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一四一六號｜刑事：商業會計法等｜裁判日期：90 年 06 月 11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一四一六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陳聰昇選任辯護人　陳欽賢　律師右列被告因違反稅捐稽徵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九年度偵字第六七六二號），本院判決如左：主文陳聰昇無罪。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陳聰昇自民國八十三年八月三日起至八十六年七月二十日止，係位於臺北市○○○路○段○○號十五樓之一「元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順公司）之負責人，亦係商業會計法之商業負責人，明知納稅義務人元順公司於八十四年四月間並無與彰清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彰清公司）為新台幣（下同）三百十六萬零五百元之交易事實，且自八十四年四月間起至六月間止，並無自彰清進項任何貨物，竟基於逃漏稅捐之犯意，於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六月間，取得虛設行號彰清公司開立不實之統一發票計五紙，進項金額計三百零一萬元，虛增公司之進項成本，以不正當方法藉以逃漏八十四年度營業稅捐計十五萬零五百元，足生損害於國家稅收。因認被告陳聰昇涉有違反稅捐稽徵法及商業會計法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判例參照）。另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六號判例參照）。末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參照）。三、訊據被告陳聰昇坦承係元順公司負責人，惟矢口否認右揭被訴犯行，辯稱：伊是投資股東福座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之法人代表，元順公向公路局承包道路拓寬工程得標後，即交由友嘉公司全權施作，道路拓寬工程所需購料亦由友嘉公司負責，友嘉公司將購料所取得之憑證提交元順公司報稅，伊不知彰清公司為虛設行號之公司等語。本件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右揭犯行，無非以陳聰昇係元順公司之負責人，另元順公司與彰清公司之合約書以被告陳聰昇名義簽訂為主要依據；本院查元順公司向公路局承攬道路拓寬工程得標後，交由友嘉公司施作，道路拓寬工程所需購料亦由友嘉公司負責，友嘉公司將購料所取得之憑證提交元順公司作為報稅之用，迭據友嘉公司負責人陳文華、友嘉公司總經理郭孝民、元順公司會計林麗華於本院調查時證述甚詳；第查扣案以被告陳聰昇名義簽訂元順公司向彰清公司訂購預拌混凝土之合約書，係元順公司會計林麗華於八十八年五月廿八日接受台北市稅捐稽徵處人員訪談時，由友嘉公司負責人陳文華之妻王明香提供予稅捐稽徵處訪談人員，分別據林麗華及王明香二人於九十年五月十日本院調查時證述在卷；另查依工程界轉包承攬工程之慣例，均由下游承包商提供發票予上游承攬人作為報稅之用；綜上，本件係元順公司向公路局承攬道路拓寬工程得標後，交由友嘉公司施作，道路拓寬工程所需購料亦由友嘉公司負責，友嘉公司將購料所取得之憑證提交元順公司作為報稅之用；本件元順公司提交稅捐稽徵處作為報稅之憑證，既由友嘉公司提供，縱有虛偽，應由友嘉公司負責，與元順公司無涉；是本院依現有證據，尚無法形成被告陳聰昇有罪之心證；又刑事被告依法不負自證無罪之義務，故在別無積極證據之情形下，自難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之規定，遽論被告涉有違反稅捐稽徵法及商業會計法之犯行。從而，被告前開所辯之詞，堪以採信；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涉有公訴人所指之犯行，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以昭公允。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智炫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十一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第六庭法官梁耀鑌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書記官梁淑時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十三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一四一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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