕」原則之適用。且本件被告既屬實行階段之正犯，無論依修正前後之規定，皆成立共同正犯，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前段，應依修正前第二十八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二)關於法定罰金刑下限部分，被告所犯詐欺得利罪（詳如後述），法定刑中有科處罰金之規定。修正前刑法第三十三條第五款規定罰金為一元以上，修正後刑法第三十三條第五款則將罰金規定係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以百元計算之。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應以舊法較有利於被告。
(三)關於宣告多數有期徒刑定應執行刑之部分，被告在裁判確定前犯數罪，其中所犯上開詐欺得利罪在新法施行前，於新法施行後，即應依新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最高法院九十五年度第八次刑庭會議決議參照）。而修正前刑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規定：「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二十年。」，而修正後刑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規定：「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三十年。」經比較新舊法結果，新法將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而定應執行刑之上限由二十年提高為三十年，自以舊法較有利於被告。綜上，舊法關於法定罰金刑下限及宣告多數有期徒刑定應執行刑之規定，均較有利於被告，衡諸整體綜合比較結果及不得割裂適用法律之原則，就本件被告所犯之詐欺得利罪部分，應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一體適用修正前刑法之相關規定予以處斷。
四、查被告丁○○身為榮誠公司負責人，明知榮誠公司並無營業之事實，竟仍以榮誠公司名義申請市內電話及寬頻網路使用，再以拒繳電信費用之方式獲取財產上之不法利益，所為係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二項、第一項之詐欺得利罪。其又以證人身分於丙○○竊盜案件中到庭應訊，而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具結，而為虛偽陳述，就此部分所為係犯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之偽證罪。而被告係透過新世紀公司申請使用速博電信之市內電話及寬頻網路服務，其目的乃在取得前揭電信服務之不法利益，並以拒絕繳納高額電信費用彰顯其不法意圖，至於新世紀公司派員裝設之Ｅ１中繼線僅為被告獲取不法利益之媒介物質，無從認為已交付被告而歸其所有，就此部分應論以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二項、第一項之詐欺得利罪。公訴意旨認為係構成同條第一項之詐欺取財罪，容有未洽，原審因而以於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之範圍內，變更起訴法條為前揭詐欺得利罪，並仍依法審理，自屬正當。又被告所犯之偽證罪，係侵害國家法益之犯罪，其罪數應以訴訟之件數為準，縱使被告先後於丙○○竊盜案件中三度偽證，然僅一件訴訟，應論以單純一罪（最高法院七十二年台上字第三三一一號判例要旨參照）。而被告與綽號「阿宏」之男子，就上開詐欺得利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至於被告所犯上開詐欺得利及偽證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又被告所虛偽陳述之丙○○竊盜案件，已於九十六年九月十八日確定，被告遲至原審九十七年一月十八日、同年二月二十七日行準備程序時始表示認罪，已無刑法第一百七十二條減輕其刑規定適用之餘地，附此敘明。
五、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其中被告所犯詐欺得利部分變更法條後，適用刑法第二條第一項前段、（修正前）第二十八條、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二項、第一項、第一百六十八條、（修正前）第五十一條第五款，刑法施行法第一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前段，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七條、第十一條規定，並審酌被告詐欺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取得不法利益之客觀價值非微、其偽證行為嚴重妨礙司法機關事實認定及審判職務之適正執行、被告於原審審理期間坦承犯罪之犯後態度、被告犯罪所生危害、其所偽證者係竊盜案件、具有高中畢業學歷之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詐欺得利量處有期徒刑六月，偽證量處有期徒刑四月，並說明：被告上開詐欺得利犯罪時間在九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前，且無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所列舉不予減刑之情形，就此部分已合於同條例所定之減刑要件，爰依同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減其刑期二分之一。另被告係於九十六年十月九日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發布通緝，並於同年月二十三日為警緝獲而非自動歸案，惟與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五條所示於該條例施行前通緝之要件不符，尚無該條不予減刑規定之適用，仍應予減刑。至於被告所犯偽證罪係於九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行為終了，已在前揭減刑條例所定基準日之後，自無從再予減刑。另依同條例第十一條、刑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之規定，就應減刑之詐欺得利罪與不應減刑之偽證罪定其應執行之刑。至於被告所犯之偽證罪，法定本刑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與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及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九條之易科罰金要件不符，屬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就合併定應執行刑之數罪均毋庸再為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之諭知；又敘明：被告於原審審理時雖自承並未實際繳納股款即擔任榮誠公司之名義負責人等語，惟按公司法第九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虛偽表明收足者，係指投資人有入股之意思及行為，於公司申請設立登記時，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虛偽表明收足者為限。若其本無入股之意思，即無所謂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之問題（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九四九號刑事判決同此意旨）。依被告於九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原審行準備程序時之供述：「……當時成立榮誠興業公司，我是登記公司的負責人，因為阿宏說他的朋友欠稅，希望以我的名義來申請公司，實際上我並沒有出資……。」等語，足認綽號「阿宏」之男子應係借用被告名義使其擔任榮誠公司負責人，亦即被告僅係出借名義供他人進行公司登記之俗稱「人頭」角色，實際上被告既無出資入股之意願，揆諸前揭說明，應無構成公司法第九條第一項罪名之可言。再者，榮誠公司早於九十四年六月十七日即已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申請設立登記，當時僅有股東劉家禎一人出資二百萬元，其後劉家禎再於九十四年七月十二日將上開股權讓與被告，被告即因受讓股權而成為榮誠公司之唯一股東，此有上開公司登記資料可憑。則榮誠公司股東倘有未實際繳納股款而以申請文件虛偽表明收足之情形，所應論究者應為申請設立時之股東劉家禎有無涉及犯罪之問題，至於被告雖係受讓劉家禎之股權而成為榮誠公司股東，然單純股權之轉讓與公司設立登記或增資時牽涉公司實收資本多寡尚有不同，被告縱使並無支付任何對價予劉家禎，亦屬其與劉家禎就股權轉讓原因事實之內部關係，尚無礙於公司本身資本之充實，被告自不因此而受公司法第九條第一項刑責相繩。從而，被告上開所為即與公司法第九條第一項罪名之構成要件有間，因公訴意旨並未將此部分列為起訴事實，自毋庸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其認事用法均無不當，量刑亦堪稱妥適，被告上訴改陳上詞置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97　　年　　6　　月　　26　　 日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羅 得 村
法 官 張 靜 琪
法 官 吳 進 發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偽證得上訴，餘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書記官 柯 孟 伶
中　　華　　民　　國　　97　　年　　6　　月　　27　　 日附錄條文：
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
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證人、鑑定人、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