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七年度易字第三七四七號｜刑事：證券交易法｜裁判日期：89 年 10 月 2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七年度易字第三七四七號被　　　告　乙○○ 甲○○ 共　　　同選任辯護人　陳哲宏律師羅淑瑋律師陳峰富律師右列被告因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五一八六號），本院判決如左：主文乙○○、甲○○均無罪。理由一、公訴意略以：（一）被告乙○○係南港輪胎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港公司）董事長及國裕通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裕公司）（國裕公司為南港公司之法人監察人）、國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隆投資公司）董事長，被告甲○ ○係領航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領航投資公司）於南港公司之法人股東代表，並擔任南港公司常務董事，均為南港公司內部關係人，明知證券交易法規定「發行股票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持有公司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獲知該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未公開前，不得對該公司之上市股票買入或賣出」，竟於八十五年十二月間，基於職務上關係事先獲悉南港公司經會計師周銀來依據「所得稅之會計處理原則」核閱之所得利益為新臺幣（下同）二一六‧二九一千元，且公司評估八十六年度以後將轉虧為盈，而可在八十五年盈餘中提列該所得稅利益，如此將使公司八十五年度盈餘由原先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核閱之一‧七餘億元增至三‧九億元，故得以每仟股無償配發二八Ｏ股之消息，即於南港公司八十六年二月五日透過臺灣證券交易所以（下稱證交所）「股市觀測站」對外公布，八十六年二月四日南港公司董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八十五年度稅後淨利為三億九千一百餘萬元」「稅前純益一七四、九三五仟元加所得稅利益二一六‧二九一仟元」及「每仟股無償配發二八Ｏ餘股」此一足以影響南港公司股價之重大訊息前，即於八十六年一月六日、一月九日、一月十日、一月十三日、一月十四日、一月十六日、一月十七日、一月二十日、一月二十四日、一月二十五日、一月二十七日、一月二十八日、一月二十九日、一月三十一日、二月一日，分別以國隆投資公司、國裕公司及領航投資公司名義，在第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營業員杜惠美）、建弘證券公司桃園分公司（營業員洪琳婷）、永欣證券公司東門分公司（營業員陳懿龍、黃富裕）分別買進南港股票七八四張股票（每張股票一千股）、一六Ｏ張股票及一五二Ｏ張股票。八十六年二月五日重大訊息公告後六個營業日，南港股票價格上漲二十一元，漲幅達百分之二二‧一一；（二）又乙○○另擔任國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豐公司）、國翔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翔公司）之董事長，明知證券交易法規定「發行股票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持有公司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獲知該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未公開前，不得對該公司之上市股票買入或賣出），竟於八十六年初，擔任國豐公司董事長期間，基於職務上關係，知悉公司基於政策性之考量而預計處分長期持有之南港公司、楊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楊鐵公司）之股票，並於國豐公司八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董監事聯席會議召開前，事先獲悉該次董監聯席會議中，國豐公司將出清持有之楊鐵、南港股票及調高八十六年度盈餘目標等一般討論事項之議題（非臨時動議議題），即於國豐公司八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召開八十六年度第一次董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公司因處分持有之南港輪胎股票四、四一三張股票，暨楊鐵公司所有股權後，盈餘目標由原定二‧四億元調高為二一‧八億元」，並於四月三十日在證交所「股市觀測站」公告該重大訊息，及於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國豐公司發言人吳如瓶表示「該公司將於七月四日舉行董事會，討論調低今年營業收入及稅前盈餘目標，由原來預估的今年稅前盈餘目標二一、八億元，調降為十三‧八七億元，調幅逾百分之三十六」等之重大訊息公布前，以國翔公司、國隆投資公司及國裕公司名義，於八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八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期間，在第一證券公司（營業員杜惠美）、永欣證券公司東門分公司（營業員陳懿龍、黃富裕）、太祥證券公司、天仁證券公司，買進國豐股票一四、六八四張股票、賣出六、八三Ｏ張股票，合計買超七、八五四張股票，且在調高盈餘訊息公告當日（八十六年四月三十日）國豐股票以一Ｏ六元高價開盤之際，國翔公司與國裕公司分別賣出國豐股票二、一六五張股票及三五Ｏ張股票，另於八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至八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期間，買進一、六七六張股票、賣出二Ｏ、八Ｏ四張股票，合計賣超一九、一二八張股票。因認被告乙○○、甲○○涉嫌違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之規定，應依同法第一百七十五條論處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如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四十年臺上字第八六號判例參照）；至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最高法院二十九年上字第三一０五號判例參照）；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七十六年臺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參照）。再凡，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所謂之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係指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或該證券之市場供求，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同法條第四項亦有明文，但此所謂之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因其公司業務、消息本身性質不同，各該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之成立時點，亦應有所差異，舉例言之，公司何時探得重大礦藏、何時簽下鉅額契約、公司負責人何時異動、公司財務何時確定調高或調低財測，在在影響股市及投資人之期待心理，申言之，該等消息成立或確定之時點，至該等消息公開前，方屬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所謂「在該消息未公開前，不得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員賣之股票，買入或賣出」之情形。三、公訴意旨認被告二人涉犯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之規定，應依同法第一百七十五條論處，無非係以：（一）被告二人均係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之南港公司內部關係人，對公司財務狀況及盈虧情形，「必知之甚詳」，且其買賣張數已達「有價證券監視報告函送偵辦案件作業要點」所定之標準，「若非事先知悉股價有上漲之消息，豈有可能會大量買進之行為」；（二）南港公司之簽證會計師所簽證之資料，係依南港公司所自行提供之資料，被告等係南港公司之內部人，對此關於公司營運之財務資料，「豈有可能不事先了解」；（三）被告乙○○身為國翔公司、國裕公司、國隆投資公司之負責人，為內部關係人，先於八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同四月二十九日大量買超國豐股票，另於八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至同年六月二十八日大量賣超，「若無利用內線交易，孰能可信」等語，為其論據。訊據被告二人均堅詞否認有何公訴意旨所訴之犯行，被告乙○○ 辯稱伊個人沒有從事股票買賣等語，及伊雖係南港公司董事長，但伊本身並未買賣南港公司股票，至於公司經營如有盈餘，該盈餘可供配發多少股利之問題，向來由南港公司之簽證會計師周銀來及其麾下工作人員，與公司財務部之專業經理人及職員配合辦理，在簽證會計師將報表正式送達公司之前，任何人都無從獲悉可供分配股利之盈餘數額之消息；又國豐公司董事會提出之議題，須經全體董事通過才知曉並執行，未通過前，並不知道決議的結果，另國翔公司、國裕公司、國隆投資公司買賣國豐公司股票，係由各該公司之經營委員會決定與執行等語；被告甲○○則辯稱：伊係南港公司之法人股東代表，伊公司對南港公司係長期投資，伊公司係投資公司，經評估後，從八十四年十月即陸續買南港公司股票，在八十六年四月，還買到高達一百六十元之股票，又伊雖係南港公司董事，但直到開會時，才會看到會計師的資料等語，以及領航投資公司並未自甲○○獲取內線消息，領航投資公司並未牟取暴利，而係長期投資等語。被告選任辯護人則以：本件至關重要之爭點，厥在「內線消息何時成立」，被告係在內線消息成立之前有買賣股票之行為，即不該當內線交易之犯行等語，資為辯護。四、經查：（一）本件公訴意旨所訴犯罪時間，被告二人各自八十六年一月六日至同年二月一日，即八十六年二月四日南港公司董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每千股無償配發二八０餘股」以前，以國裕公司及國隆投資公司名義買入南港股票，又自八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同年四月二十九日，即八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國豐公司八十六年度第一次董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國豐公司因處分持有南港輪胎股票四四一三張暨楊鐵公司所有股權後，盈餘目標由原定二點四億調高為二一點八億」以前，以國裕公司、國隆投資公司，及國翔公司名義買超國豐股票，被告乙○○另於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國豐公司發言人吳如瓶表示「該公司將於七月四日舉行董事會，討論調低今年營業收入及稅前盈餘目標，由原來預估的今年稅前盈餘目標二一、八億元，調降為十三‧八七億元，調幅逾百分之三十六」等之重大訊息公布前，以國翔公司、國隆投資公司及國裕公司名義，於八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八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期間，大量買超國豐股票，又於調高盈餘訊息公告當日（八十六年四月三十日）國豐股票以一Ｏ六元高價開盤之際，再以國翔公司與國裕公司大量賣超國豐股票，核其內容，所指消息均屬盈餘分派或公布虧損等「重要事實」，此種事實，固為公司意思決定事項，但仍須俟公司業務執行機關，就該事項作成決定之際，方屬各該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亦即，其判斷標準應以決議作成之時點為準；（二）再佐以本件公訴意旨所訴被告犯罪時間，即各次買賣股時點，分別均在歷次成立時點，即八十六年二月四日南港公司董監事聯席會議、八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國豐公司八十六年度第一次董監事聯席會議、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國豐公司發言人發表談話暨八十七年七月四日國豐公司第五次臨時董事會之前而為之，值其買賣之際，各該公司之業務執行機關，均尚未作成決定，該「重要事實」，即應認為尚未形成，並與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所謂「在該消息未公開前，不得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員賣之股票，買入或賣出」之構成要件，尚有未侔；（三）申言之，上市公司有否盈虧，盈餘分派如何，不論市場投資人或內部關係人，均有期待心理，而各於理財時，引為趨吉避凶之依據，此種獲利或虧損訊息之成立時點，事實上不能僅委諸內部關係人之自律而決定之，就本件而言，前開公司之財測及盈餘分派是否調高或低，尚在未定之天，若無明確之規定，而僅委諸內部關係人之自律，竟於開會之前，尚未決議形成「重要事實」之初，亦令內部關係人均不得買賣該公司股票，無異使被告於前開內部關係人之地位確立之後，迄解除之日，再無進出該公司股票之機會，揆諸前揭說明，尚難僅以該等內部關係人「若無利用內線交易，孰能可信」，即遽認定被告二人各有如公訴意旨所訴之犯行，被告二人辯稱未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之規定等語，及選任辯護人所稱本件買賣股票時點，各該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尚未成立，應非無據。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涉有公訴人所指之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爰為無罪之諭知，以免冤抑。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玉垣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第六庭法官黃程暉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書記官張華瓊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易字第三七四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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