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年度易字第792號｜刑事：業務侵占｜裁判日期：106 年 06 月 0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4年度易字第792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張宿選任辯護人　林辰彥律師黃淑怡律師黃豐緒律師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4年度調偵字第543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張宿無罪。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宿前係告訴人寶島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主要營業內容為假髮之製作、販賣及維護保養，原代表人為陳雅莉，嗣於民國105年7月18日代表人變更登記為陳雅君）之職員，以假髮製作、維護整理為其業務而為從事業務之人；案外人范鳴珂則係告訴人之客戶並長期向該公司訂製、維護假髮，均由被告為之服務。范鳴珂於99年12月23日，向告訴人訂製價格新臺幣（下同）2萬5千元之假髮1頂，並預付訂金2千元，餘款2萬3千元則待交貨時付訖，嗣范鳴珂於100年1月間某日，前往臺北市大安區市民大道某址，向被告收取上開假髮商品，並將餘款2萬3千元現金交付與被告，詎被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將其業務上保管之前開餘款2萬3千元變易持有為所有，未交還與告訴人，而將之悉數侵占入己。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嫌云云。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應依積極證據，倘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自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即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包括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可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可據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及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資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業務侵占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原代表人陳雅莉、證人即告訴人現代表人陳雅君（時任總務）、證人范鳴珂之證述、被告簽收之告訴人99年12月份假髮名單、被告應收帳款明細表等為其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於99年12月間任職於告訴人，以假髮製作、維護整理為其業務，至100年8月31日離職；范鳴珂係告訴人之客戶，長期向告訴人訂製、維護假髮，均由被告為其服務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業務侵占之犯行，辯稱：范鳴珂固於99年12月23日向告訴人訂購假髮，訂單及訂金我當天就交給櫃檯，該筆尾款並未交給我，我也不知道范鳴珂是否有向告訴人領該頂假髮，因為我在100年8月就離職了，離職後與張娥共同創立富邦髮藝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富邦髮藝公司），址設於臺北市市民大道；范鳴珂曾於101年間向我訂製假髮，並來位於市民大道的富邦髮藝公司領取，交付款項2 萬3千元，此與范鳴珂在99年12月23日向告訴人所訂製之假髮無涉等語。五、經查： (一)被告確於99年12月間任職於告訴人，以假髮製作、維護整理為其業務，至100年8月31日離職；范鳴珂係告訴人之客戶，長期向告訴人訂製、維護假髮，均由被告為其服務等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見本院卷二第109頁反面至第110頁），核與證人陳雅莉、陳雅君、范鳴珂之證述相符（見103年度他字第2144號卷【下稱他字卷】第124頁反面，103年度偵字第17575號卷【下稱偵字卷】第8頁反面、第32頁反面至第33頁，本院卷二第187頁反面、第191頁），且有勞工保險退保申報表、被告簽收之告訴人99年12月份假髮名單在卷可考（見他字卷第9頁，偵字卷第38頁）。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二)公訴人認被告涉犯業務侵占罪嫌，無非係以證人陳雅莉於偵查中證稱：告訴人所整理之被告應收帳款明細表，其上所載范鳴珂是被告負責服務的客戶，訂製假髮之訂金2千元已由告訴人收取，被告應向范鳴珂收取假髮尾款，再交回給陳雅君，陳雅君是我妹妹，但被告將告訴人做好的假髮交付給范鳴珂，並收取尾款，未交付給告訴人等語（見他字卷第124 頁反面，偵字卷第8頁反面）；證人陳雅君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案發當時我在告訴人擔任總務，客戶來公司訂製假髮時，會先由設計師告訴客戶要支付多少訂金，客戶支付訂金後，我們會寫一張訂單，記載客戶已支付多少訂金，及預定的交貨日期，但客戶不一定會按照該交貨日期來取貨，通常假髮一製作完畢，我們會打電話通知客戶，告訴客戶要拿貨時須先約時間，客戶來拿貨時，需支付尾款才能取走假髮，尾款也是交付給設計師，設計師晚上結算後再交給我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1頁），及證人陳雅君所提出之被告應收帳款明細表（見他字卷第73頁），其上記載「訂貨日期：00000000」、「客戶姓名：范鳴珂」、「訂金：2000」、「總金額：25000」、「交貨日期：00000000」等文字。惟證人陳雅君於本院審理時亦明確證述：我會知道范鳴珂於99年12月23日所訂製假髮沒收到尾款，是因為在被告離職前的100年7月份，告訴人在清點有哪些客戶的假髮不見，當時沒有看到范鳴珂的假髮；上開應收帳款明細表是在告訴人清點假髮後，由我製作的；公司平常的會計作業沒有使用電腦記帳，都是手寫製作後交給會計師記帳，本案因為范鳴珂所訂製假髮的訂單被偷走，所以也沒有辦法核對帳務；告訴人的設計師除了領固定薪水外，還可以領每一頂所製作假髮的業績獎金，業績獎金是於公司收到尾款後的當月給付；公司給付員工的薪資，會以電腦試算表製作明細，會記載是哪位客戶所訂製假髮的業績獎金，但被告任職期間的發放薪資明細表，公司並未保存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2頁），顯見上開應收帳款明細表，並非告訴人公司內部例行性之業務報表，僅係證人陳雅君事後自行製作之文書。而綜閱本案全卷，告訴人自始均未能提出原始對帳資料或相關會計憑證，以實其說，自難僅憑事後製作之應收帳款明細表，遽認被告有何侵占犯行。再參以范鳴珂係於99年12月23日向告訴人訂製假髮，而上開被告應收帳款明細表所記載交貨日期係100年1月24日；證人即范鳴珂之妻余一平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范鳴珂每次要去拿假髮，都需向我拿錢，因為我們家庭財務是由我管理；范鳴珂每次都是假髮快要壞的時候才去訂製新的，訂完假髮後，通常公司會說一個可以拿假髮的時間，大約1至2個月，或2 至3個月，不會超過半年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5頁反面至第196頁），則依范鳴珂每次均係原使用之假髮已不堪使用時，始訂製新假髮之習慣，及訂製後至多2至3月即取貨之情形觀之，范鳴珂自無於99年12月向告訴人訂購假髮後，延至100年8月31日被告離職後始至被告所在之富邦髮藝公司取貨之可能。且證人范鳴珂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我向告訴人訂假髮，都是與被告接洽，貨款也是交給她，但有沒有其他人經手，我記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88、190頁）。從而，不能排除該頂假髮在告訴人於100年7月清點貨品前，即經范鳴珂取走，並付款銷帳之可能性。自難以前揭證人陳雅莉、陳雅君之證述，及上開被告應收帳款明細表據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 (三)證人范鳴珂雖於偵查中證稱：我於99年12月間有向告訴人訂製假髮，嗣後前往臺北市大安區市民大道某址向被告收取假髮，由被告為我修剪試戴，我也將款項交給被告等語（見偵字卷第32頁反面），惟其於偵查中亦證稱：我是於101年1月間去市民大道向被告拿假髮等語（見偵字卷第32頁反面），果其所述前後2次訂製假髮確為同一頂假髮，豈可能於訂購假髮2年後才取貨？且其於本院審理時復證稱：我使用假髮大概10幾年，每頂大約使用2年多，最短1年多就不能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87至188頁）；參以證人余一平前述關於訂製假髮之完成時間不會超過半年等證詞，難認范鳴珂於99年12月間向告訴人所訂製假髮，與其於101年1月間至市民大道向被告拿取者，係同一頂假髮。況證人范鳴珂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我沒有辦法確認，我於99年12月間向告訴人訂製假髮後，是到市民大道向被告拿該頂假髮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0頁）。是無從認定范鳴珂於101年1月至市民大道向被告所拿假髮，即係其於99年12月間向告訴人所訂製之假髮，自不得以證人范鳴珂之證詞據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 (四)復參酌證人即富邦髮藝公司員工張麗春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大約從100年8月間在富邦髮藝公司工作，之前在告訴人工作，在二家公司內，我的工作都是編織假髮；富邦髮藝公司於100年8月間是在市民大道那裡，成立1年後遷址至南京東路；我在富邦髮藝公司工作時，約於100年9、10月間，有為范鳴珂編織過一次假髮，因為我在勾織假髮時，是依憑被告寫給我的紙條，我印象中有看過范鳴珂的名字，所以我有勾過范鳴珂的頭髮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3至195頁），佐以富邦髮藝公司係於100年7月31日核准設立，有經濟部商業司公司資料查詢結果附卷可稽（見他字卷第10頁），足認范鳴珂於101年1月間前往市民大道某址向被告拿取之假髮，係向富邦髮藝公司所訂製。雖證人張麗春證稱：在富邦髮藝公司為范鳴珂勾織假髮之時間為100年9、10月間等語，與證人范鳴珂所證述：於101年1月間至市民大道向被告拿取假髮之時間不符，惟因證人張麗春於本院審理時作證日期為106年5月2 日，與范鳴珂前往市民大道某址拿取假髮之時間，業已間隔約5年多，時隔久遠，就時間細節之證述內容，證人張麗春難免因記憶模糊而陳述有誤，故難僅因其就時間之記憶與證人范鳴珂所述略有歧異，即遽認其證詞不可採。 (五)公訴意另以被告簽收之告訴人99年12月份假髮名單作為證據（見偵字卷第38頁），其上記載：「姓名：范鳴珂」、「類型：手織接網」等文字。此雖據被告供稱：這張簽收單表示工廠有製作這些假髮，製作完成後，交給告訴人，工廠來向告訴人結算工資，工資不是我結算的，我只負責簽收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3頁）。然上開簽收單，至多僅得證明范鳴珂於99年12月23日所訂製上開假髮，業已由工廠製作完成，交付給告訴人，無從據此認定被告有將此頂假髮交付給范鳴珂，並收受2萬3千元之尾款等情，故難以執此即認定被告有業務侵占之犯行。六、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前開證據，尚不足使本院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則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此外，綜閱本案全卷，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業務侵占犯行，揆諸前開說明，本件被告被訴上開業務侵占犯行，要屬不能證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游璧庄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6 日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官李殷君法官林鈺珍法官高若珊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書記官廖婉君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4年度易字第79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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