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八年度易字第二五三五號｜刑事：誣告｜裁判日期：89 年 02 月 29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八年度易字第二五三五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劉欣奇右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五一一四號），本院判決如左：主文劉欣奇無罪。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欣奇明知其所簽發臺灣省合作金庫東門支庫（地址臺北市 ○○路○段二○八號）為付款人、票號ＩＢ00000000號、發票日八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面額新臺幣（下同）七萬元之支票一張，於民國（下同）八十七年九、十月間，在臺北市○○區○○路一○○巷六號乙○○所經營「岱聯藥品有限公司」（下稱岱聯公司）辦公司內借予老闆乙○○使用，嗣因得悉乙○○無法如期將票款匯入帳戶，恐遭他人提領，不甘受損，意圖使該票不獲兌現，於八十八年五月四日，向上開臺灣省合作金庫東門支庫辦理掛失止付，並向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謊報該支票遺失（謊報八十七年九月間在臺北市○○區○○路一○○巷六號辦公室遺失），請求偵辦侵占遺失物罪嫌，未指定犯人，誣指他人犯罪。嗣該票經乙○○轉交予蔡家璋，蔡家璋再轉交予甲○○，甲○○持向銀行提領遭退票，經臺北市票據交換所函請警局偵辦，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之誣告罪嫌云云。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四十年臺上字第八六號、七十六年度臺上字第四九八六號著有判例可資參照。末按，測謊鑑定，係依一般人在說謊時，會產生遲疑、緊張、恐懼、不安等心理波動現象，乃利用測謊儀器將受測者之上開情緒波動反應情形加以紀錄，用以判別受測者所供述之真實性，倘受測者愈想壓抑其謊言所產生之情緒，在測謊儀器上會愈產生明顯之情緒波動反應，反之，則無此不實之波動反應。從而測謊鑑定結果，如就否認犯罪有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固得供審判上之參酌，惟不得採為有罪判決之唯一憑據，然若其否認犯罪之供述，無任何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又無其他合法之積極證據足為犯罪行為之證明者，即可印證其真實性，非不得為有利於受測者之認定（最高法院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三三三九號裁判意旨參照）。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劉欣奇涉犯前揭誣告犯行，無非係以被告「坦承其後來知悉系爭支票並未遺失而謊報遺失」、「參以被告與證人乙○○所供述彼等長期借票往來情形，及被告供述支票遺失過程有違常情」，證人乙○○、蔡家璋之警、偵訊證詞，及卷附支票、退票理由單、遺失票據申請書、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則堅詞否認有何誣告犯行，辯稱：伊雖曾多次將支票借予乙 ○○使用，然上開票號ＩＢ00000000號支票，則確係在岱聯公司辦公室之抽屜內所遺失，伊一發現支票不見，即以電話詢問銀行人員相關處理事宜，經承辦人員告知在支票到期日前五日辦理掛失止付即可，故未立即辦理辦理掛失，後伊雖因詢問蔡家璋、乙○○關於該紙支票去處，而知悉支票係由乙○○持以向蔡家璋調現，然支票確係遺失，絕非故意誣告等語。經查，經本院審理公訴人移送本院之偵查（含警訊筆錄）全卷，除被告坦承其事後知悉上開支票乃乙○○持向蔡家璋調現一情外，並無何卷證資料可資佐證公訴人所謂：被告「後來知悉系爭支票並未遺失而謊報遺失等情」一節，公訴人此節論證或係誤載。另就乙○○ 持上開支票向蔡家璋調現，經蔡家璋再轉予甲○○一節，雖據證人蔡家璋於本院調查時證稱：「（問：面額七萬元之支票是乙○○拿來調？）是的」、「（問：何時去調錢？）（八十七年）十一月或年底時」、「（問：何時轉票予甲○○？）我們西藥習慣，開票都最少六個月，故他（指甲○○）說（八十八年）五月十四日應是他記錯了，我向他調很多」、「我應是（八十七年）十二月份給甲○○ （給他）的，而平日我們五萬、七萬的票交換很多，不會去記載收到的時間」等語（見本院八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八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訊問筆錄）及證人甲○ ○於本院調查時證述：「（問：確實交票時間？）不記得了，因拿到票沒有登記」、「（問：對警訊中所言之日期有何意見？）我是說最少也有一個月或一、二十天，那警察自己說個日期（指八十八年五月十四日）就寫了」等語（見本院八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訊問筆錄）。然此節證詞，至多亦僅得證明上開支票之去處如何，尚難遽以推論乙○○如何取得該紙支票。參以證人乙○○於本院調查時證以：「（問：調七萬元的票，被告有無陪同你去調現？）沒有，是我自己去的」等語，及證人蔡家璋於本院調查時證稱：「（問：如何調現？經過？）他們（指被告及乙○○）都是二個人來，說是永康藥局的貨款票，他（指乙○○）來向我調現，共調過三次左右，有時一個人來」等語（見本院八十八年十月十二日訊問筆錄），足徵證人蔡家璋於偵查時證稱：「（問：系爭票係盧給你的？）是，八十七年底在我店內交給我的，他交票給我時是劉欣奇與他同來的」云云一節，與事實不合，尚無可採。揆上，證人蔡家璋之證詞，不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甚明。次查，證人乙○○與被告間，雖有長期借用票據之關係，然就上開支票是經被告借予乙○○使用，抑或係如被告所辯稱在辦公室內遺失，乙○○就該等支票取得之經過情節，與自身顯有對立之利害關係，尚不得因渠等曾有票據往來關係，而驟然採信證人乙○○之證詞，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認定證人乙○○於警訊、偵查及本院調查時之證詞是否可採，方不致因利害關係人不實之證詞而於採證認事有所偏失。經本院徵得被告及證人乙○○之同意後，依職權囑託法務部調查局對於被告及證人乙○○之供述及證詞施以測謊鑑定，經法務部調查局以「控制問題法」及「混合問題法」施測鑑定之結果，證人乙○○就（一）其未竊取系爭之支票；（二）系爭之支票係劉欣奇交付等問題。經測試呈現情緒波動之反應，判斷應係說謊。而被告對於（一）系爭之支票係其遺失；（二）其未曾將系爭之支票交付乙○○等問題，經測試並無情緒波動之反應，顯示並未說謊。有法務部調查局八十九年一月十日（八九）陸（三）00000000號鑑定通知書乙紙附卷可稽。證人乙○○前開不利於被告之證詞，既有情緒波動之說謊反應，其立於利害關係人地位所為證詞，自難採信。況被告辯稱支票確係遺失，非借予乙○○ 一節，有經鑑定認為未說謊之測謊報告可資相互勾稽，所為此開辯詞，自較證人乙○○有瑕疵之證詞為可信。被告否認有公訴人所指誣告犯行之供述，既無任何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又無其他合法之積極證據足為犯罪行為之證明者，參諸前開裁判意旨，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末查，縱被告事後知悉該紙支票乃乙○ ○持向蔡家璋調現，且不難輾轉查知支票之去處，惟則此仍無解於上開支票初始確係遺失之事實。支票既係遺失，論理上即不因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支票為何人不法取得或在何處遺失，而影響其依相關規定辦理掛失止付之權利，否則被害人一旦得知不法之取得人或拾得人，反喪失向金融機構辦理掛失止付或請求司法機關協助之機會，豈是法理之平。揆上，證人乙○○之證詞，既有前開不可採信之瑕疵，而證人蔡家璋之證詞，復無法供本院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被告事後知悉該紙支票係乙○○持向蔡家璋調現，而辦理掛失止付請求警察機關偵辦，仍屬權利之正當行使，尚不得認被告此乃「謊報遺失」之誣告行為。至公訴人指稱被告供述支票遺失過程有違常情一節，核亦僅屬推論，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據或唯一證據。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被告有公訴人所指之誣告犯行，既不能證明其犯罪，揆諸首揭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曾部倫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第六庭法官吳秋宏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書記官孫佩琳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四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易字第二五三五號

關鍵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