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即被告

洪銘成

選任辯護人

蘇文奕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緝字第32號中華民國111年11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緝字第105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僅就原判決關於所處之刑部分提起上訴，業經被告明示在卷（本院卷第107-108頁），是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本判決書關於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部分，引用原審判決書之記載（如附件）。

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㈠被告所偽造者，係原同意擔任○○公司名義負責人之黃玄全支票，其於黃玄全未再擔任名義負責人後，雖未經黃玄全之同意或授權而偽造原判決附表甲之支票，然該等支票帳戶之實際發票人為○○公司，被告偽以黃玄全為發票人並不會對其造成實質上之損害，且被告僅係持向告訴人蘇育徵借款，屬私人間交易，票據流通性較低，對於金融交易秩序之危害較為輕微，與一般偽造有價證券藉由偽造有價證券流通市面而賺取暴利者，顯有不同，如科以刑法第201條第1項偽造有價證券之法定最低刑度有期徒刑3年，顯屬過重，有情輕法重之憾，請准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㈡被告願意坦誠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其犯後態度顯屬良善，加以被告並無任何刑案前科紀錄，素行良好，只因為了維繫○○公司之經營，而有本案偽造有價證券及詐欺犯行，然並未將詐欺取得之金錢留供私人花用，其行為之惡性顯然較低，原判決對被告量處有期徒刑4年6月，應屬過苛等語。

四、經查：

㈠、原判決以被告犯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事證明確，各論以接續犯之1罪，並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以偽造有價證券罪。量刑部分則說明本件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理由，暨審酌被告不思循合法方式獲取資金，僅為虛假增加信用以向告訴人蘇育徵借款，即擅自違犯上開犯行，所為平添被害人黃玄全之困擾及不便，亦使告訴人蘇育徵因此同意借款而受有相當數額之財產損失，對社會金融交易秩序復有潛在之危害，殊為不該；且被告犯後逃匿逾5年之久，期間未曾賠償告訴人蘇育徵分文，又迄未能積極提出具體有效之賠償方案，告訴人蘇育徵所受財產損害均未獲填補。惟念被告前無因犯罪遭科處罪刑之刑事前案紀錄，犯後已大致坦承犯行，非無悔意，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手段、告訴人蘇育徵受害之金額、被告尚未對公共經濟秩序造成明顯實害之客觀情形；另參酌被告自陳其學歷為○○畢業，家有父母，遭羈押前在○○從事○○○工作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年6月，核其量刑部分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裁量權之行使亦屬妥適。

㈡、被告雖指摘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違法不當，辯護人並辯護稱：加總原判決附表甲、乙、丙之支票票面金額，為680餘萬元，被告持總額680餘萬元之支票向告訴人蘇育徵取得面額合計800餘萬元之支票，被告犯罪情節並非嚴重等語(本院卷第151頁)。然查：被告同時偽造支票3張，票面金額總計達新臺幣(下同)1,020,156元，實非小額借款之情況，且被告另持原判決附表乙、丙所示33張無兌現可能之支票作為其借款之擔保，向告訴人蘇育徵借得共計8,101,800元之支票並陸續兌現，其犯罪所得甚鉅，已非親朋好友間之零星借調現金所可比擬，就犯罪情節而言，並無何顯然較為輕微之可言。而被告所持有原判決附表乙、丙所示之程揚企業社、王永燊支票，本為借票性質，並非生意往來所取得，明知無法將之兌現，仍隱瞞此情，將該等支票交付告訴人蘇育徵作為借款之擔保，此亦為證人王豐誌即王永燊胞兄證稱：王永燊是我弟弟，他在104年就出境出大陸了，後來我跟他就沒有聯絡，程揚企業社是我的公司，於93年間成立，後來就沒有了，我借票給被告，因為他拿我的支票給對方借錢，融資時間可以比較長，我跟被告沒有生意往來，因為程揚企業社與○○公司營業項目不同(偵卷四第63-64頁)等語在卷，是上開支票並無任何擔保債務之效果，此亦有該等支票之退票理由單在卷可參(偵卷一第27-34頁、卷二第15-25頁、112-123頁、109-132頁、205-209頁)，告訴人蘇育徵因此蒙受借款損失達8,101,800元甚明，辯護人辯護稱，被告以總額680餘萬元之支票向告訴人蘇育徵取得面額合計800餘萬元之支票，主張被告犯罪情節並非嚴重，實非可採。被告所交付之支票於104年11月、12月間陸續跳票，告訴人蘇育徵提出告訴後，被告對於告訴人蘇育徵之損失並未積極彌補，甚至逃逸而遭經通緝數年，而被告於通緝到案時陳稱：公司倒了，我一直做○○○，到處亂跑，家裡我也不敢回去，父母將我戶口遷出，所以我不知道要開庭，這段時間我都居無定所等語(原審卷第44頁)，然於本院則稱：我被抓到時說我居無定所，但其實我都有回去住在我的戶籍地等語(本院卷第58頁)，可見被告實有刻意逃避刑事、民事責任之情況，迄本院審理終結前，被告對於告訴人蘇育徵之損失亦未為任何賠償，以其犯後態度而言，亦難認有何特別可憫恕之處，而有酌減其刑之必要。

㈢、被告犯罪情節並不輕微，犯罪所得亦達8,101,800元，告訴人蘇育徵損失重大，未獲任何賠償，以其犯後情節與犯後態度而言，原判決量處有期徒刑4年6月，其裁量權之行使並無明顯不當之處，被告上訴後亦未提出任何有利於其量刑之事證與理由，原判決量刑之基礎既無變更，自無從任意指摘原判決量刑有何違法失當之處，至於其上訴意旨稱，所取得之借款，均用於公司經營所用，並未流為私用，然此實無解於告訴人蘇育徵受詐欺而蒙受經濟損失之事實，且原判決亦未以被告將所詐得款項用於私人用途作為其量刑之理由，上訴意旨以此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即無理由。

五、綜上，原判決所處之刑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被告上訴請求減刑並改判較輕之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應適用之程序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本案經檢察官林容萱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昱旗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