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年度金訴字第189號｜刑事：詐欺等｜裁判日期：113 年 03 月 20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189號公訴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建廷（原名王建翔）選任辯護人李金澤律師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5537號、第32445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式審判程序進行審理，判決如下：主文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沒收之。犯罪事實一、乙○○前為「同心資產開發商行」之負責人；丙○○（所涉詐欺等罪嫌，另行審理）則為億生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億生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並與乙○○為朋友關係。二、緣丙○○因億生公司急需款項周轉，求助於乙○○，而乙○○雖預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不詳，自稱「廖先生」(亦稱「阿強」、「強哥」)、「GG」之成年人，其背後乃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之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竟仍基於參與犯罪組織、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之犯意，自民國000年0月間起，加入該犯罪組織擔任經手詐欺款項之工作，並招募丙○○加入該犯罪組織擔任提供帳戶及提領詐欺款項之工作。三、乙○○與丙○○、「廖先生」、「GG」及其他不詳詐欺集團成員（無證據證明有未滿18歲之人），共同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騙集團某成年成員自112年2月8日起，透過通訊軟體LINE對丁○○佯稱：可投資股票獲利云云，致丁○○陷於錯誤，於11 2年3月7日12時6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20萬元至指定之華南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下稱甲帳戶）後，隨於同日12時30分許，將上開20萬元連同其他金錢共90萬元轉匯至丙○○提供之板信銀行帳戶（帳號：000000 00000000號，戶名：億生公司，下稱乙帳戶）。再由乙○○通知丙○○至桃園市○○區○○路0段00號乙○○之辦公室會合，丙○○ 則在該處聯絡不知情之億生公司會計林泳衿（所涉詐欺等犯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到場，並將乙帳戶之存摺及印鑑交付予林泳衿，指示林泳衿與乙○○前往銀行領款，林泳衿即在乙○○陪同下，於同日14時20分許，至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上之板信銀行提領277萬元（包含上開90萬元），乙○○ 再將該筆款項轉交予「廖先生」，進而掩飾、隱匿上開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丙○○復指示林泳衿繼續自乙帳戶匯出16萬元至林泳衿開立之帳戶，以分批轉帳予億生公司員工。四、嗣經丁○○發覺遭騙報警處理，為警調閱甲、乙帳戶資料，並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乙○○位於桃園市○○區○○路○段000號3 樓之2居所執行搜索，當場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始查悉上情。五、案經丁○○告訴暨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調查後偵查起訴。理由壹、程序事項一、本件被告所犯者，均非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式審判程序進行審理。二、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係以立法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之規定，是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絕對不具有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卷內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之陳述，於認定被告違反組織犯罪條例部分，不具有證據能力。貳、實體事項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核與被害人丁○○於警詢、共同被告丙○○於警詢及偵查中、同案被告林泳衿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相符，復有被害人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及內頁、甲、乙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證照片（含板信銀行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取款憑證照片、一定金額以上之通貨交易客戶資料登記簿照片）13張、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蒐證照片（桃園市○○區○○路0段00號辦公室照片）、刑事照片截圖（被告行動電話內之現金照片）各2張、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數位證物勘察報告、手機鑑識截圖、本院112年度聲搜字第1136號搜索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附卷可稽（參見偵一卷第15-17、23-25頁，偵三卷第39-44、463-469、119、133頁，偵四卷第43-101頁，偵三卷第151-158頁），以及如附表所示之物扣案可佐，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可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一）按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乃因多人共同行使詐術手段，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其主觀惡性較單一個人行使詐術為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仿照本法第222條第1項第1款之立法例，將「三人以上共同犯之」列為第2款之加重處罰事由，本款所謂「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不限於實施共同正犯，尚包含同謀共同正犯（詳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立法理由）。又詐欺取財罪係以詐術使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故受領被害人交付財物自屬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行為，而受領方式，當面向被害人收取固屬之，如被害人係以匯款方式交付金錢，前往提領款項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04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又刑法之相續共同正犯，基於凡屬共同正犯，對於共同意思範圍內之行為均應負責之原則，共同犯罪之意思不以在實行犯罪行為前成立者為限，若了解最初行為者之意思而於其實行犯罪之中途發生共同之意思而參與實行者，亦足成立；故對於發生共同犯意以前其他共同正犯所為之行為，苟有就既成之條件加以利用而繼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則該行為即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1905號、34年上字第862號、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例、98年度台上字第4230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共同正犯在主觀上須有共同犯罪之意思，客觀上須為共同犯罪行為之實行。所謂共同犯罪之意思，係指基於共同犯罪之認識，互相利用他方之行為以遂行犯罪目的之意思；共同正犯因有此意思之聯絡，其行為在法律上應作合一的觀察而為責任之共擔。至於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以彼此間犯罪故意之態樣相同為必要，蓋刑法第13條第1項、第2項雖分別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前者為直接故意，後者為間接故意，惟不論「明知」或「預見」，僅認識程度之差別，間接故意應具備構成犯罪事實之認識，與直接故意並無不同。犯罪構成事實以「明知」為要件，行為人須具有直接故意外，共同正犯對於構成犯罪事實既已「明知」或「預見」，其認識完全無缺，進而基此共同之認識「使其發生」或「容認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彼此間在意思上自得合而為一，形成犯罪意思之聯絡。故行為人分別基於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實行犯罪行為，自可成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655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詐欺取財罪係以詐術使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故受領被害人交付財物自屬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行為，而受領方式，當面向被害人收取固屬之，如被害人係以匯款方式交付金錢，前往提領款項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042號判決意旨參照）。末按洗錢防制法於105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並於000年0月00日生效施行（下稱新法）。修正前該法（下稱舊法）將洗錢行為區分為將自己犯罪所得加以漂白之「為自己洗錢」及明知是非法資金，卻仍為犯罪行為人漂白黑錢之「為他人洗錢」兩種犯罪態樣，且依其不同之犯罪態樣，分別規定不同之法定刑度。惟洗錢犯罪本質在於影響合法資本市場並阻撓偵查，不因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而有差異，且洗錢之行為包含處置（即將犯罪所得直接予以處理）、多層化（即為使偵查機關難以追查金流狀況，以迂迴層轉、化整為零之多層化包裝方式，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及整合（即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犯罪所得，使該犯罪所得披上合法之外衣，回歸正常金融體系）等各階段行為，其模式不祇一端，上開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之二分法，不僅無助於洗錢之追訴，且徒增實務事實認定及論罪科刑之困擾。故而為澈底打擊洗錢犯罪，新法乃依照國際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inancia l Action TaskForce，下稱FATF）40項建議之第3項建議，並參採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及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之洗錢行為定義，將洗錢行為之處置、多層化及整合等各階段，全部納為洗錢行為，而於新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以求與國際規範接軌。另舊法過度限縮洗錢犯罪成立之可能，亦模糊前置犯罪僅在對於不法金流進行不法原因之聯結，造成洗錢犯罪成立門檻過高，洗錢犯罪難以追訴，故新法參考FATF建議，就其中採取門檻式規範者，明定為最輕本刑為6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將「重大犯罪」之用語，修正為「特定犯罪」，再增列未為最輕本刑為6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所涵括之違反商標法等罪，且刪除有關犯罪所得金額須在5百萬元以上者，始得列入前置犯罪之限制規定，以提高洗錢犯罪追訴之可能性。從而新法第14條第1項所規範之一般洗錢罪，必須有第3條規定之前置特定犯罪作為聯結，始能成立。然洗錢犯罪之偵辦在具體個案中經常祇見可疑金流，未必瞭解可疑金流所由來之犯罪行為，倘所有之洗錢犯罪皆須可疑金流所由來之犯罪行為已經判決有罪確定，始得進一步偵辦處罰，則對於欠缺積極事證足以認定確有前置犯罪，卻已明顯違反洗錢防制規定之可疑金流，即無法處理。故而新法乃參考澳洲刑法立法例，增訂特殊洗錢罪，於第15條第1項規定：「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而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名或以假名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帳戶。二、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三、規避第7條至第10條所定洗錢防制程序。」從而特殊洗錢罪之成立，不以查有前置犯罪之情形為要件，但必須其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無合理來源並與收入顯不相當，且其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取得必須符合上開列舉之3種類型者為限。易言之，第15條之特殊洗錢罪，係在無法證明前置犯罪之特定不法所得，而未能依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論處時，始予適用。倘能證明人頭帳戶內之資金係前置之特定犯罪所得，即應逕以一般洗錢罪論處，自無適用特殊洗錢罪之餘地。例如詐欺集團向被害人施用詐術後，為隱匿其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而令被害人將其款項轉入該集團所持有、使用之人頭帳戶，並由該集團所屬之車手前往提領詐欺所得款項得逞，檢察官如能證明該帳戶內之資金係本案詐欺之特定犯罪所得，即已該當於新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至若無法將人頭帳戶內可疑資金與本案詐欺犯罪聯結，而不該當第2條洗錢行為之要件，當無從依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論處，僅能論以第15條第1項之特殊洗錢罪。另過去實務認為，行為人對犯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處分行為，或僅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祇屬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惟依新法規定，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而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新法第2條第1款或2 款之洗錢行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44號判決意旨參照）。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同條例第4條第1項之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罪；就犯罪事實三所為，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被告與共同被告丙○ ○、「廖先生」、「GG」及其他不詳詐欺集團成員間，就犯罪事實三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二）按行為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中，先後加重詐欺數人財物，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應僅就首次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犯行，乃為其參與組織之繼續行為，為避免重複評價，當無從將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割裂再另論一參與犯罪組織罪，而與其後所犯加重詐欺罪從一重論處之餘地（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108年度台上字第416號、第78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所參與之犯罪組織即詐欺集團，其成員原本即係以犯詐欺取財罪為目的而組成，被告亦是為實施詐欺犯罪而加入該詐欺集團並招募共同被告丙○○加入，是被告參與、招募他人加入該犯罪組織之後，隨即實行本案之詐欺取財犯行，二者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如予以數罪併罰，反有過度處罰之虞，而與人民之法律感情未相契合，是於牽連犯廢除後，適度擴張一行為概念，認此情形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方屬適當。從而，被告就犯罪事實二、三部分，乃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三）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440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被告就本案所犯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罪、一般洗錢罪，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不諱（參見偵四卷第559頁、本院卷第102頁），本應分別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第2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惟因其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罪、一般洗錢罪，均屬想像競合犯中之輕罪，本院既以想像競合犯中之重罪即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法定刑決定處斷刑，則上開減輕其刑事由僅作為量刑依據，併此敘明。（四）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880號、80年度台上字第369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57條已明定法官量刑時應考量的各項事由，其中第10款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其就犯罪行為人犯罪後悔悟的程度而言，包括：犯罪行為人行為後，有無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這並包括和解的努力在內；犯罪行為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於緘默權保障下所為的任意供述，是否坦承犯行或為認罪的陳述。前者，基於「修復式司法」理念，國家有責權衡犯罪行為人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的法益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彌補的法益，使二者在法理上力求衡平，從而犯罪行為人積極填補損害的作為，當然得列為有利的科刑因素；後者，除非有證據證明被告的自白或認罪不是出於悔悟提出者，否則祇須犯罪行為人具體交代其犯行，應足以推認其主觀上是出於悔過的事實，如此不僅可節省訴訟勞費，使明案速判，也屬其人格更生的表徵，自可予以科刑上減輕的審酌。又聯合國經濟與社會委員會於2002年研擬公布的《刑事案件中使用修復式司法方案之基本原則》（Ba sic principles on the use of restorative justiceprogrammes in criminal matters, ECOSOC Res.2000/14,U.N.Doc.E/2000 /I NF/2/Add.2 at 00 ( 0000)）中，指出「修復式司法方案」是指採用修復式程序，或旨在實現修復式結果的任何方案。所謂的「修復式程序」，是指在公正第三者幫助下，受害者、罪犯／或受犯罪影響的任何其他個人、社區成員，共同積極參與解決由犯罪造成的問題與程序，例如調解、會議與審判圈；「修復式結果」則指由於修復式程序而達成的協議，例如補償、社區服務與旨在對受害者、社區進行賠償，並使受害者與／或罪犯重新融入社會的其他任何方案或對策。在人類仍集體於部落共同生活時（如臺灣許多的原住民社會），排解紛爭大都倚賴和解、調解，透過對話，營造信任與互相接納的氛圍，達成賠償、道歉方式修復關係，以平息憎恨、減少犯罪；至於採取「應報正義」，讓加害者受到應得的刑事制裁，乃是後來才開展的紛爭解決模式。國家、社會採取應報正義，固然是維護社會秩序的正義基礎；然而，社會及被害人所受損害未經修復前，是否已達衡平正義的目的，恐怕未然。直至1970年代，歐美社會開始基於「和平創建」（英語：peace-making）的思維，主張處理犯罪事件不應只從法律觀點，也應從「社會衝突」、「人際關係間的衝突」觀點來解決犯罪事件，這就是「修復式司法（正義）」的基本理念。我國現行法制中，雖未正式出現「修復式司法」的用語，但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刑法第74條時，仿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緩起訴應遵守事項的體例，明定法官宣告緩刑時，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被害人道歉、立悔過書、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向公庫支付一定的金額、提供義務勞務、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等處遇措施、其他保護被害人安全或預防再犯的必要命令，也寓有「修復式司法」的思維；法務部作為刑事政策的主管機關，也於99年7月頒布《法務部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施計畫》，明定在尊重當事人自主意願的前提下，不限案件類型，以各地方法院檢察署為中心，採被害人、加害人調解為主要模式，於刑事司法程序各階段推動修復式司法的各項作為。是以，法院在從事個案審判過程中，如刑事被告、受害者在公正第三者的幫助，或自行協調下，共同積極參與解決由犯罪造成的問題與程序，最後並達成「修復式結果」時，如其達成的協議於法無違時，法院自應予以適當的尊重，以符修復式正義（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侵上訴字第17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所為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固為法所不容，惟審酌被告乃一時思慮未周而為本案犯行，犯後復已深感後悔，積極與被害人調解成立，並已全數給付調解金額（本院113年度南司刑移調字第171號調解筆錄1份附卷可稽）。是綜觀該案客觀之犯罪情節、造成之損害與被告主觀惡性而論，被告既已反省其自身應負之刑責、力謀填補被害人實質所受之損害，則就被告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而言，若科以最低法定本刑有期徒刑1年，猶嫌過重，不無情輕法重之憾，客觀上尚有情堪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五）爰審酌被告之年紀、素行（為本案行為前，有因案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佐）、智識程度（大學學歷）、參與程度與角色分工（非居於主要角色）、職業及家庭並經濟狀況（自陳：已婚，有二個小孩，在自家工廠擔任司機及送貨，曾擔任桃園市政府人民團體負責人，亦從事公益活動，並提出當選證明書、當選證書、感謝狀等為證）、犯罪動機、目的及方法、與被害人無特殊關係、坦承犯行之態度、被害人遭詐騙之金錢數額，以及其業與被害人調解成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本院整體評價被告所犯輕、重罪之法定刑並審酌被告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被告之資力、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罰之儆戒作用等情，認判處上開有期徒刑，已可充分評價被告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故無併科洗錢罪罰金刑之必要，併此敘明。（六）按「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被告前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年度侵訴字第3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嗣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度侵上訴字第218號判決駁回被告上訴而告確定等事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核與上開緩刑規定不符，無從為緩刑宣告，附此敘明。三、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為被告所有，供被告與其他詐欺集團成員聯繫而犯本案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述在卷，復有上開行動電話內之現金照片、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數位證物勘察報告及鑑識截圖在卷可佐，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被告於偵查中雖自陳其提領277萬元後，獲得7萬元之報酬，然因本案被害人被騙金額僅有20萬元，若按比例計算，被告就本案所得報酬不過數千元，而被告既已與被害人調解成立，且其同意賠償之金錢達5萬元，則若再宣告沒收被告於本案之犯罪所得，對被告而言，將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許友容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0　　日刑事第十三庭法官李俊彬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李俊宏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扣案物名稱及數量 iPhone12行動電話1支（含門號晶片卡1張）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8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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