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243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9年度訴字第243號

公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乙○○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 丙○○

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8年度偵緝字第104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乙○○於民國96年12月至97年8月間，任職於華信行銷管理開發有限公司（原名華信測量工程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大安區○○○路○段33號10樓之2，下簡稱華信公司）。緣乙○○曾為華信公司墊付一定數量之薪資，而華信公司未償還，乙○○竟為供自己行使之不法所有意圖，於97年4、5月間某日下班後，趁同僚離開辦公室之際，持公司內客觀上可為兇器使用之一字型螺絲起子1支（約長15公分），撬開華信公司鐵櫃鎖，竊取華信公司所有之空白支票共5紙，並於未經甲○○同意之情況下，擅自盜用放置在抽屜內之甲○○印鑑，蓋用在其中2紙之空白支票（詳如附表所示之支票2紙；乙○○尚涉及偽造另1紙支票部分，未據檢察官起訴，詳如後述）之發票人欄位上；復於同年7、8月間某日，為因應子女註冊及還款之需，在不詳處所，接續將如附表所示之空白支票逐一填載金額、發票日等支票必要記載事項，而偽造如附表所示之支票2紙，復於不知情之吳銀燕同意下，將該2紙偽造之支票，持向銀行託收兌領，並存入其指定之吳銀燕帳戶內兌現而行使之。

二、乙○○另行起意，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97年5至6月間某日下班後，持前揭螺絲起子撬開華信公司鐵櫃鎖，竊取4紙華信公司所有之空白支票（票號不詳）得逞。惟該4紙空白支票未曾使用，且華信公司於97年9月10日收到前述國泰世華銀行通知甲○○支存帳戶內餘額不足，發覺有異，經清查帳戶交易情形，得悉上情，報警處理後，乙○○已將前揭竊得而未使用之空白支票如數交還。

三、案經華信公司訴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程序方面：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的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該傳聞證據亦得資為證據。告訴代理人甲○○於警詢中之陳述，對於被告乙○○而言，固屬審判外之陳述，惟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就此部分證據能力均表示無意見，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對該等筆錄內容聲明異議，此部分之證言，已擬制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筆錄作成時，尚無違法取證之瑕疵存在，援引該部分之陳述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之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對於前揭事實均坦承不諱（見本院卷99年3月16日審理筆錄），核與告訴代理人甲○○於偵查中具結之證述及於警詢、本院審理時之指訴，以及證人吳銀燕於偵查中具結之證述（分別見偵字偵查卷第2至6頁、第28至29頁、偵緝字偵查卷第19至20頁、第32至33頁、第41至43頁）相符。此外，復有如附表所示支票影本2紙、告訴代理人甲○○國泰世華銀行敦南分行第000000000000號帳戶對帳單、郵局存證信函、大安分局和平東路派出所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見偵字偵查卷第11至12、14、17至18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綜上，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2次攜帶兇器而竊盜及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均堪予認定，自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按所謂「偽造」有價證券，係指本無其內容，或內容尚未完備，或其內容之效力已失，經無製作權人之製作，使發生有價證券效力之行為而言。偽造有價證券所偽造之程度，以具有價證券之形式，而足以使人誤信為真正為已足，至於被偽造之原所有人實際上是否因而生有損害，均與犯罪之成立無涉（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778號判決要旨可供參照）。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

（二）被告盜用甲○○印文，為偽造有價證券之部分行為；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低度行為，為偽造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三）按行為人為達同一之目的，同時偽造同一被害人之多件同類文書或多張有價證券，因其法益之享有人各僅一個，應認其侵害之法益各為一個，不能以其偽造之件數或張數，計算其法益之數目；如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則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最高法院86年度臺上字第3295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完成偽造如附表所示之支票2紙，乃於密接時間、同地實施，且侵害同一法益，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如附表所示之那2紙支票，我先將印章蓋好，我記得2紙係同時存進入（兌現），應該係我同一天填好金額、日期，過幾天，才同時拿去銀行存等語在卷（見本院卷同上審判筆錄第9頁），屬接續犯，應論以一罪。

（四）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祇須行竊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最高法院79年臺上字第5253號著有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本件被告2次撬開鐵櫃鎖竊取空白支票時，均持公司內之螺絲起子為工具，且據被告當庭供稱，該螺絲起子約長15公分、為市面上常見一字型螺絲起子，既屬金屬堅硬材質、尖端銳利，客觀上即屬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縱然非被告自始攜帶進入公司，且被告最初亦非即有持之行兇意圖，亦與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構成要件無涉。核被告所為，係另犯同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攜帶兇器竊盜罪，共2罪。

（五）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著有明文。衡諸本件被告係因為子女註冊及償還債務，出此下策，且因告訴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華秀鳳尚有積欠其款項，被告主觀上錯認此即屬告訴人公司有積欠其款項，亦可以之互為抵債之情，業據被告及告訴代理人甲○○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分別陳述在卷（見本院卷99年2月26日準備程序筆錄、99年3月16日審判筆錄），參以本件被告犯罪之具體情狀及行為動機、目的，其僅係偽造如附表所示之支票2紙，用以繳交被告子女註冊費用及清償積欠他人尚久之債務，偽造之支票面額亦非鉅額，誠徵被告非屬有計畫大量竊取存放公司內之空白支票後，神不知鬼不覺偽造支票對外行使牟利，亦非以偽造公司支票四處行騙，獲取更大利益為目的，被告偽造有價證券而行使之行為，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其犯罪情狀，堪以憫恕，基於衡平原則，認為若處以法定最輕刑度，猶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對被告偽造有價證券部分，酌量減輕其刑。

（六）被告所犯上揭3罪間，俱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七）爰審酌被告之品行、素行狀況，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其犯罪之動機、目的係為謀取一己私利，其竊取告訴人公司空白支票甚屬不該，考量其偽造有價證券行使，乃為求因應子女註冊及償還債務所需，非為求奢侈度日之需求，以及其生活狀況、智識程度，並斟酌其行為已然導致告訴人蒙受公司信用、財產及精神上之損失，惟被告尚知悔悟，早即將未使用之空白支票交還告訴人，且償還告訴人如附表所示支票兌現票款之損失，雙方已成立和解，並經告訴代理人甲○○當庭表示希望對被告從輕發落，告訴人已有願意原諒被告之意，業經告訴代理人甲○○於本院時供明無訛（見本院卷99年2月26日準備程序筆錄、99年3月16日審判筆錄），被告犯後態度尚佳等一切情狀，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以示懲戒。

（八）又被告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前案緩刑期滿，而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者，以刑法第76條規定，其刑之宣告失其效力），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已坦白認罪，且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竊取尚未行使之支票已交還原主，行使兌現如附表所示之偽造支票票款，亦已如數向告訴人清償完畢，雙方於本院開庭前業已和解，告訴代理人甲○○亦表示原諒之意，當庭為之求情，已如前述。參以被告辯護人辯護意旨略稱：被告坦承犯罪，告訴代理人已表示願意原諒被告。查被告當時經濟壓力很大，誤以為自己仍具簽發公司支票權限，一時失慮，觸犯刑責，於犯後坦承，表示悔過，亦積極償還告訴人票債，態度良好，請詳酌被告一切情狀、告訴人原諒等情，為適法之裁判及賜緩刑之宣告等語。因本件被告顯有悔悟之意，信經此偵審教訓及刑之宣告後，應知所警惕，本院據上各節，認仍應賦予被告更新向善之機會，尚無逕對其施以自由刑之必要，先賦予其適當之社會處遇，以期其能有效回歸社會，故認對被告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諭知緩刑4年，以啟自新。又為期被告於服務社會中得導正其偏差行為與觀念，爰再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規定，命被告應向指定之公益團體或社區提供160小時之義務勞務。倘被告違反上開應行負擔之事項且情節重大者，依法其緩刑之宣告仍得由檢察官向本院聲請撤銷，自不待言；又被告既應執行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所定事項（即前述義務勞務），爰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諭知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九）如附表所示之偽造支票2紙，雖未扣案，惟既無從證明業已滅失，不復存在，爰依刑法第205條規定為沒收之諭知。至未扣案一字型螺絲起子1支，非被告所有，業據被告供陳在卷，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沒收，附此說明。

（十）末以，被告於偵查中供述業已兌現而由其自行支付票款之另1紙偽造支票，有別於如附表所示之支票2紙同時於97年7、8月某日同時、地填載完備並予以行使，乃被告另於「97年7、8月以後」之某日填載完成，該紙支票係被告先蓋好印章，日期、金額則空白，於事後填上去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述無訛（見本院卷99年3月16日審判筆錄），是以，被告偽造另1紙支票時，如附表所示之支票業已經偽造、行使，兩者時、地非緊密不能切割，該另1紙支票，顯係被告另行起意偽造行使，且該部分犯罪事實，未經起訴書記載，卷內亦無該紙支票影本，核非起訴範圍，本院無從審酌，應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在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第201條第1項、第205條、第51條第5款、第59條、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5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盧慧珊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