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三年度易字第一三號｜刑事：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裁判日期：93 年 03 月 17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三年度易字第一三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庚○○ 選任辯護人　彭大勇律師林士龍律師右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九十一年度偵字第七五○三號），本院判決如左：主文庚○○無罪。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庚○○自民國（下同）九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前某日起，在臺南縣永康市○○路一之三十三號八樓之「宏威企業社」之總經理室內，未經許可持有具殺傷力之武士刀四把。嗣於九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十七時，經警持搜索票，在上址之「總經理室」內查扣上開四把武士刀，因認被告庚○○涉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刀械罪嫌。二、按刑事訴訟程序之進行乃以事實之認定為其中心，而對於事實之認定並非得由裁判官以其主觀為之，故現代文明法治諸國無不要求認定事實應依證據為之，刑事訴訟法因而明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明文規定）。且因審判官所為事實之認定，不問於民事程序或刑事程序，要皆屬對於過去存否事實之判斷，而屬於歷史之證明，復因訴訟之迅速性及經濟性之要求，對於此種事實之認定，學說之通說上均認以對該事實之存在不存在與否，於訴訟上之證明可達於有高度之蓋然性為已足，當然於刑事程序上，認定犯罪事實存在之此種高度之蓋然性必需「超越合理之懷疑」，使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真實方可。因而最高法院判例又揭櫫闡明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又事實審法院對於證據之取捨，依法雖有自由判斷之權，然積極證據不足證明犯罪事實時，被告之抗辯或反證縱屬虛偽，仍不能以此資為積極證據應予採信之理由；另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需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到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其以情況證據斷罪時，尤需基於該證據於直接關係上所可證明之他項情況事實，本乎推理作用足以確證被告有罪，方為合法，不得徒憑主觀上之推想，將一般經驗上有利被告之其他合理情況逕予排除，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四八二號、同年上字第八一六號、二十九年上字第三一０五號、七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六號、七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三十二年度上字第六七號判例均可資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庚○○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中供稱：「我是宏威企業社現場負責人」等語，並參以證人即「宏威企業社」職員丁○○、汪憲彰、許展毓、丙○○、徐銘崑等人於警詢時均供稱：「查獲扣案武士刀之總經理辦公室為被告之辦公室」等語，且有扣案之武士刀四把可資佐證，為論述之依據。訊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堅詞否認於上開時、地有何未經許可，持有刀械之犯行，辯稱：「（對於檢察官起訴有何意見？）有意見。武士刀不是我的，我去應徵的時候武士刀就在那裡了」，「（案發當時甲○○有打電話給你叫你將事情擔下來？）他是希望我不要講出他是實際負責人」，「公司實際負責人是甲○○」，「是因為甲○○交代我的關係，我才這樣講」等語明確（見本院九十三年三月三日審理筆錄）。經查：（一）、訊據證人李均緯（即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你是否為位於臺南縣永康市○○路一之三三號八樓「宏威企業社」之實際負責人？）我是實際負責人」，「（庚○○的薪水是由你支付？月薪多少？）是的，月薪一個月六、七萬元」，「（對於本院九十三年二月四日準備程序時，被告供述是你叫他將事情擔下來，有何意見？）沒有意見，是這樣的」等語綦詳（見本院九十三年三月三日審理筆錄），足證「宏威企業社」之實際負責人為證人李均緯，且被告庚○○於偵查中所以供稱由其持有，係由證人李均緯要求被告庚 ○○予以承擔所致，至為明確。而證人李均緯上開證述之詞，經核與證人丁 ○○所證述：「（你去應徵的時候是去公司的外面，還是何處？）是在公司總經理的辦公室」，「（應徵時總經理是何人？）是庭上的甲○○先生」，「（你在應徵當時，有無曾經看過有武士刀？武士刀是放在何處？）有看過，是放在辦公室進去的左手邊的木頭製櫃子」，「（你的薪水都是由誰支付？）甲○○先生」，「（為何在警訊時供述被告是實際負責人？）因為我們在警察局的時候甲○○有打電話給庚○○交代說不要講說他是實際負責人」，「（九十一年間總經理辦公室都是何人在辦公？）李先生如果在，就是李先生，如果李先生不在，就會交代庚○○可以進去使用」等語大致相符（見本院九十三年三月三日審理筆錄），準此以觀，足證本案被告庚○○及證人丁○○之薪水，均係由證人李均緯所發放，且放置於「宏威企業社」總經理室內之武士刀，係由對該總經理室具有實際支配管領力之證人李均緯所持有無訛，益徵本案被告庚○○應非實際負責人，至為顯明。故被告庚○○既非實際負責人，對上開由證人李均緯所使用之總經理室內所擺放具殺傷力之武士刀四把，即無客觀上之支配持有關係存在，故扣案之武士刀四把並非被告持有，而係證人李均緯所持有，洵屬無疑。（二）、又參以證人己○○亦證述：「（在總經理辦公室有無看過武士刀？）有。在櫃子上看過，除了應徵之時有看過，平常進去總經理辦公室也看過」，「（公司的負責人是誰？）是甲○○」等語明確（見本院九十三年三月三日審理筆錄），經核與證人丙○○證稱：「（當時總經理是誰？有無進去過總經理室？）是甲○○。我有進去過總經理室，是進去打掃」，「（武士刀是放在何處？你看過幾次？）我看過一次，武士刀是放在櫃子裡面，就是打掃那一次看到的」等語大致相符（見本院九十三年三月三日審理筆錄），足證是時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確為證人李均緯，且平日均係由證人李均緯使用總經理辦公室，至為顯明。再者，衡以證人李均緯證稱：「（是否知道當天有查獲四把武士刀，是何人所有？從何而來？）我知道，武士刀是「宏威企業社」在八十九年八月開幕的時候，別人送給公司的」，「（你將武士刀放在哪裡？）放在總經理室開門進去左邊的櫃子裡面」，「（是何人送的？）是一個叫「卿仔」的朋友，他在八十九年年底的時候送的」，「（櫃子是何形狀？）是一層一層的櫃子，沒有玻璃，是在擺裝飾用的」，「（當時將武士刀擺放在那邊？沒有收起來？）是的。我都是擺出來放著，沒有動，都沒有收起來，就像一般店內在販賣模型武士刀一樣」等語明確（見本院九十三年三月三日審理筆錄），從而，依證人李均緯上開證述之詞以觀，證人李均緯就武士刀之來源、取得武士刀之時間、由何人所贈送、總經理室內部之櫃子樣式、擺放武士刀之處、武士刀之所有權人係證人李均緯、擺放武士刀係用以供裝飾所用等諸節均陳述綦詳，經核與被告於本院之供詞亦屬一致（見本院九十三年三月三日審理筆錄），足證扣案之武士刀，確係於八十九年間「宏威企業社」開幕時，由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卿仔」之人所贈送予證人李均緯，證人再將武士刀擺放於其所使用之總經理室內供觀賞用，至為灼然，益見上開武士刀，確非本案被告庚○○所持有，殆無疑義。（三）、另酌以證人李均緯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宏威企業社」是由何人向房東承租？）是由我在八十九年的八、九月初向房東承租的，本來要開建設公司，後來就作為現在的這間宏威企業社」等語無訛（見本院九十三年三月三日審理筆錄），經核與當時出租房屋之房東即證人戊○○證述：「（你是否為「宏威企業社」的房東，當時承租的時候，有無說要作為何用？當時租金多少？都是向何人收取？公司從事何行業是否知道？）我是宏威企業社的房東，是在八十九年八月由甲○○先生來承租，我沒有問說要做何行業，當時租金三萬元，都是由李先生付給我的」，「（你們租賃契約有無延長？前後租了多久？租金都是由何人支付？）有延長半年，前後大約租了二年左右，租金都是我向李先生收取，沒有其他人拿租金給我」等語互核一致（見本院同日筆錄），足證自八十九年八月間起，係由證人李均緯向證人戊○○承租臺南縣永康市○○路一之三三號八樓，以每月租金三萬元之代價，由證人李均緯給付租金予證人戊○○，用以做為「宏威企業社」之辦公室無訛，故依此客觀判斷，證人李均緯既為承租臺南縣永康市○○路一之三三號八樓「宏威企業社」之人，並每月給付固定租金予證人戊○○，此外，並無其他人繳付租金，復據證人戊○○證述綦詳，已如前述，從而，本案被告庚○○既非實際繳付租金之人，益見其並非「宏威企業社」之實際負責人，故被告庚○○ 既非實際負責人，對「宏威企業社」總經理室顯無支配持有關係存在，故被告庚○○對由證人李均緯所擺放具殺傷力之武士刀四把，即無持有之餘地，亦堪以認定。（四）、按依情況證據斷罪時，尤需基於該證據於直接關係上所可證明之他項情況事實，本乎推理作用足以確證被告有罪，方為合法，不得徒憑主觀上之推想，將一般經驗上有利被告之其他合理情況逕予排除，最高法院四十年臺上字第八十六號判例可資參照。查本件被告庚○○固於警方查獲上開四把武士刀當時身處「宏威企業社」總經理辦公室內，然就「宏威企業社」實際負責人為證人李均緯、總經理辦公室平日均由證人李均緯使用、房租亦由證人李均緯支付予證人戊○○，且衡以證人丁○○、己○○、丙○○於本院審理時亦均證述實際負責人為證人李均緯、薪水係由證人李均緯所發放等諸情以觀，顯見本件尚難以被告庚○○於查獲時因身處總經理辦公室乙節，即遽以推認被告有持有上開武士刀四把之客觀行為及主觀對之有故意存在至明。故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亦難憑此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從而，本件被告庚○○所涉上開之犯行，既乏其他積極證據相佐，而參諸認定犯罪，既須依積極證據證明，此為刑事訴訟法上嚴格證明之原則，苟無積極證據，或積極證據已有顯然之瑕疵，無從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則被告所涉上開公訴人所指之犯行，既未能發現有何其他積極證據，自不能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率予入人於罪。四、綜上各情相互勾稽，本案經交互詰問程序後，依調查所得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庚○○確有公訴人所指之上開犯行，足認被告所辯，尚值採信。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庚○○確持有具殺傷力武士刀四把之行為，揆諸首開法條規定及判例意旨，被告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即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至本案實際上持有扣案武士刀之人係證人李均緯乙情，業據本院經交互詰問之程序認定明確，故證人李均緯所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罪嫌部分，應移由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依法另行偵查起訴，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官黃光進法官張瑛宗法官黃翰義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書記官林憶梅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三月十七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九十三年度易字第一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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