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wpalyer logo
in判決書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易字第二五三五號

關鍵資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八年度易字第二五三五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欣奇 右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五一一四號），本院 判決如左： 主 文 劉欣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欣奇明知其所簽發臺灣省合作金庫東門支庫（地址臺北市 ○○路○段二○八號）為付款人、票號ＩＢ00000000號、發票日八十八 年五月三十一日、面額新臺幣（下同）七萬元之支票一張，於民國（下同）八十 七年九、十月間，在臺北市○○區○○路一○○巷六號乙○○所經營「岱聯藥品 有限公司」（下稱岱聯公司）辦公司內借予老闆乙○○使用，嗣因得悉乙○○無 法如期將票款匯入帳戶，恐遭他人提領，不甘受損，意圖使該票不獲兌現，於八 十八年五月四日，向上開臺灣省合作金庫東門支庫辦理掛失止付，並向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謊報該支票遺失（謊報八十七年九月間在臺北市○○區○○路一○○巷 六號辦公室遺失），請求偵辦侵占遺失物罪嫌，未指定犯人，誣指他人犯罪。嗣 該票經乙○○轉交予蔡家璋，蔡家璋再轉交予甲○○，甲○○持向銀行提領遭退 票，經臺北市票據交換所函請警局偵辦，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一百七 十一條第一項之誣告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 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 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 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 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 據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四十年臺上字第八六號、七十六年度臺上字第四九八 六號著有判例可資參照。末按，測謊鑑定，係依一般人在說謊時，會產生遲疑、 緊張、恐懼、不安等心理波動現象，乃利用測謊儀器將受測者之上開情緒波動反 應情形加以紀錄，用以判別受測者所供述之真實性，倘受測者愈想壓抑其謊言所 產生之情緒，在測謊儀器上會愈產生明顯之情緒波動反應，反之，則無此不實之 波動反應。從而測謊鑑定結果，如就否認犯罪有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固得供審 判上之參酌，惟不得採為有罪判決之唯一憑據，然若其否認犯罪之供述，無任何 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又無其他合法之積極證據足為犯罪行為之證明者，即可印 證其真實性，非不得為有利於受測者之認定（最高法院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三三 三九號裁判意旨參照）。 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劉欣奇涉犯前揭誣告犯行，無非係以被告「坦承其後來知悉系 爭支票並未遺失而謊報遺失」、「參以被告與證人乙○○所供述彼等長期借票往 來情形，及被告供述支票遺失過程有違常情」，證人乙○○、蔡家璋之警、偵訊 證詞，及卷附支票、退票理由單、遺失票據申請書、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為其 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則堅詞否認有何誣告犯行，辯稱：伊雖曾多次將支票借予乙 ○○使用，然上開票號ＩＢ00000000號支票，則確係在岱聯公司辦公室 之抽屜內所遺失，伊一發現支票不見，即以電話詢問銀行人員相關處理事宜，經 承辦人員告知在支票到期日前五日辦理掛失止付即可，故未立即辦理辦理掛失， 後伊雖因詢問蔡家璋、乙○○關於該紙支票去處，而知悉支票係由乙○○持以向 蔡家璋調現，然支票確係遺失，絕非故意誣告等語。經查，經本院審理公訴人移 送本院之偵查（含警訊筆錄）全卷，除被告坦承其事後知悉上開支票乃乙○○持 向蔡家璋調現一情外，並無何卷證資料可資佐證公訴人所謂：被告「後來知悉系 爭支票並未遺失而謊報遺失等情」一節，公訴人此節論證或係誤載。另就乙○○ 持上開支票向蔡家璋調現，經蔡家璋再轉予甲○○一節，雖據證人蔡家璋於本院 調查時證稱：「（問：面額七萬元之支票是乙○○拿來調？）是的」、「（問： 何時去調錢？）（八十七年）十一月或年底時」、「（問：何時轉票予甲○○？ ）我們西藥習慣，開票都最少六個月，故他（指甲○○）說（八十八年）五月十 四日應是他記錯了，我向他調很多」、「我應是（八十七年）十二月份給甲○○ （給他）的，而平日我們五萬、七萬的票交換很多，不會去記載收到的時間」等 語（見本院八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八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訊問筆錄）及證人甲○ ○於本院調查時證述：「（問：確實交票時間？）不記得了，因拿到票沒有登記 」、「（問：對警訊中所言之日期有何意見？）我是說最少也有一個月或一、二 十天，那警察自己說個日期（指八十八年五月十四日）就寫了」等語（見本院八 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訊問筆錄）。然此節證詞，至多亦僅得證明上開支票之去處 如何，尚難遽以推論乙○○如何取得該紙支票。參以證人乙○○於本院調查時證 以：「（問：調七萬元的票，被告有無陪同你去調現？）沒有，是我自己去的」 等語，及證人蔡家璋於本院調查時證稱：「（問：如何調現？經過？）他們（指 被告及乙○○）都是二個人來，說是永康藥局的貨款票，他（指乙○○）來向我 調現，共調過三次左右，有時一個人來」等語（見本院八十八年十月十二日訊問 筆錄），足徵證人蔡家璋於偵查時證稱：「（問：系爭票係盧給你的？）是，八 十七年底在我店內交給我的，他交票給我時是劉欣奇與他同來的」云云一節，與 事實不合，尚無可採。揆上，證人蔡家璋之證詞，不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甚明 。次查，證人乙○○與被告間，雖有長期借用票據之關係，然就上開支票是經被 告借予乙○○使用，抑或係如被告所辯稱在辦公室內遺失，乙○○就該等支票取 得之經過情節，與自身顯有對立之利害關係，尚不得因渠等曾有票據往來關係， 而驟然採信證人乙○○之證詞，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認定證人乙○○於警訊、 偵查及本院調查時之證詞是否可採，方不致因利害關係人不實之證詞而於採證認 事有所偏失。經本院徵得被告及證人乙○○之同意後，依職權囑託法務部調查局 對於被告及證人乙○○之供述及證詞施以測謊鑑定，經法務部調查局以「控制問 題法」及「混合問題法」施測鑑定之結果，證人乙○○就（一）其未竊取系爭之 支票；（二）系爭之支票係劉欣奇交付等問題。經測試呈現情緒波動之反應，判 斷應係說謊。而被告對於（一）系爭之支票係其遺失；（二）其未曾將系爭之支 票交付乙○○等問題，經測試並無情緒波動之反應，顯示並未說謊。有法務部調 查局八十九年一月十日（八九）陸（三）00000000號鑑定通知書乙紙附 卷可稽。證人乙○○前開不利於被告之證詞，既有情緒波動之說謊反應，其立於 利害關係人地位所為證詞，自難採信。況被告辯稱支票確係遺失，非借予乙○○ 一節，有經鑑定認為未說謊之測謊報告可資相互勾稽，所為此開辯詞，自較證人 乙○○有瑕疵之證詞為可信。被告否認有公訴人所指誣告犯行之供述，既無任何 不實之情緒波動反應，又無其他合法之積極證據足為犯罪行為之證明者，參諸前 開裁判意旨，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末查，縱被告事後知悉該紙支票乃乙○ ○持向蔡家璋調現，且不難輾轉查知支票之去處，惟則此仍無解於上開支票初始 確係遺失之事實。支票既係遺失，論理上即不因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支票為何人 不法取得或在何處遺失，而影響其依相關規定辦理掛失止付之權利，否則被害人 一旦得知不法之取得人或拾得人，反喪失向金融機構辦理掛失止付或請求司法機 關協助之機會，豈是法理之平。揆上，證人乙○○之證詞，既有前開不可採信之 瑕疵，而證人蔡家璋之證詞，復無法供本院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自應為有利於 被告之認定。被告事後知悉該紙支票係乙○○持向蔡家璋調現，而辦理掛失止付 請求警察機關偵辦，仍屬權利之正當行使，尚不得認被告此乃「謊報遺失」之誣 告行為。至公訴人指稱被告供述支票遺失過程有違常情一節，核亦僅屬推論，尚 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據或唯一證據。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被告有 公訴人所指之誣告犯行，既不能證明其犯罪，揆諸首揭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曾部倫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二 月 二十九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吳 秋 宏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孫 佩 琳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三 月 四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