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一五七О號｜刑事：商業會計法等｜裁判日期：90 年 01 月 12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一五七О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乙○○即李仁選任辯護人　顏光嵐陳志偉被　　　告　甲○○ 被　　　告　丙○○ 右列被告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一七七八二號），本院判決如左：主文乙○○、甲○○、丙○○均無罪。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如附件（同案被告丁○○通緝中，俟緝獲後另結）。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定有明文。又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六號著有判例可稽。又「無辜之推定」乃刑事司法程序上之基本原則，此種原則表現在刑事案件中，只是另一種形式表示負擔之法則。易言之，刑事案件之追訴，必須提出證據（舉證負擔），並需說服至無合理懷疑之地步（證明負擔），始能謂被告有罪。又此處所謂「合理的懷疑」是指在一切證據經過全部的比較或考慮後，審理事實的法官本於道義良知，對於該項證據有可以說出理由來的懷疑，此時對於追訴之事實，便不能信以為真，便應對被告作出無罪之判決。又該項無「合理懷疑」（證明之負擔）應到達何種程度，一般原則上應依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的分別，而有不同之要求，以淺顯易懂之概念而言，前者（民事訴訟）乃錢債細故，後者（刑事訴訟）係人命關天。對於刑事案件之被告，用有罪之判決剝奪其生命、自由和名譽等法益，顯應需要更為嚴謹之法則，甚至罪刑越重者，應該要求說服（無合理懷疑）之程度也越高。在許多民事案件之判例上，除了證據優勢（ＰＲＥＰＯＮＤＥＲＡＮＣＥ）法則以外，還要有更進而有明白、強而有力、足使人信服之證據，刑事上應比前開要求更高，始得對被告為有罪之判決。最高法院八十八年台上字第九五四號判決亦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到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即採此一見解。三、公訴人認被告犯有刑法第二百十五條、第二百十六條、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三款及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三條之罪嫌，依其起訴書之理由欄所載，無非係以「該等虛設行號之公司設立多年，且被告丙○○之子，即被告甲○ ○之兄李永裕亦以同法被犯罪被訴，而案外人李永裕之弟，即被告甲○○亦以此法虛設多家公司，而拒不到庭，顯然為一犯罪集團，焉有不知情之理，及事實總表、互為股東負責人統計表、虛設行號相關資料及附件」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乙○○、甲○○、丙○○均堅詞否認有何公訴人所指訴之犯行，被告丙○○、甲○○共同辯稱：伊對本案並不知情，伊未將身份證借予他人，只知被告乙○○ 在開計程車等語；被告乙○○則辯稱：伊曾將被告丙○○、甲○○連同伊之身份證影本，交予案外人陳樂應辦理勞保，伊並不知道被他人拿去設立公司等語。經查：（一）案外人李永裕雖為被告丙○○之子（被告甲○○之兄），其亦因涉犯商業會計法為公訴人以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一三三二號、偵緝字第七三八號、偵字第十五號提起公訴在案，然現尚在本院審理中（本院八十七年訴字第三０二號），該案既尚未判決，公訴人何能以案外人李永裕被訴，即以之為情況推論之基礎，任意猜測被告丙○○、乙○○、甲○○亦犯有公訴人所指之前開犯行？依照公訴人之指訴，豈非家庭中之某一成員被公訴人指訴犯罪，其餘成員皆應推論為共犯之理；再者，被告於偵查時是否到庭，與其是否犯罪無何關聯，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之規定，公訴人就被告之犯行，既負有「被告犯罪合理可疑」之舉證責任，公訴人焉能以被告乙○○一人未到庭，作為所有被告皆為「犯罪集團」之論罪依據？由是可知，公訴人僅以該點罪為被告犯行之唯一論據，未免係臆測、想像之詞。（二）被告乙○○辯稱伊未設立寬君之寬君實業有限公司（下簡稱寬君公司），係伊因至臺北市○○路一五０巷六之一號二樓保齡球館求職，該公司要求伊辦理勞保，而將其身份證影本，連同被告丙○○、甲○○之身份證影本交付該公司董事陳樂應等語，經本院向臺北市政府建設局函查結果，該址為利基國際有限公司，其營業項目中確有「保齡球設備及其器材買賣及進出口業務」，且案外人陳樂應的確為該公司之董事，有臺北市建設局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北市建商二字第八九二八四七五八號函在卷可案；又，被告乙○○辯稱將其身份證影本交予案外人陳樂應（別名陳明仁），伊並無設立寬君公司等情，且不認識寬君公司之其餘股東蔡明旭、黃宣志、解文麗、黃碧珠等人，此觀本院八十七年度自字第三九一號刑事判決理由四內敘述甚詳，而該案審理時，本院曾傳喚寬君公司之股東蔡明旭、解文麗均一致到庭結證稱不認識被告乙○○等語，足認被告乙○○非寬君公司之參與人之一，被告乙○○之辯解完全與前開事證相符；又證人錢天翔於臺北市稅捐稽徵處約談時陳稱：「．．．（據臺北市稅捐處查獲鬱毓工程公司為虛設行號，你如何取得公司發票？代價為何？）我因從事土木工程小包，自己並未設立公司，為上游承包商請款，透過同業介紹，由明仁會計師事務所陳明仁先生幫我借牌，並以懋毓工程公司、建瑩工程有限公司之發票，向上游承包請款，我則依發票所載銷售額百分之十二給陳明仁．．．八十七年陳明仁向我調現支票遭到退票，我向銀行查詢後才知道陳明仁本名應為陳樂應．．．」等語（見偵卷第七十二頁），而經本院查詢結果，案外人陳樂應現為本院通緝在案（八十六年度易字第五六九一號），足徵，被告陳樂應為會計師事務所之負責人，代辦他人設立公司之相關業務，為其營業之範圍，故對被告乙○○藉詞辦理勞工保險，而向被告乙○○ 騙取身份證影本，再虛設公司之可能性甚高，該項可性，已足作為本院認被告乙○○、甲○○、丙○○均為無罪之「合理可疑」；再據證人梅蕙菁、戊○○之證言，及告訴人己○○之指訴，均指本案通緝中之被告丁○○ ，向渠等收取身份證影本，後來竟以身份證影本虛設公司等語；從上述之相關證據及事實觀之，本件之共犯結構應係案外人陳樂應及被告丁○○，自無法認為與被告乙○○、丙○○、甲○○有何關聯。而被告乙○○既僅僅給予案外人陳樂應身分證，又何積極證據推認認被告有何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三款及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三條等罪之主觀犯意或客觀行為，更無何證據證明被告有何種共同犯意之聯絡，又在何時、何處、何地為犯意之聯絡，何能認定被告乙○○ 、甲○○及丙○○為共犯？公訴人亦未指明被告究竟如何虛設公司，如何洽尋人頭成為股東，猶未說明被告究竟是如何偽填會計憑證或原始憑證，更未敘明被告如何分工，以何種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光憑稅捐機關提供之「超瓏實業有限公司、生達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騰雍企業有限公司、旭鈐工程有限公司、懋毓工程有限公司、岳沂工程有限公司、燁裕企業有見公司、維泓企業有限公司、本席砂石實業有限公司、綦碁企業有限公司、旻昱實業有限公司、鼎珛工程有限公司、昱寬工程有限公司、曄育企業有限公司、寬君實業有限公司、泓奕工程有限公司之公司執照、查簽表、違章罰鍰明細、發票查核清單、股東同意書、股東名冊、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變更登記事項卡、統一發票查核名冊（清單）、統一發票、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統一發票明細表、身分證影本、稅籍資料、繳款書」等，實難認為被告有何參與公訴人指訴之犯行。（三）末查，雖證人庚○○於偵查時陳稱：身分證借給李仁和（即乙○○），他要開公司欠一個股東，要四、五個人才能開，我想大家是朋友，我不知拿當負責人云云（見偵卷第三八頁），雖該部分之證言，為對被告乙○○不利之證據，然該項證言為被告乙○○所否認，本院多次傳喚證人庚○○，證人皆拒不到庭，而觀證人之證言，無非係證稱要與被告乙○○合開公司，然而，偵查卷宗內以證人庚○○為負責人名義之騰雍企業有限公司、旭鈐工程有限公司，其股東分別為陳圓、洪健修、鄭麗貞、徐淑芬；劉士吉、郭義平、陳敏村、王淑貞，均無被告乙○○之姓名，且二家公司之股東均完全不同，如要認為證人庚○○之證言可採，豈非要認定被告乙○○要開設兩家公司，兩家公司股東皆不同，且都少一個股東，被告乙○○因此向證人庚○○要求加入兩家公司而提供身份證，其證言之憑信度實有可疑，退步言，單憑證人庚○○之證述，顯難推認被告乙○○、甲○○、李林月有何公訴人指訴之犯行。（四）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訴之行使登載不實文書、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第三款及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三條之犯行，因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朱應翔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二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第七庭法官趙子榮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書記官林鈴芬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七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一五七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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