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年度金字第3號｜民事：損害賠償｜裁判日期：111 年 09 月 1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3年度金字第3號原告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法定代理人張心悌訴訟代理人黃章峻律師（辯論終結後解除委任）吳涵晴律師陳宣任律師被告漢唐集成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李惠文訴訟代理人李玉娜蔡世祺律師賴彥杰律師被告陳朝水李惠文（兼王燕群之承受訴訟人）王國為（即王燕群之承受訴訟人）王國瑜（即王燕群之承受訴訟人）潘麗雲陳柏辰李若瑟許俊源葉志德被告建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李景雲被告陳友安潘麗美上十二人訴訟代理人丁中原律師沈妍伶律師蔡世祺律師賴彥杰律師複代理人蔡吉記律師被告柯文昌訴訟代理人陳哲宏律師複代理人朱庭儀律師被告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法定代理人陳俊光被告李宗霖方燕玲上三人訴訟代理人金玉瑩律師張少騰律師馬傲秋律師複代理人洪東雄律師黃品瑜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1年8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主文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事實及理由甲、程序部分：壹、訴訟實施權：按保護機構為保護公益，於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及其捐助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對於造成多數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受損害之同一原因所引起之證券、期貨事件，得由20人以上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授與仲裁或訴訟實施權後，以自己之名義，提付仲裁或起訴，投保法第2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係依上開投保法設立之保護機構，業經如附表一所示之投資人即鄭素珠等1,076人（下合稱本件授權人）以「訴訟及仲裁實施權授與同意書」授與訴訟實施權（見本院外放卷箱子內），原告以自己名義為本件授權人提起本件訴訟，核與前開投保法規定相符。貳、聲明承受訴訟：次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第169條第1項及第170條至前條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0條、第173條本文分別定有明文。又上開條文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同法第175條、第176條亦有明定。經查：一、原告法定代理人原為「邱欽庭」，於本院訴訟程序進行中變更為「張心悌」，其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110年1月7日金管證交字第1100130076號函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2至163頁）。二、被告漢唐集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漢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王燕群」，於訴訟繫屬中依序變更為「陳朝水」、「李惠文」，渠等已陸續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見本院卷㈡第75至8 2頁、卷第37至39頁）。三、被告王燕群於訴訟繫屬後之104年9月15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李惠文、王國為及王國瑜均未向法院聲明拋棄繼承，有王燕群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上開各繼承人戶籍謄本及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㈢第101至104頁；卷㈤第12頁），原告已於同年11月23日具狀聲明李惠文、王國為及王國瑜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㈢第99至100頁）。四、被告建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建全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胡定華」，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李景雲」，其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見本院卷㈨第166至167頁、第226頁）。五、被告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下稱安侯建業事務所）之法定代理人原為「于紀隆」，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陳俊光」，其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11年1月3日全聯會二字第1110001號函文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變更登錄事項表（二）可稽（見本院卷第151至154頁）。六、前開各項聲明承受訴訟，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76條之規定均相符，應予准許。參、訴之變更：再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聲明原請求：「㈠被告等應連帶給付本件授權人各如附表一『變更前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受領之。㈡請准依投保法第36條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如不能依該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㈠第5頁）；嗣於105年7月15日具狀變更上開聲明第1項為：「被告王國為、王國瑜、李惠文於繼承被繼承人王燕群遺產之範圍內，與被告漢唐公司、陳朝水、李惠文、潘麗雲、陳柏辰、李若瑟、柯文昌、許俊源、葉志德、建全公司、陳友安、潘麗美、李宗霖、方燕玲、安侯建業事務所應連帶給付本判決附表一所列各授權人各如『變更後請求金額』欄所示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受領之。」（見本院卷㈥第120頁，卷第271頁）。經核原告所為上開變更，其主張之事實與原起訴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原請求之訴訟資料得以援用；變更請求金額部分，係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均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乙、實體部分：壹、原告主張：一、漢唐公司係於71年9月13日設立登記，於79年10月30日吸收合併訊聯系統股份有限公司而以漢唐訊聯股份有限公司為存續公司，嗣於89年3月14日股票公開發行上市（股票代號2404），91年5月29日變更公司名稱為漢唐公司。是漢唐公司於89年3月14日起為依證券交易法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屬同法第5條所定義之發行人。自98年6月11日起至101年6月10日止之期間，王燕群（訴訟繫屬後於104年9月15日死亡，承受訴訟人為繼承人李惠文、王國為及王國瑜）為被告漢唐公司之董事長，被告陳朝水、李惠文、陳柏辰、李若瑟、柯文昌及許俊源為被告漢唐公司之董事，被告潘麗雲、葉志德（代表被告建全公司）、陳友安為被告漢唐公司之監察人，被告潘麗美則為被告漢唐公司財報上蓋章之會計主管，被告李宗霖、方燕玲為上開期間被告漢唐公司財報之簽證會計師，屬於被告安侯建業事務所之會計師。二、王燕群另先後出資設立電通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電通公司）、復國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復國公司），又於95年7月間，王燕群與陳朝水籌設華元工程有限公司（下稱華元公司，與電通公司、復國公司合稱電通等三家公司），以利其等經營漢唐公司之資金運用、帳務管理；並自90年間起（華元公司部分則係自95年7月間起），除委由潘麗雲代為聯繫漢唐公司資深員工、陳朝水配偶之同事擔任名義上之股東、負責人，據以辦理公司申請設立、變更登記等事項外，並指派潘麗雲掌理、執行上開三家公司之財務、會計帳務等事項。電通等三家公司之轉帳傳票（收支）均由潘麗雲製作，並由李惠文負責保管電通等三家公司之公司大小章、銀行印鑑章，潘麗雲綜理電通等三家公司之會計帳務、報稅及資金進出等業務，並直接對李惠文負責，電通等三家公司顯然為被告漢唐公司與王燕群、陳朝水、李惠文、潘麗雲等人實質控制之公司。三、被告漢唐公司與王燕群、陳朝水、李惠文、潘麗雲等人使漢唐公司與電通等三家公司為下列虛偽交易，影響漢唐公司90年度至100年度所公布的財務報告之正確性，其內容不正確之程度，依量性指標或質性指標以觀，已經使各該年度財務報告並未達到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的允當表達，屬於不實之財務報告：㈠實行「包作制度」導致漢唐公司各年度財務報告認列之工程成本費用不實： ⒈「包作制度」係指漢唐公司於90年度到100年度，於其經營主要業務（承攬半導體廠房機房相關系統設備興建工程、規劃設計技術顧問服務等等），遇有無法取得支出憑證的工資、獎金、佣金、租金、公安處理等等工程相關費用時，均先由電通等三家公司先行代墊支出（下稱包作費用）。俟電通等三家公司銀行帳戶存款餘額低於一定金額無法支應相關支出時，再由漢唐公司虛偽發包工程予電通等三家公司承攬，電通等三家公司開出憑證向漢唐公司請領工程款，漢唐公司再以支付工程款給電通等三家公司之名義，返還前開包作費用給電通等三家公司。 ⒉上開電通等三家公司先予墊付，漢唐公司嗣後虛偽以支付工程款名義返還之包作費用，並未逐筆交易對帳核銷，以致於其各年度「電通等三家公司代墊之包作金額」與「漢唐公司返還之金額」產生差額，如本判決附表三「當年度相差數額」欄位所示，遞延隱藏了漢唐公司承攬主要業務的工程費用成本，使漢唐公司帳面上獲利較實際為高。漢唐公司98年度至100年度返還與電通等三家公司之金額（即所涉不實金額）分別佔各年度稅前淨利的5.9％、6.2％、8.9％，佔營業收入淨額0.78％、0.97％、0.78％，已達到會計學教科書所述之重大性的量性指標比例（稅前淨利5％、營收總額0.5％到1％），使「在建工程」此項科目數字無法允當表達。且前開情況屬於不實陳述掩飾收益趨勢，規避商業會計內控稽核已經涉及刑事不法犯罪，影響漢唐公司遵守法令規範，復未揭露為關係人交易。㈡漢唐公司自身獲利不足時，向電通公司支領資金代墊高階幹部年中獎金，此無法從漢唐公司財務報告得知，此項隱藏費用之財報不實增加管理階層薪酬，亦符合重大性之質性指標。㈢此外，陳朝水於97年10月30日至同年11月10日間將屬於漢唐公司的扁平線收入貨款分批匯入電通公司，且未於漢唐公司財務報告中揭露，「使收益變成損失」，亦使財報重大不實。㈣90年1月起至101年4月期間，王燕群擔任漢唐公司董事長之薪資一部份為電通公司代墊，代墊金額共計新臺幣（下同）2,140萬4,833元，98年度到100年度由電通公司代墊漢唐公司應給付王燕群之薪資所得共計572萬0,200元，造成漢唐公司財務報告98年度至100年度之營業費用項目不實。㈤99年度至100年度華氣社原要給付給漢唐公司的佣金收入共計 2,625萬元，於100年3月間由復國公司、華元公司開立統一發票給華氣社而收取。前開佣金收入本應由漢唐公司收取並借記「應收關係人款項」、貸記「業外收入-佣金收入」，卻未如此，造成漢唐公司99年度或100年度之營業外收入項目不實。四、上開財報不實之真相與被告等遭檢調單位搜索調查之消息於101年4月9日為媒體揭露後，漢唐公司之股價頓時應聲下跌，造成眾多投資人因此蒙受損失，其後王燕群、陳朝水、李惠文、潘麗雲等人並遭本院102年度金重訴字第17號（下稱另案）刑事判決認定違反證交法之財報不實等罪，足見漢唐公司自90年至100年間對外公告之財務報告，均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惟本件因時效之故，僅就漢唐公司98年第3季至100年年度財務報告（下合稱系爭財報，分稱時各以不同年度、季度稱呼）之虛偽不實造成本件授權人受有如附表一「變更後請求金額」欄所示之損害為請求，即下列方式計算之損害：㈠本件授權人所受損害金額之計算方式應採「淨損差額法」為計算，即以在「98年11月2日（含）起至101年4月9日（含）止」期間（即「期間一」）買進漢唐公司股票之金額，減去在「101年4月10日（含）後始賣出或迄今仍持有之股票價格」（即「期間二」）。㈡換言之，如係自101年4月10日（含）後始賣出該公司股票者，則以「期間一」時買入股票之價格減去賣出股票之價格，為其損害賠償金額；而如係買進漢唐公司股票迄今仍持有者，則以漢唐公司股票101年4月10日（消息爆發次日）起後90天之平均收盤價26.859元為其真實價值，即以「期間一」內買入股票之價格減去26.859元，為其損害賠償金額。又伊係依先進先出法對於買賣股票進行配對，計算得出如附表「變更後請求金額」欄所示之損害賠償額（詳細計算式如附件【原告提出之附件九】所示），如本件授權人持有於前述「期間一」之前所購入之股票，仍將以先進先出法進行配對，惟此部分配對、計算後之虧損數額，不列入計算投資人損害賠償總額之中；另本件授權人於系爭財報不實期間買賣股票之獲利，與各本件授權人因系爭財報不實所受之損害非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而生，故不應自投資人損害賠償總額之中扣除，併予敘明。五、被告陳柏辰、李若瑟、柯文昌、許俊源、葉志德（代表建全公司）、陳友安等人分別擔任漢唐公司董事、監察人，依公司法第8條規定，均屬公司負責人，惟渠等竟於該公司董事會通過不實之系爭財報，監察人亦未詳加查核予以揭露，各該董監事若非知情配合，執行職務亦顯有重大過失；被告潘麗美擔任漢唐公司系爭財報簽章之主管，依證交法第20條、第20條之1規定，其就漢唐公司對外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原應擔保其真實性，然其就漢唐公司以與虛設之公司從事虛偽交易之手法，挪用漢唐公司資金高達十數億元之事不僅絲毫不查，且屢將不實之發票或會計憑證納入漢唐公司帳冊，導致不實之財務資訊記入漢唐公司帳冊，造成公司對外公告之系爭財報有虛偽不實，嚴重誤導投資大眾；被告李宗霖、方燕玲為漢唐公司系爭財報之簽證會計師，渠等就漢唐公司負責人自90年間起即有在外虛設公司、從事虛偽交易、挪用公司資產等重大不法情事，於交易過程中存有諸多不合常理之處，依一般查核程序必能查知，惟其竟未依審計準則公報及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善盡查核義務，即率爾出具查核簽證報告，致使漢唐公司不實之資訊誤導市場，造成本件本件授權人受有損害，前開各被告均應依法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又葉志德為建全公司之代表人，李宗霖、方燕玲於本件執行查核簽證職務期間為安侯建業事務所之合夥人之代表或安侯建業事務所之受僱人，建全公司與前開事務所就本件授權人之損害亦應連帶負責。六、又被告王燕群已於104年9月15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李惠文、王國為及王國瑜均未向法院聲明拋棄繼承，該等繼承人自應依繼承之法律關係，於繼承王燕群之遺產範圍內與其餘被告連帶負本件賠償責任。七、爰擇一依本判決附表二「請求權」欄位之各項法律規定，請求為有利原告之判決：㈠被告王國為、王國瑜、李惠文於繼承被繼承人王燕群遺產之範圍內，與被告漢唐公司、陳朝水、李惠文、潘麗雲、陳柏辰、李若瑟、柯文昌、許俊源、葉志德、建全公司、陳友安、潘麗美、李宗霖、方燕玲、安侯建業事務所應連帶給付本判決附表一所列各授權人各如「變更後請求金額」欄所示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受領之。㈡請准依投保法第36條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如不能依該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貳、被告答辯：一、漢唐公司、陳朝水、李惠文、潘麗雲、陳柏辰、李若瑟、許俊源、葉志德、建全公司、陳友安、潘麗美、王國為及王國瑜等人（下稱漢唐公司等13人）以：㈠漢唐公司與電通等三家公司間之資金往來實際上係「代墊」，依據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漢唐公司並無於財務報告上揭露關係人身分之義務；且漢唐公司長期工程合約係採「完工比例法」中之「工程成本比例法」計算工程損益，依漢唐公司內部付款作業規定，工程上投入之成本須待承包商檢附合法憑證請款時始得認列，故漢唐公司由電通等三家公司代墊工程包作費用之成本，必須經由電通等三家公司彙算向漢唐公司提出憑據並請求付款，漢唐公司才能確定經由電通等三家公司代墊之「工程成本」數額多寡，並依據完工比例法計算工程完工進度後，再將可認列為收益之部分金額扣除成本後計算損益金額，是系爭財報內容並無遞延認列工程包作費用之問題，亦無虛偽不實或隱匿關係人交易之情事。再者，縱系爭財報之「在建工程」內容有遲延認列差額之情形，然證交法第20條第2項之適用應以具備重大性為限，依最高法院判決所示之「量性指標」及「質性指標」進行檢驗，系爭財報之遞延認列內容均未達所謂「重大性」標準；甚且，依101年11月23日修正前之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會計科目記載不符之金額若在1,000萬元以上，且達漢唐公司之年度營業收入淨額1%或實收資本額5%以上者，始應重編財務報告，惟對照系爭財報期間會計科目記載不符之金額，皆佔漢唐公司各該年度營收金額1%以下，亦未達各該年度實收資本額5%，縱其內容有記載不符，該部分亦非屬財務報表之主要內容，此由主管機關亦未要求漢唐公司須予重編即明，故對於投資人之投資決策並無重大影響，自不會因此發生損害，原告請求被告等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顯屬無據。㈡又原告固援引美國之詐欺市場理論，主張漢唐公司之系爭財報不實與本件本件授權人交易漢唐公司股票間推定具因果關係云云。惟詐欺市場理論於美國司法實務亦有重大爭議，於我國當無逕為適用之空間；且詐欺市場理論之前提，必係該市場為一半強勢效率市場，故縱使本件有詐欺市場理論之適用，原告亦應首先證明有漢唐公司股票之交易市場，係一半強勢效率市場，否則當無逕為適用詐欺市場理論之餘地。再者，漢唐公司於101年4月9日遭檢調搜索之消息曝光當日之開盤價為34元，收盤價為33.8元，並無大幅下跌情形，其後之交易日股價縱有下跌情形，亦僅為一時性恐慌，此由每日交易價格仍呈現穩定趨勢即可得證；甚者，漢唐公司股價於104年8月31日經另案刑事一審判決宣判後，並未出現任何下跌情形，更陸續由30元區間緩步上漲至35元左右，亦可證漢唐公司系爭財報不實與否確與股價無關。此外，本件求償之本件授權人中，有276人於漢唐公司101年4月9日遭檢調搜索後至漢唐公司公告101年財報之期間內，仍繼續下單買入漢唐公司股票（詳如本院卷㈦第29頁正反面），益證該等本件授權人買進漢唐公司股票並非係基於信賴漢唐公司財報內容，而或係因投資理財或看好公司基本面等其他考量，故此部分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自應轉換由原告舉證證明該等本件授權人先前購入漢唐公司股票係基於信賴系爭財報所為。基上，原告空言主張本件本件授權人交易或繼續持有漢唐公司股票並受有價格損害與系爭財報不實間具有交易或損害因果關係，實無可採。㈢另陳柏辰、李若瑟、許俊源、葉志德、建全公司、陳友安等人當時雖分別擔任漢唐公司董事或監察人，然因漢唐公司之簽證會計師對漢唐公司歷年財報均未出具保留意見，由該等財報之形式觀之，並無財務狀況明顯異常之情事，渠等並無超越簽證會計師之學經歷或簽證經驗，無判斷財報內容有無虛偽或隱匿情事之專業能力，實難查覺財報有所謂虛偽不實等情事。再者，一般上市公司均採分層授權，董事及監察人並未負責實際審核相關交易憑證，故漢唐公司關於所謂包作費用之請款流程無須經被告等人審查同意，被告等人亦未曾經手相關點驗單、估價單、暫估單及請款證明單等憑證，遑論漢唐公司內部業已制訂內部控制制度，對原始憑證、收付款項及工程估驗等均有規範並由相關部門單位負責執行。況且，電通等三家公司並非陳柏辰等人設立，對於該等公司之實際運作亦未參與更無所悉，自無從認知電通等三家公司係屬漢唐公司之關係人而應於系爭財報中揭露。是以，基於善意信賴及專業分工原則，陳柏辰、李若瑟、許俊源、葉志德、建全公司、陳友安等人就系爭財報內容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原告請求渠等負連帶賠償責任，顯屬無據。㈣又本件漢唐公司之系爭財報既無主要內容虛偽或隱匿之情形，本件授權人亦未因本判決附表三所示包作費用與返還金額之差額受損，漢唐公司財會主管潘麗美亦無損害賠償之責任。㈤漢唐公司自101年4月10日起股價下跌係因當時媒體錯誤報導漢唐公司資產遭掏空所致，投資人誤信前開報導，害怕公司出現經營困難而產生此現象。造成股價波動之因素眾多，原告既未舉證自101年4月10日起漢唐公司股價之波動與系爭財報不實有關，自不得逕以101年4月9日漢唐公司遭檢調搜索即認股價下跌與系爭財報不實有因果關係；況本件本件授權人係於不同時期、以不同價格購入漢唐公司股票，渠等各買入時之真實價格應非一致，原告逕以自101年4月10日起之90日均價26.859元作為漢唐公司股票之真實價格，據以計算本件損害賠償金額，要屬無據。又因證交法對於財報不實之損害賠償計算無明文規定，仍應回歸民事損害賠償之相關法理，以填補被害人之實際損害為限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二、柯文昌以：㈠依95年1月11日修正公布證交法第20條第3項規定之修正理由可知，單純財報不實之行為，於證交法該次修正後已非同法第20條第1項之規範範圍，且該法第20條第1項所定之證券詐欺與同條第2項所定資訊不實之賠償責任，兩者所規範之行為主體不同，前者須有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後者則為單純之財報文件申報或公告不實。而本件原告主張請求之原因事實，既非基於主張伊有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證券之行為，則其依證交法第20條第1項、第3項請求伊應對本件本件授權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自無理由。又依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8號刑事判決（下稱另案更一審刑事判決）之認定，漢唐公司之系爭財報無論係依照量性或質性指標，均不符合重大性標準，足徵原告所指關係人交易之資訊是否公布，並不影響理性投資人之投資決策；且伊並非參與本件刑事不法行為之董事，亦非執行漢唐公司業務之內部董事，刑案被告所涉行為從未經過漢唐公司董事會決議之認可，故伊根本無從知悉電通等三家公司實為陳朝水等人所掌控而為關係人交易，亦無法期待伊有發現漢唐公司可能涉有財報不實之情事。再者，於101年1月4日證交法第36條修正前，公司之第1、3季財報無庸提報董事會或經董事會通過，而漢唐公司98年第3季財報、99年第1、3季財報、100年第1、3季財報，均未列於漢唐公司董事會之報告事項或討論事項，顯與董事會權責無關，遑論伊因非執行漢唐公司業務之內部董事，實際上並未出席決議通過系爭財報之董事會，如令伊須就未參與之董事會決議通過之系爭財報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實難謂公平合理。㈡又本件是否有原告主張之詐欺市場理論之適用，並非無疑，縱有適用，至多僅能推定交易因果關係。綜觀101年4月9日至同年8月15日期間，漢唐公司股票收盤價、大盤指數（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與同類股指數（其他電子類指數）之走勢，漢唐公司股票收盤價下跌之天數共有43日，其中與大盤指數或同類股指數於「同日下跌」之天數有32日，比例高達74.4%；再細繹該期間之走勢，漢唐公司股票收盤價之最高價格為33.95元（101年4月9日）、最低價格為23.65元（101年7月24日及101年8月14日），跌幅為30%，而同類股指數最高為75.5（101年4月13日）、最低為55.68（101年7月26日），跌幅為26%，足徵漢唐公司股價於該期間下跌確實有受到當時市場大盤及同類股因素之影響，自不得概以101年4月9日媒體報導掏空訊息後漢唐公司股價下跌之情，即遽謂本件本件授權人之損害與系爭財報不實間有損失因果關係。況且，漢唐公司於101年每股配發現金股利3元，並以101年7月12日為除息交易日，故於101年7月12日之股票收盤價為25.55元，較前一日之所以下跌（101年7月11日之股票收盤價為28.75元），顯然主要係因除息所影響，與原告主張之系爭財報不實並無關係，原告罔顧以上種種事證，對於自101年4月10日（含）後已賣出股票，以及起訴時仍持有漢唐公司股票之本件授權人，仍未能舉證說明渠等之損害與漢唐公司財報不實間有何損失因果關係，是其請求自無理由。㈢原告主張本件授權人之損害賠償計算方式應採「淨損差額法」，並以101年4月9日媒體揭露翌日之90日平均收盤價作為擬制之真實價格云云。然該期間之末日與媒體揭露消息之期日相隔甚遠，且影響股票市場價格之因素甚多，誠難謂得以媒體揭露訊息後一定期間之平均收盤價格為該股票之真實價格；且原告未區辨各本件授權人買入漢唐公司股票之時點及市價差異，即概以90日平均價格作為計算各本件授權人損害之真實價格，亦不無疏略。退步言之，損害賠償係以填補實際損害為原則，然原告不僅未依損益相抵原則扣除本件授權人因配息及交易獲利所得之利益，更罔顧漢唐公司股價下跌確實係受市場大盤及同類股影響之事實，於計算投資人之損害時未扣除市場因素所致之跌幅；況且，本件本件授權人買入股票價格最高為52元，但漢唐公司股價於媒體報導檢調搜索消息之日後逐年上漲，於105年3月已達53.9元，即本件本件授權人至遲於105年3月即可出售漢唐公司股份並獲利，故本件本件授權人出售漢唐公司股份之時間若係晚於105年3月者，縱有因出售股份價格低於買入價格而致實際損失，亦與被告等無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三、李宗霖、方燕玲、安侯建業事務所以：㈠李宗霖、方燕玲部分： ⒈原告迄未具體說明李宗霖、方燕玲就系爭財報執行查核或核閱工作究係違反審計準則公報或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之何等規定，以及何以依一般查核程序即必能查知漢唐公司交易有不合常理情形，則其主張李宗霖、方燕玲有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義務云云，僅屬其臆測推論，其依證交法第20條、第20條之1、會計師法第41、42條及民法侵權行為等規定，請求李宗霖、方燕玲應對本件本件授權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無據。再者，於101年4月間新聞媒體登載漢唐公司發生疑似掏空情事後，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交所）曾要求漢唐公司提出自97年至101年第1季與電通等三家公司之交易往來明細與相關工程合約、入帳憑證及傳票等資料供其審閱，並要求李宗霖、方燕玲就上開資料有無違反漢唐公司內部控制制度進行專案查核，經李宗霖、方燕玲檢查上開工程發包訂購單、分期付款單、工程施工協議書、估驗單（估驗報告）、估驗計價單、請款證明單、傳票、發票、付款折讓明細表、折讓單及對帳單等書面文件後，仍未發現有重大違反漢唐公司內部控制之情事，而證交所就此查核結果迄未再要求渠等提出資料或進一步說明，顯見證交所對於李宗霖、方燕玲就漢唐公司與電通等三家公司間於97年至101年第1季間（含本件原告起訴之98年第3季至100年全年度）全部交易所提出之專案查核結果亦無意見，是以，縱漢唐公司編製之系爭財報確有不實情事，亦非屬會計師以查核或核閱程序所得發覺。 ⒉又證交法第20條第1、2項所稱之「虛偽、詐欺或隱匿」，係指故意行為而言，同條第2項規範之「發行人」，亦僅限於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另同條第3項所規定之請求權人，並未包括持有人。而李宗霖、方燕玲既無任何虛偽、隱匿、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故意行為，亦非漢唐公司股票之發行人，原告援引證交法第20條作為請求權基礎，請求李宗霖、方燕玲應對漢唐公司股票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及持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實無所據。另依證交法第20條之1第5項規定，縱使會計師辦理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之簽證，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致有損害之發生，亦僅係依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故原告依據該條請求李宗霖、方燕玲與其他被告連帶負賠償之責，於法亦有未合。又原告主張違反會計師法部分，因本件本件授權人並非會計師法第42條第1項所稱之指定人，亦非委託李宗霖、方燕玲為系爭財報查核之人，自不得依前揭法條所定指定人或委託人之地位請求損害賠償；且李宗霖、方燕玲所簽證之財務報告，並非交特定或可得特定之利害關係人參考使用，本件授權人與被告間亦無特定信賴或對價關係存在，則本件本件授權人亦非該法第42條所稱之利害關係人。是原告以會計師法第41條、第42條規定請求李宗霖、方燕玲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屬無據。就民法侵權行為部分，依本件原告之主張，可知本件本件授權人所受之損害均為純粹經濟上之損失，其並無任何「權利」受到侵害，自與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不符；且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之內容係就會計師查核程序、事項及方法為規定，並非以保護他人為目的，而相關審計準則乃會計師從事審計工作之行為規範，亦非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原告既無法證明李宗霖、方燕玲有違反證交法第20條、第20條之1及會計師法第41條、第42條等相關法令規定，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及民法第185條等規定，請求李宗霖、方燕玲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自無理由。㈡安侯建業事務所部分：原告自始並未說明李宗霖、方燕玲究係依安侯建業事務所何等約定或決議執行合夥事務，即率謂李宗霖、方燕玲於進行本件查核職務時為合夥組織之代表，實屬無稽；且本件並無合夥債務可言，更無合夥財產不足清償合夥債務之情事，是原告以民法第681條規定為由主張安侯建業事務所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云云，實屬莫名。再者，民法第28條乃係就法人侵權行為所為之規範，而安侯建業事務所並非法人團體之組織，自無適用該條規定之可能，原告任意主張類推適用該條規定，不當擴張解釋該條規定之適用範圍，其所述自無理由。㈢另原告援引詐欺市場理論，主張本件本件授權人之損害與系爭財報不實間具有因果關係云云。然我國之證券市場並非有效率之資本市場，並無法適用詐欺市場理論，故縱使漢唐公司之股票於101年4月9日遭檢調搜索調查之消息爆發後股價有下跌之情事，基於一般舉證責任之法則，原告仍須舉證證明系爭財報不實究對股價造成何種程度之影響。且觀原告主張漢唐公司系爭財報不實之內容，係認為漢唐公司虛偽支付「預付工程款」予電通等三家公司，使漢唐公司財報上「預付費用」科目發生金額虛增之記載不實，倘原告所言非虛，則漢唐公司財報之真實情形，應係將「預付費用」科目金額調降，並將虛增之預付費用調整回實際所應載入之其他科目之中，換言之，漢唐公司財報應僅係於科目間進行調整，並不致使歷次財報所揭示之損益結果發生重大變化。準此，漢唐公司既非因財報不實而有股價虛增之情形，則正常理性之投資人於知悉上開情形後，當不至於發生無任何意願購買漢唐公司股票之情形，故顯然投資人買入或賣出漢唐公司股票之決定，尚受有其他因素之影響，並非單一因素所造成。此外，原告以101年4月10日起後90天平均收盤價計算本件所謂之「持股價格」，但未說明此計算方式之理由與依據，顯非合理。實則，原告所謂之「持股價格」，既係指於漢唐公司公告系爭財報後至101年4月9日期間購入漢唐公司股票，而至原告起訴前仍持有者，則其股價差額之計算基準，實應以原告公告受理日之前一個月公司收盤平均價計算，較屬合理。而本件原告係自102年8月1日起公告受理，故所謂「持股價值」應為漢唐公司102年7月份之收盤平均價29.11元，再加計自漢唐公司財報不實消息爆發後曾分別於101年7月12日、102年7月3日除息每股3元及1.8元，總計「持股價值」應為33.91元，方為適當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參、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㈩第60頁反面至第61頁）：一、原告係依投保法設立之保護機構，其有受如附表一所示之本件授權人授與訴訟實施權而提起本件訴訟。二、被告漢唐公司為依證交法公開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三、自98年6月11日起至101年6月10日止，王燕群為被告漢唐公司之董事長，被告陳朝水、李惠文、陳柏辰、李若瑟、柯文昌及許俊源為被告漢唐公司之董事，被告潘麗雲、葉志德（代表被告建全公司）、陳友安為被告漢唐公司之監察人，被告潘麗美則為被告漢唐公司財報上蓋章之會計主管（見原證5，本院卷㈤第176頁）。四、被告李宗霖、方燕玲為被告漢唐公司系爭財報之簽證會計師，並所屬於被告安侯建業事務所。五、另案一審刑事判決即本院102年度金重訴字第17號刑事判決認定王燕群違反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與同法第20條第2項財報不實罪、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公司法第9條公司登記出資不實罪、95年5月26日修正前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不實會計憑證、帳冊等罪；被告陳朝水違反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與同法第20條第2項財報不實罪、公司法第9條公司登記不實罪等罪；被告李惠文違反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與同法第20條第2項財報不實罪、95年5 月26日修正前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不實會計憑證、帳冊等罪；被告潘麗雲違反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與同法第20條第2項財報不實罪、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公司法第9條公司登記出資不實罪、95年5月26日修正前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不實會計憑證、帳冊等罪。嗣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朝水、李惠文、潘麗雲不服分別提起上訴，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以104年度金上重訴字第40號刑事判決撤銷原判決關於王燕群部分，並諭知公訴不受理。肆、本院得心證之理由：一、損害賠償責任之要件：㈠按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違反第1項規定者，對於該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或出賣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前條第2項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或依第3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下列各款之人，對於發行人所發行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一、發行人及其負責人。二、發行人之職員，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者。前項各款之人，除發行人、發行人之董事長、總經理外，如能證明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免負賠償責任；會計師辦理第1項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之簽證，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致第1項之損害發生者，負賠償責任，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20條第1、2、3項、95年1月11日修正公布之第20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本文亦分別定有明文。末按會計師執行業務不得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會計師因前條情事致指定人、委託人、受查人或利害關係人受有損害者，負賠償責任，會計師法第41條、第42條第1項亦有明文。㈡查，細譯原告如前壹、三及四所主張適用前開法規的本件授權人受損害原因事實之前後因果描述，其係主張本件授權人在「98年11月2日（含）起至101年4月9日（含）止」期間（即期間一），因系爭財報重大不實之情形受詐欺，進而高估漢唐公司股價買進股票，俟於101年4月9日經媒體披露漢唐公司進行前開如前壹、三所述各項虛偽交易之消息後，股價回跌，致本件授權人嗣後賣出（或102年8月1日當時仍持有）漢唐公司股票受有跌價之損失。是以，本件被告依前開證交法、民法與會計師法等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之前題即為：⒈原告主張前開各項虛偽交易之情況存在，且導致系爭財報未表達（或錯誤表達）的程度足以使理性投資人高估漢唐公司股價而買入。⒉本件授權人所受如附表一「變更後請求金額」欄所示金額之價差損害與前開情況有相當因果關係。又依據原告提出之「漢唐財報不實案授權人求償表」（附件九，見本院卷㈥第160頁至第311頁背面），其僅就本件授權人「101年4月10日（含）後至102年7月31日以前」（期間二）賣出者以實際賣出價格計算虧損金額，至於102年8月1日當日（即原告公告受理本件訴訟與仲裁之授權之日）尚未賣出股票而仍持有者，即改以101年4月10日（消息爆發次日）起後90天之平均收盤價26.859元為擬制的真實價格計算本件授權人受損害金額，附此敘明。㈢101年4月9日媒體披露漢唐公司與其他被告等人遭檢調搜索偵辦後漢唐公司股價下跌之客觀情形，不足以證明原告主張之系爭財報不實狀況與本件授權人依上開㈡所述方法計算之差價損失有因果關係： ⒈漢唐公司股價於101年4月9日收盤價為每股33.95元，該日各媒體報導：「漢唐集成遭掏空3億，檢調11路大搜索」、「漢唐集成老闆涉掏空3億」、「假交易掏空3億，漢唐董座涉背信」、「漢唐集成董座涉掏空3億，7百萬交保」，且相關被告因而受檢調搜索訊問偵辦後，其股價於翌（10）日即下跌為31.6元，嗣後持續下跌至101年4月23日等情，固有101 年4月9日、10日自由財經、蘋果日報、華視、中時等電子媒體報導列印資料與漢唐公司101年4月9日起至101年8月15日期間各日期股票收盤價格與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其他電子類指數比較整理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6-80頁）。惟影響股價漲跌之原因甚多，媒體披露對公司不利之消息，不論正確與否，亦足以在短期內影響該公司股價。查，前開媒體報導之漢唐公司負責人涉嫌「掏空」公司資產乙節，經另案刑事歷審審理判決均認定被告等人並未掏空公司資產或涉有證交法背信、侵占之犯罪事實，掏空云云並非實情一節，有刑事判決存卷可參（見本院卷㈣第69頁背面至第71頁背面，卷㈨第268頁背面至第274頁背面）。況媒體當時報導之內容與原告在本件主張造成系爭財報不實的虛偽交易（如前壹、三所述5項情形）並不相同，101年4月9日、10日媒體報導漢唐公司遭掏空3億云云並非揭露原告於本件主張的「真相」，其後股價下跌即難認與原告在本件主張之系爭財報不實狀況有關。 ⒉再觀前開比較整理表（見本院卷第76頁正反面），漢唐公司之股價自101年4月17日起至101年8月15日之漲跌方向，有時與「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相同，有時與「其他電子類指數」相同，亦即與市場景氣方向相同，僅101年4月10日至16日期間逆勢下跌，實難認股價自101年4月17日起至101年8月15日之下跌係受系爭財報不實之真實資訊揭露影響。 ⒊綜上所述，漢唐公司於101年4月9日後至101年8月15日股價下跌之情形係受不正確的媒體報導以及大盤景氣或電子類股景氣影響。而媒體於101年4月9日、10日報導之內容與原告現主張之系爭財報不實情況並不相同，原告主張前開期間漢唐公司股價下跌是因系爭財報不實之真相揭露云云，核屬無據；其進而主張得以101年4月10日（消息爆發次日）起後90天之平均收盤價26.859元作為擬制的真實價格計算本件授權人受損害金額、該受損害金額與系爭財報不實有因果關係云云，亦不可採。㈣再按前開證交法第20條第2項、同法第20條之1規定，課以證券發行相關人員對於確保財務報告「主要內容」不能虛偽或隱匿應有一定的責任，學理上稱為「反詐欺條款」，上揭反詐欺條款設計的目的，在於提供社會投資大眾公開、透明、正確的資訊，以便其從中判斷、決定如何投資買賣證券，則何種資訊必需提供，當以客觀上作為一個理性投資人通常會認為必須揭露，否則勢將影響其判斷者，作為基準。「主要內容」此要件依目的性解釋、體系解釋，及比較法之觀點，目前學界及實務上認為應以具備「重大性」為限，亦即應以該相關資訊之虛偽或隱匿，足以生影響於（理性）投資人為限，否則將與同法第178條第1項第4款之行政責任無從區分，亦與上開規定之規範目的有違。所謂「重大性」，係指其整體資訊是否足以影響一般理性投資人之投資判斷而言；至其判斷標準，雖法無明文，然可參考相關學說及外國立法例所謂之「量性指標」及「質性指標」，作為區分之依據（詳下述）。㈤針對「重大性」在財務會計上的意義為何，以及會計上重大性具體的認定標準為何等事項，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105年3月22日資會綜字第15007984號函文出具意見如下（見本院卷㈤第219-223頁，以下係節錄其意見），亦可作為本件民事責任重大性「量性指標」之認定標準： ⒈財務報表之表達僅有允當性與否之問題，並無完美正確之問題。財務報導係就大量交易依其性質或功能加以彙總後之結果。財務報導之基本目的在提供資訊使用者有用之資訊，以協助其作理性的決策，財務報導應具備攸關性、完整性、免於錯誤及可瞭解性等品質特性，此等品質特性決定財務報導應揭露何種資訊以及揭露之程度、密度。具有前述品質特性之財務資訊，固有助於使用者作出較佳決策，然而一般用途財務資訊的提供不可能（或不值得）呈現全部細瑣的資訊，基於財務報表製作成本的考量，不可能提供所有的資訊，而必須以重大性考量設定財務資訊提供的門檻。因此，所謂攸關性是指與決策有關，具有改變決策的能力，資訊的攸關性受其性質與重要性的影響。某項資訊在性質上可能和決策有關（即具有決策攸關性），但如其金額甚微，即不足以對決策產生影響（不重要）；所謂免於錯誤，亦非意指必須在各方面達到完美及準確無誤（而係指得以合理的避免錯誤或偏差）。所謂完整性亦非指所有交易之資訊皆顯現於財務報導上，而是指具重大性且考量成本限制後之資訊，皆完整揭露。對於不重大之項目，因其對決策不會產生重大影響，故會計上對於無損公允表達之事項，得為權宜之處理，而不需嚴守會計準則。另外，在企業之營業規模十分龐大時，財務報表之金額以千元甚至百萬元為單位，亦為重大性門檻之運用。有鑑於此，審計準則有責於簽證會計師查核受查公司財務報表所應為之表態，均係要求簽證會計師對於受查標的之表達是否在重大性方面「允當表達」表示其立場，而非就其是否「完美正確」表示其立場。此係首應加以澄清之觀念。 ⒉（會計上）具體的重大性認定標準（即量性指標）：在財務會計上，究竟如何之情形應認定具備其重大性，在財務會計準則以及審計準則方面，固無絕對清晰之規定加以界定（依財務準則公報第51號「查核規劃及執行之重大性」第2條，對於重大性所作之判斷受查核人員所面對之情況影響，亦受不實表達之金額或性質或二者之影響。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做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然而，在會計向來實務，就如何之數量標準應屬重大，約有如下若干數值參照基礎得供實際之運用： ⑴行為時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6條之規定，係以營業收入淨額 1％或實收資本額5％，作為重大性以及有無必要重編財務報告之認定標準：行為時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依本法第三十六條所公告並申報之財務報告，有未依有關法令編製而應予更正者，應照主管機關所定期限自行更正，並依下列規定辦理：一、更正稅後損益金額在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原決算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應重編財務報告，並重行公告。二、更正稅後損益金額未達前款標準者，得不重編財務報告。但應列為保留盈餘之更正數。」 ⑵審計準則公報第51號對於以營利為目的從事製造之受查者，係以稅前淨利5％以及營業收入1％作為重大性之認定標準：①審計準則公報第51號第15條規定：「重大性之決定涉及專業判斷。查核人員通常以所選用基準之某一百分比作為決定財務報表整體重大性之起點。」 ②審計準則公報第51號第16條規定：「查核人員依受查者之情況不同，可選擇適當之基準，例如所報導淨利之組成項目( 如收入總額、銷貨毛利、費用總額及稅前淨利）、權益總額或淨資產價值。」 ③審計準則公報第51號第17條規定：「對於所選用之基準，攸關之財務資料通常包括以前期間及截至目前之財務績效與財務狀況，以及當期預算或預測。惟查核人員於使用該等資訊時，應考量受查者情況之重大變動（例如重大之業務收購）及其所處產業或經濟環境之攸關變動。例如，查核人員選擇以受查者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之某一百分比作為財務報表整體重大性之起點，若發生使該淨利異常減少或增加之情況，則查核人員可能認為根據過去結果所算出之常態化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以決定財務報表整體重大性較為適當。」④審計準則公報第51號第19條規定：「為所選用之基準決定一適當之百分比涉及專業判斷。百分比與所選用之基準間存有關聯，適用於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之百分比通常高於適用於收入總額之百分比。例如，對以營利為目的從事製造之受查者，查核人員可能認為以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之百分之五為適當；對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受查者，查核人員可能認為以收入總額或費用總額之百分之一為適當。在不同情況下，較高或較低之百分比可能被認為適當。」 ⑤審計準則公報第52號第1條第2項規定：「會計師形成查核意見時，對於財務報表整體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是否已取得合理確信，負有作成結論之責任。會計師於作成結論時，須考量其依本公報所評估之未更正不實表達對財務報表之影響。」 ⑥審計準則公報第52號第1條第3項規定：「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一號『查核規劃及執行之重大性』係規範查核人員於規劃及執行財務報表查核工作時，對於重大性觀念之應用」。㈥時任交通大學科法學院副院長暨科法所所長林志潔副教授於另案審理時對於違反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財報資訊不實之刑事責任、重大性要件以及關係人交易揭露程度等相關刑事責任之適用法條與構成要件亦出具意見，其中有關重大性之「量性指標」與「質性指標」之意見，以及關係人交易揭露標準之法律意見如下（見本院卷㈥第62-86頁，以下係節錄其意見），亦可作為判斷本件原告所指各項未如實揭露資訊是否具有重大性的具體標準： ⒈「重大性」乃以是否影響理性投資人決策為其核心内涵： ⑴會計為商業語言，商業交易之軌跡，企業透過會計分錄記錄交易，將公司營運的收益費損詳實記錄。最終出具財務報表，讓公開市場上的不特定投資人了解公司在過去一年的會計年度是收益或是虧損，以及評估公司整體獲利以及永續經營之能力。 ⑵重大性的衡量，於審計查核實務上規範於審計準則公報第51號「查核規劃及執行重大性」，謂之：如不實表達（包含遺漏）之個別金额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做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財務報表實務上，常用營業淨利或銷貨收入作為基數，若達該基數一定百分比之誤述表達，才視為重大資訊。又當判斷一項資訊是否屬於重大訊息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係採原則性之認定方式，避免採用單一標準之一體適用規定，故有關資訊揭露之重大性並未以特定之比率或金額予以量化規範。 ⑶我國對於上市公司應發布重大訊息之情況已詳盡臚列達46款以茲遵循（依本案行為時臺灣證券交易所於91年7月24日修正訂定之「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2條，其後該條文迭經修正，現行法為105年3月25日修正，該條文已移至第4條，並臚列49款重大訊息之情況），除有具體量化標準者外，各公司應以個索情況判斷某一交易（或事件)之性質及内容是否對其財務或業務、股東權益或證券償格等具有重大影馨，並得綜合考量該交易或事件金額占公司總資產、股東權益、營收、稅前利益等之影響程度，作為研判重大性之依據。⑷综合前述可知，所謂之「重大性」，其核心概念即是否對公司之財務、業務、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換言之，是否會因為該資訊之揭露與否，左右投資人之投資決策。惟前開之核心概念，需依個案而為具體判斷，完全不具操作可能性，恐無法作為規範之準則。對此，美國法發展出繁複的判斷標準及門檻，以下就美國法上於財報不實中設定重大性要件及門檻之運作予以討論，並分析我國法上是否亦應加入重大性要件予以限縮處罰範圍。 ⒉美國法之重大性標準： ⑴觀察美國法對於重大性標準的採定，依據美國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之「幕僚會計公告」所提出之質性與量性標準，在量性指標部分，該幕僚會計公告承認一個經驗法則，認為若虛偽陳述低於5%，可初步假設該虛偽陳述不具重要性。在質性指標部分，認為雖然虛偽陳述低於5%，但該不實陳述確係影響發行人遵守法令規範之要求，或該不實陳述來自的部門對於發行人的營收扮演重要的角色，抑或該不實陳述影響發行人遵守貸款契約或其他契約上之要求、該不實陳述增加管理階層之薪酬、該不實陳述隱藏不法交易等等，综合判斷之。⑵按美國證券交易法，公開發行公司應提出年度和季度的財務文件，而這些文件必須遵循一般公認會計準則（GAAP)編製。但是在GAAP下亦存有一個例外：當一個項目並非重大（material)時，公司可以不依照一般公認會計準則進行財務報表之編製。在量性的標準下，此非「重大」的標準係指其對於淨利的影響在一個特定的標準之下，通常此特定標準係指5%。舉例而言，如果一個收入認列項目中的銷售收入對淨利影響僅有5%，即使公司記錄的方式違反一般公認會計準則，也不會有任何證券法上的責任，因為此錯誤並非重大(material)。 ⑶雖然量性的標準可以提供公司一個準確的標準，讓公司可以確認其在一般公認會計準則的標準内。但是量性的標準亦可能形成了公司的操縱空間，使公司可以在一定的數字標準内操縱其盈餘。為了防止公司以量性標準規避法令要求，遂開始有了對於質性標準的要求，最初是引入「道德上重大性（ethical materiality)」的概念，但雖然當時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SEC)認為公司應揭露其道德上的違反，不過於1980年代，法院和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SEC)似乎尚未直接採用質性標準做為判斷。直到1999年，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SEC)發佈了幕僚會計公告第99號（Staff Accounting Bulletin:No.99)(簡稱SAB No.99)文件，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SEC)提出了「一個如果有實質可能性、被理性自然人認為重要的事情應是重大的」的標準，並列舉一些即使在量性上不大，但卻可能屬於重大的質性因素，例如：該不實隱匿了收益或其他項目的改變、該不實包含不法的交易、該不實影響了發行人對於規範的遵守等，做為應揭露的事由。 ⑷SAB No.99所提出的質性標準，對實務運作產生重大的影響，例如美國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已在財報不實等案子中採用了質性的標準，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在審查公司登記的時候也開始採用質性標準。 ⑸再觀察美國法的案例，美國最高法院在TSC Industries,Inc. v.NorthwayInc.(426U.S.438,1976)案中，對於一個未揭露的訊息是否重大，採取了所謂「理性的股東作投票決定時是否可能認為其是影響的重要因素」的標準（An omitted fact is material if there is a substantial likelihood that a reasonable shareholder would consider it important in deciding how to vote)。而在Basic, Inc. v. Levinson(485 U.S. 224, 1988)一案中，法院再次確認了TSCIndustries,Inc. v.NorthwayInc.一案的標準，並且延伸闡明，所謂重大性的判斷，應就事情會發生的機率以及如果事情發生之後對於公司的影響程度，進行綜合判斷（Undersuch circumstances, materiality will depend at any given time upon a balancing of both the indicated probability that the event will occur and the anticipated magnitude of the event in light of the totality of the company activity.)Matrixx Initiatives,Inc. v.Siracusano(131 S.Ct.1309,2011)案中，法院也承接了前案的意旨，表明必須以一個理性的投資人是否會認為未公開的資訊對於整體綜合資訊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為標準，且對於可否滿足該標準並不以在統計上具有重要性者為限（The question is whether a reasonable investor would have viewed the nondisclosure information “ `as having signi ficantly altered the“total mix”of information made a vailable.’”Something more than the mere existence of adverse event reports is needed to satisfy that standard, but that something more is not limited t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nd can come from the source,content, and context of the reports.)。 ⑹傳統上，發行人和會計師以量化來判斷在聯邦證券法下應揭露的重大資訊，但此方法有時過於武斷，例如5%的標準對發行人和會計師而言可能十分重要，若誤述僅有4%時，發行人可能認為此不具重大性，惟這樣公式化的方法在SAB No.99 下已被拒絕。在質的標準下，較小型的誤差亦可能是重大的，尤其是在故意的情形。會計師對於GAAS或GAAP遵守的程度是影響的因素。SAB No.99亦列出了一些在質性考量下可能會將在量性上較小的在財務文件上的誤述認為具重大性的狀況。在決定重大性時，SEC提供一些在性質上可能具有重大性的項目，如盈餘資訊、合併、收購、合資或資產改變、新產品、客戶和供應商的發展、管理階層的改變、查核會計師的改變、收購庫藏股、股票分割、破產等，上述資訊皆可能影響投資人去決定是否買、賣或持有證券。 ⑺由此可知，美國實務上依據需求，對於重大性的判斷，可謂兼採量性與質性考量，綜合判斷之。 ⒊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17條第1項第7目「財務報告附註應分別揭露發行人及其各子公司本期有關下列事項之相關資訊，母子公司間交易事項亦須揭露：…（七）與關係人進、銷貨之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或實收資本額20%以上。」之關係人交易揭露亦應採「重大性」之揭露標準： ⑴關係人與關係人交易揭露之相關條文規範：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財務報告應揭露與關係人之重大交易事項，其中「與關係人進、銷貨之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或實收資本額20%以上。」即屬於重大交易事項。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公告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6號「關係人交易之揭露」及審計準則公報第24號「重大性與查核風險」、審計準則公報第51號（查核規劃及執行之重大性）亦有相關重大性之規定。而結合上開揭露規範，證券交易法第36條第1項進一步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如未申報公告財務報告或月報表者，應處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證交法第178條第1項第4款）；且若其申報公告之財務報告或月報表有虛偽、隱匿或虛偽記載之情事，尚應依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第171條第1項第1款、第174條第1項第5款及第6款等規定，其為行為之負責人應負刑事責任。 ⑵關係人與關係人交易之揭露：財務資訊的揭露，一般而言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數據揭露，透過數字會說話的特性，藉由報表呈現；另一種是註釋揭露，也就是將應揭露事項之重要内容以文字陳述方式公開。註釋揭露，則是補數據揭露之不足。關係人交易之附註揭露，祇要關係人具備某種程度之影響力，或有此可能即可，並不要求影響力達到控制從屬程度。此時揭露目的無非是就該交易之合理性與可信度，提供投資人一個重要參考資訊而已。 ⑶關係人交易揭露之「重大性」揭露標準： ①揭露標準：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固然要求揭露有關關係人間之關係與交易，然而是否一旦出現揭露不實或不足，即構成揭露内容不實，而應負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財報不實責任，實有疑義。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及其附註或附表之内容及其記載事項縱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本有輕重之分，並非其記載事項有任何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即構成「主要内容」之不實，本應依個案之情事分別論斷之。就關係人交易之揭露而言，依現行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15條第17款規定，即僅限於「與關係人之重大交易事項」始為財務報告應加註釋之事項。就公開發行公司或其子公司所為「資金貸與他人」或「為他人背書保證」之行為而言，若已揭露資金貸與或背書保證之正確金額，而僅未揭露資金貸與或背書保證之對象，似不宜逕行認定「主要内谷」之虛偽或隱區。是否構成「主要内容」之虛偽或隱匿，應以某種資訊之表達或隱匿，對投資人之投資決策具有重要影響作為判定標準。就關係人交易之揭露内容，美國SEC於2006年9月做了一大幅修正，規定於Regulation S-K，Item 402-407。其修正之主要目的係使投資人更容易瞭解揭露之内容，並採取「原則基礎揭露」（principle-based disclosure)。亦即新修正規則揚棄部分以條列式清楚界定所有關係人交易的方式，而以較廣泛的揭露原則方式規範，並強調資訊揭露是否具有「重大性」(materiality)之分析判斷。 ②實務見解：我國實務見解亦有認為，在關係人交易事項未揭露之情況下，能否適用證交法第20條第2項、第171條第1項第1款，應以具「重大性」為限，例如： A.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8068號刑事判決：「而關係人交易揭露之目的並非在嚇阻關係人交易之發生，而是在於充分揭露關係人交易之條件以避免關係人間利用非常規交易進行利益輸送，關係人交易之所以具有可非難性與違法性，在於關係人間利用非常規之重大交易進行利益輸送，而使現行法對於提高財務報告於資訊透明度之及時性、真實性、公平性與完整性以建立成熟資本市場機能形同虛設。財務報告為期詳盡表達財務狀況、經營結果及現金流量之資訊，編製準則第十三條總計臚列有二十五款應在財務報告加以註釋之事項，其中第十三款即係『與關係人之重大交易』，而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關係人交易之揭露』，其參、揭露準則第四款亦規定『每一會計期間，企業與關係人間如有『重大交易事項』發生，應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下列資料（略）」』按：編製準則第十六條亦有『發行人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規定，充分揭露關係人交易資訊』之規定），均明定企業與關係人間有重大之交易事項，始應於財務報表之附註揭露，是發行人編製之財務報告對此『與關係人之重大交易』事項有所隱匿者，自該當於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申報（公告）不實罪。至於企業與關係人間無交易或非屬重大之交易，雖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九十二年五月三十日（92）基秘字第一四一號解釋函，謂若關係人與企業間具有實質控制關係存在，不論是否有關係人間之交易，其所有關係人皆應予以揭露，俾財務報表使用者瞭解關係人關係對企業之影響，並據以規範企業編製財務報告時仍應遵照上開解釋函辦理。惟鑒於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解釋函係處於浮動性之狀態，其發布之程序未若法律、行政規則有依法公告、協商修改之程序，亦不似經該基金會選編制定發布為各號財務會計準則公報之嚴謹，已形成人民對於刑罰權之預見，本乎刑罰明確性原則，殊無據以為充足或擴大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二項空白構成要件事實內容之餘地。從而對此企業與關係人間無交易或非重大之交易事項縱有未依前揭解釋函予以揭露之情形，祇須依編製準則第五條第二項規定，由主管機關通知其調整更正財務報告，或依違反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第三項後段之規定，處以同法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行政罰鍰為已足，而無科以刑罰之必要，庶符刑法謙抑及比例原則。」 B.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8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與關係人交易在財務報告上應否揭露，應先經『重大性』之判斷，僅於企業與關係人間有重大之交易事項，始應於財務報表之附註揭露，若非『重大』之交易事項，而未於財務報告之附註揭露者與關係人間之交易，自不該當證券交易法」 ③小結：關於財報附註是否揭露關係人交易，王志誠教授曾依S AB No.99所提出的量性以及質性指標，將財報附註是否揭露關係人交易之各種態樣加以分析，判斷其是否構成「重大性」之要件，茲簡述如下: A.揭露重大交易之正確金額，但未揭露其係屬關係人交易：論理上，若僅單純未揭露該筆交易係屬「關係人交易」，並不會影響淨利，對公司並不會造成任何損失，應不會隱藏不法行為或掩飾公司收益之狀況。故可認為，其對於理性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所造成之影響程度極低。 B.揭露金額並不正確，但有揭露其為關係人交易：此情況下，應對該不確實金額進行量性分析，評估對於公司淨利之影響；同時也應對其進行質性分析，檢視是否有隱藏不法行為或是掩飾公司營收狀況，據以判斷是否會影響理性投資人之決策。 C.金額以及關係人交易之内容都未揭露：此情形下，同於前者，應同時進行量性以及質性分析，方能據以判斷是否會影響理性投資人之決策。二、包作制度造成之系爭財報費用認列之金額差距不具重大性：㈠包作制度的成因與運作方式：查，漢唐公司主要業務為半導體等高科技廠房整廠、機電、特殊製程系統建造、設計、顧問工作及維護運轉服務，因其承包工程如期完工上線運轉有時效性及迫切性，惟在營運過程中，遇有無法取得單據之情形（例如：取得業務而支付仲介人之答謝、應付客戶從業員工或經理人之需索、為如期順利收款而對相關人員支出、工地臨時安全措施架設，無法依正常程序找廠商施作、包商延誤工程或壓縮工期致工地趕工延長工時、超時加班人員及國定假日招工發放紅包激勵獎金、工地發生公安意外事傷亡時，復原搶救、安撫受害者、傷者慰問、醫療費用支出、法事、穩定工人情緒、廟宇香油錢、敦親睦鄰之支出、臨時工因個人因素不願申報所得、施工租用場地置物需求而出租人不願開立發票或收據、工地防災臨時搶修、開口封閉、施工時管路突發爆裂、動員大批人力清掃維護環境、保謢施工設備安全、業務交際應酬費用、工人之犒賞、廠房缺水而從其他住戶引水、工程進行中業主支付困難與業主工程人員溝通協調，黑道處理等等），復因漢唐公司為公開發行之上市公司，依據會計制度及相關編制準則，漢唐公司各項費用支出均必須取得合法憑證，然而，為解決無法取得憑證及節制工地負責人各項費用之支出，且因王燕群先前實際出資經營而以他人名義擔任董事（負責人）、股東之電通公司、復國公司之公司資金可作為漢唐公司使用（華元公司於95年7月間成立，亦為王燕群實際出資經營），陳朝水乃於89年3月14日漢唐公司上市前後，向王燕群提出建議，就無法取得會計法規上合法憑證之支出應建立成本管控制度，即各區工地負責人於接案之初，即須先行製作「成本估算表」，就將來可能無法取得單據部分（下以「包作費用」稱之），於「個案成本」項下預估概數，作為漢唐公司經營管理階層決定是否承包該工程之參考；在漢唐承攬該工程後，遇有實際支出「包作費用」需求時，由工程之工地負責人或專案申請人填寫「現金預支單」向王燕群報告用途，經核准後，交由潘麗雲審核所支用之金額累積是否逾越所預估「個案成本」之上限額度，並自電通等3家公司（華元公司部分自95年7月起）銀行帳戶內提領現金交由申請人，而申請人須在潘麗雲所不實製作之電通等3家公司轉帳傳票上簽名具領，潘麗雲再摘要記載申請人、專案名稱、金額等內容，以「預付費用」等科目，不實登入電通等3家公司之明細分類帳，累積時日後，向陳朝水報告電通等3家公司資金水位狀況，再由陳朝水指示不知情之漢唐公司採購部人員，由漢唐公司虛以轉包工程予電通等3家公司而支付工程款之名義，製作不實業務文書及轉帳傳票，歸墊返還予電通等3家公司，並由電通等3家公司開立不實之統一發票交給漢唐公司，以為漢唐公司就上開無法取得憑證支出部分之支出憑證等情，業經另案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8號刑事判決認定在案（見本院卷㈨第246頁背面至第247頁）。㈡本件未達重大性之量性指標標準： ⒈查，前開包作制度運作下，自90年度起至100年度歷年電通等三家公司（華元公司部分自95年7月起）代墊之包作費用金額、漢唐公司虛偽以發包工程支付工程款返還之金額以及二者各年度相差數額各如附表三（A）、（B）、（An-Bn）欄位所示等情，兩造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5頁，卷第259 頁）。其中與本案有關的年度為98年度至100年度，即套用灰色底色的部分（本判決附表三到附表六均是以套用灰色底色標明系爭財報年度之數值）。附表三（A）欄位之包作費用金額，本應列為漢唐公司之工程成本費用，然因包作制度運作方式的關係，同年度僅有附表三（B）欄位之金額因有取得電通等三家公司憑證而揭露於漢唐公司系爭財報，二者之差額，即為當年度工程成本少列或多列之金額。 ⒉又因系爭財報就漢唐公司承攬之工程合約收入認列係採行「完工比例法」計算（見漢唐公司98年度至100年度財務報表附註（續）「工程合約及相關收入」、「長期工程合約」的說明，本院卷㈤第148頁至第153頁背面），其工程合約有利益時每期工程收入之計算步驟為：可知前開附表三（An-Bn）欄位之差額除影響當年度工程成本認列之金額外，亦一併影響工程收入認列的金額，本件無法單純以（An-Bn）欄位之差額認定包作制度對於更正後系爭財報損益金額的影響數額，尚須利用當年度毛利率固定之特性，以公式加以計算推估對損益之影響（本判決僅計算對毛利之影響）。計算方式係先以包作金額與返還金額之差額（即附表三（An-Bn）欄位之差額，亦即工程成本之差額）除以（1—各該年度毛利率)得出工程收入差額，再將該工程收入差額減去工程成本差額，得出推估之各該年度毛利之影響數。其計算結果如本判決附表四（B）欄所示， ⒊98年度至100年度包作制度影響毛利的數額分別為73萬2,000元、662萬5,000元、31萬5,000，均未達1,000萬元。前開影響數額佔漢唐公司各該年度的原決算稅前淨利（如（C）欄所示）、營業收入淨額（如（D）欄所示）或期末實收資本額（如（E）欄所示）之百分比計算結果亦詳如本判決附表四（B/C）％、（B/D）％以及（B/E）％欄位所示。各年度（B/ C）％為0.187％、-0.491％、-0.031％，（B/D）％為0.026％、-0 .083％、-0.003％，（B/E）％為0.029％、-0.264％、-0.013％，遠低於當時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第1款所定應重編財務報告之原決算營業收入淨額1％或實收資本額5％之標準，亦低於審計準則公報第51號第19條稅前淨利5％之標準。 ⒋縱使不考慮工程收入同步受影響的情形，單純以包作金額與返還金額之差額（即附表三（An-Bn）欄位之差額，亦即工程成本之差額）計算各未於系爭財報表達之差距數額佔漢唐公司各該年度的原決算稅前淨利（如（C）欄所示）、營業收入淨額（如（D）欄所示）或期末實收資本額（如（E）欄所示）之百分比，其計算結果詳如本判決附表六（A/C）％、（A/D）％以及（A/E）％欄位所示。各年度（A/C）％為0.591％、-2.396％、-0.253％，（A/D）％為0.081％、-0.403％、-0.02 3％，（A/E）％為0.092％、-1.288％、-0.107％，仍低於前開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第1款以及審計準則公報第51 號第19條所定之標準。 ⒌綜合前述，足認系爭財報因包作金額與返還金額之差額，受影響未正確表達的損益金額之比例甚低，並未達前述（見前一、㈤）重大性之「量性指標」標準。 ⒍至於原告固主張應直接以各該年度漢唐公司返還電通等三家公司之金額（即附表三（B）欄，附表五（F）欄所示）作為所涉不實金額，計算該金額佔該年度的原決算稅前淨利（如（C）欄所示）或營業收入淨額（如（D）欄所示）之百分比，其計算結果如附表五（F/C）％、（F/D）％欄位所示，各年度該金額佔稅前淨利之比例均超過5％，量性指標上具有重大性云云。惟查，各該年度漢唐公司返還電通等三家公司之金額，恰恰是漢唐公司有實際揭露其工程成本的範圍（差額才是未按實際情況揭露的部分），原告主張以此金額作為系爭財報「不實」之處為重大性量性指標之計算，並不可採。㈢綜合質性指標判斷，亦未達重大性：再考量前（一、㈥）述「質性指標」因素，包作制度使部分工程成本支出以及營業收入數額未能正確認列於系爭財報，因此使營收趨勢數值不完全正確，且該制度使漢唐公司取得憑證的方式與過程並未完全遵守商業會計法之規範，以致於違反商業會計法，固然有符合質性指標。惟參酌前開二、㈠所述，包作制度之目的在於漢唐公司欲就因事實限制或道德倫理上需隱藏，而無法依商業會計法第19條規定取得憑證的工程支出，取得其他憑證以認列該金額為漢唐公司之工程成本，其實係在彌平實際支出與會計帳上認列費用成本之落差，而非增加應計基礎的情況與系爭財報揭露的落差。且其更正後影響毛利變動的數額並不高，佔稅前淨利、營業收入淨額或期末實收資本額之百分比均遠低於「量性標準」門檻等節，業如前述。是以，本件綜合質性與量性指標以觀，一個理性的投資人會認為未公開的資訊對於整體綜合資訊具有重要影響的機率並不高，難認系爭財報未正確揭露之範圍具有重大性。㈣未揭露如附表三（B）欄所示歷年度返還金額屬與電通等三家公司之關係人交易乙節，亦不具重大性： ⒈按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17條第1項第7目：「財務報告附註應分別揭露發行人及其各子公司本期有關下列事項之相關資訊，母子公司間交易事項亦須揭露：…（七）與關係人進、銷貨之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或實收資本額20%以上。」查本件系爭財報歷年度（即98年度至100年度）與電通等三家公司交易金額即為漢唐公司返還之金額（如附表五（F）欄位所示），分別為2,338萬1,719元、8,422萬6,189元、9,031萬6,003元，其佔各該年度期末實收資本額之比例如附表五（F/D）％所示，分別為0.815％、1.050％、0.798％，尚未達前開須揭露標準，合先敘明。 ⒉且系爭財報已經揭露漢唐公司與電通等三家公司各該年度交易之正確金額，僅未揭露電通等三家公司係屬關係人以及前開交易為關係人交易，因該交易數額已揭露，並不會影響淨利，對公司並不會造成任何損失，故依質性與量性標準視之，應可認為此部分漢唐公司與電通等三家公司間為關係人未揭露一事其對於理性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所造成之影響程度極低，此未揭露之處並不具重大性。三、電通公司代墊漢唐公司高階主管年中獎金之年度與金額依照原告指明之部分，無從認定此項情形對於系爭財報影響具有重大性： ⒈原告主張電通公司代墊漢唐公司高階主管年中獎金云云，然並未指明代墊年度與金額，僅引用被告於另案之陳述如下：⑴被告王燕群（已歿）於另案101年4月9日調詢時陳稱：「（問：提示電通公司AD0000000號支票正反面影本，提示資料顯示電通公司在99年6月30日支付你200萬元，請問原因？）這筆錢是漢唐公司給幹部的年中獎金，因為漢唐公司當時的獲利不夠，所以向電通公司暫借款項來發放」、「（問：事後漢唐公司是否會將該筆款項還給電通公司？方式為何？）應該要還給電通公司，至於還款方式和出帳名目我不知道」、「流入我、陳朝水及陳柏辰等人帳戶的錢，是因為當時金融海嘯時，漢唐公司獲利不佳，無法支付年中分紅，所以才用變通的方式由漢唐公司向電通公司借錢，支付給高級幹部的年中分紅」等語（另案他字第8415號卷二第273頁、第274頁反面）；於101年4月9日另案偵訊中陳稱：「有一年年中獎金公司獲利不夠，請電通代墊，所以我只看到我那一份兩百萬的錢，這是我下的決定，會扯到陳朝水、陳柏辰二人，就我的瞭解，應該是同一時間我做的決定，這應該是年中分紅，所以高階幹部就變通處理」、「那是要還的」（另案他字第8415號卷二第287頁）。 ⑵被告陳柏辰於101年4月9日另案調詢中陳稱：「漢唐公司要配發100年度員工紅利，並以99年配發員工紅利的情形做比較參考，如依照99年度配發的員工紅利情形發放，可能會有資金缺口，需要向電通公司借錢，所以我寫下『已無庫藏股，需電通支出』作為建議」等語（他字第8415號卷二第203頁反面）。 ⑶綜合上述王燕群、陳柏辰之陳述，至多可認漢唐公司於99年度確實有由電通公司代墊200萬元獎金予王燕群，至於其餘年度則無法確定是否有此情況以及確切金額。 ⒉電通公司為漢唐公司代墊99年度年中主管獎金200萬元，固使漢唐公司當年度營業費用未能正確表達，且屬於增加管理階層的薪酬，然此金額佔99年度稅前淨利0.148％【計算式：20 0萬元÷1,350,236,000元×100％＝0.00000000000000000％≒0.14 8％】、營業收入淨額僅0.025％【計算式：200萬元÷8,021,01 2,000元×100％＝0.000000000000000000元％≒0.025％】、佔期末實收資本額0.080％【計算式：200萬元÷2,510,724,000元× 100％＝0.00000000000000000％≒0.080％】，佔比甚低，縱與前開增加管理階層的薪酬質性指標乙節綜合考量，亦難認足以影響理性投資人之買賣股票判斷，應認不具重大性。四、97年間扁平線收入為陳朝水個人收入，本毋需列於漢唐公司系爭財報：㈠依原告主張，陳朝水將扁平線收入匯入電通等三家公司一事係發生於00年00月至11月間（見本院卷㈩第132頁），此時間點發生之事實並非系爭財報之會計年度期間，合先敘明。㈡又原告主張陳朝水在大陸地區販賣扁平線之貨款收入應屬於漢唐公司乙節，無非以本院102年度金重訴字第17號刑事判決中有認定該部分犯罪事實為據（見本院卷㈣第18頁背面至第19頁）。惟查，另案更一審、更二審刑事判決均改認定陳朝水此部分銷售扁平線之收入，係其個人所得，而與漢唐公司無關（見本院卷㈨第270-272頁，卷第257-258頁），原告主張扁平線之貨款收入應屬於漢唐公司云云，自不可採。扁平線收入貨款既然並非漢唐公司之收入，本毋須編列於系爭財報中揭露，此部分並無財報不實。五、電通公司代墊王燕群572萬0,200元薪資造成之系爭財報少認列薪資費用乙節不具重大性：查，原告主張於90年1月至101年4月王燕群擔任漢唐公司董事長期間，電通公司支付本應由漢唐公司支付之部分王燕群薪資計2,140萬4,833元予王燕群一節，漢唐公司於本院103 年度重訴字第688號民事案件審理中並無爭執，業經本院於103年8月27日以103年度重訴字第688號民事判決漢唐公司應返還前開墊付薪資予電通公司並確定在案，固有前開判決列印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㈣第138-141頁）。惟依原告主張，98年度到100年度由電通公司陸續代墊而未於漢唐公司系爭財報認列之王燕群薪資費用金額分別為185萬9,000元、185萬9,000元、200萬2,200元，佔各該年度漢唐公司營業收入淨額、期末實收資本額（如本判決附表四到六（D）、（E）欄位所示）佔比98年度為0.065％【計算式：185萬9,000元÷2 ,869,119,000元×100％＝0.00000000000000000％≒0.065％】、0 .074％【計算式：185萬9,000元÷2,510,724,000元×100％＝0.0 0000000000000000％≒0.074％】，99年度0.023％【計算式：18 5萬9,000元÷8,021,012,000元×100％＝0.00000000000000000％ ≒0.023％】、0.074％【計算式：185萬9,000元÷2,510,724,00 0元×100％＝0.00000000000000000％≒0.074％】，100年度0.018 ％【計算式：200萬2,200元÷11,323,672,000元×100％＝0.0000 00000000000000％≒0.018％】、0.084％【計算式：200萬2,200 元÷2,382,334,000元×100％＝0.00000000000000000％≒0.084％】，均遠低於重大性量性指標，其造成系爭財報少列薪資費用之程度難認足以影響理性投資人判斷，自與原告本件主張本件授權人所受損害無關。六、99年度或100年度未認列到華氣社共計2,625萬元佣金（業外收入）不具重大性：㈠查，漢唐公司在大陸地區設有江西漢唐公司等子公司，於99年間因南京中電熊貓平板顯示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熊貓公司）建造科技廠房工程分為3個標案，1個指定大陸某公司承攬，江西漢唐公司得標第2部分，日商大氣社為取得第3個標案，因而指示大氣社公司在臺分公司華氣社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氣社）之總經理加藤哲二拜訪漢唐公司總經理陳柏辰，請陳柏辰代向熊貓公司轉達大氣社欲承攬之意。陳柏辰即向熊貓公司決策者以大氣社係日系公司，技術來自日本夏普公司，而夏普公司在臺之廠房均係漢唐公司施作，倘大氣社得以承攬第三個標案，熊貓公司得以學習日本先進相關技術，對熊貓公司有利，熊貓公司因而將第3部分標案委由日本大氣社在大陸分公司五洲大氣社承作，工程金額為二億餘元人民幣。大氣社於99年間完成標案履約，領得工程報酬後，為感謝漢唐公司及陳柏辰之協助，加藤哲二乃向陳柏辰轉達大氣社欲酬謝一定比例金額之意，惟因大氣社（華氣社）與漢唐公司為同業，彼此間素無生意往來，不便逕將款項支付予漢唐公司，乃請陳柏辰提供其他公司之憑證以利出帳。陳柏辰向王燕群報告上情後，王燕群明知該筆款項是華氣社酬謝漢唐公司的佣金，原應歸由漢唐公司收取、入帳，惟因華氣社有上開顧慮，佐以王燕群認電通公司、華元公司、復國公司等3家公司之資產終究歸由漢唐公司使用，王燕群乃同意以華元公司、復國公司名義代為收受，並指示陳柏辰轉告潘麗雲配合開立相關會計憑證。另為符合會計程序，加藤哲二囑不知情之華氣社公司員工製作內容不實之華氣社與復國公司工程承攬合約書（契約編號000000-0000、工程名稱：電氣工事、總價1,530萬元（不含稅），訂約時間99年1月26日）、華氣社與華元公司工程承攬合約書（契約編號0000000-0000，工程名稱：鋼構安裝工事、總價970萬元（不含稅），訂約時間99年11月15日），並指示不知情之華氣社員工丘明君、張雅惠依其告知之交易對象、金額製作華氣社內部文件採購申請單（application for purchase/work order），再依華氣社既定之作業程序核章、製作華氣社付款憑單，以為華氣社出帳之內部憑證。王燕群、潘麗雲均明知上情，仍將前開不實事項記入華元公司、復國公司之帳冊，由潘麗雲依據華氣社告知內容，分以復國公司、華元公司名義製作不實之工程報價單或估價單，並在華氣社所製作郵寄而來之上開2份工程承攬合約書上分別蓋用華元公司、復國公司之印章，並以復國公司名義不實開立日期為99年12月5日、品名電氣設備一式、含稅金額1,123萬5,000元及開立日期100 年2月10日、品名電氣設備一式、含稅金額483萬元之統一發票各1紙；以華元公司名義不實開立日期為99年12月17日、品名鋼構工程一式、含稅金額714萬元及開立日期為100年2 月10日、品名鋼構工程一式、含稅金額304萬5,000元之統一發票各1紙；再連同蓋妥華元及復國公司大小章之合約書交由陳柏辰轉向華氣社公司請款。華氣社因而開立票面金額合計2,625萬元之支票共4紙（票號：DK0000000、DK0000000、DK0000000、DK0000000）交予陳柏辰轉交予潘麗雲分別存入復國公司合作金庫銀行寶橋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 號）及華元公司兆豐銀行松南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號）如數兌領。王燕群、潘麗雲復未將上情告知漢唐公司會計部或財務部人員，以致漢唐公司會計帳上並未記入此項交易佣金收入或有收取之權利，僅由潘麗雲在電通公司、華元公司、復國公司等3家公司之明細分類帳上以「預付費用」、「應收帳款」科目入帳等情，業據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金上重訴字第40號刑事判決認定在案。㈡然查，遭漏列之2,625萬元之佣金收入，其金額僅佔99年度營業收入淨額0.327％【計算式：2,625萬元÷8,021,012,000元× 100％＝0.00000000000000000％≒0.327％】、期末實收資本額1. 046％【計算式：2,625萬元÷2,510,724,000元×100％＝1.00000 00000000000％≒1.046％】，佔100年度營業收入淨額0.232％【計算式：2,625萬元÷11,323,672,000元×100％＝0.0000000000 0000000％≒0.232％】、期末實收資本額1.102％【計算式：2,6 25萬元÷2,382,334,000元×100％＝1.0000000000000000元≒1.1 02％】，均未達重大性之量性指標。縱使綜合前開漢唐公司董事長王燕群、監察人潘麗雲以不實會計憑證入帳予復國公司、華元公司之違法情形以觀，因此項漏載佣金收入之情形並非可使理性投資人高估漢唐公司股價，而使其嗣後受跌價損害者，此筆收入漏列與本件授權人之跌價差價損失並無因果關係。七、綜上，原告所主張各項虛偽交易之情況，或非屬虛偽交易，或其導致系爭財報有錯誤之程度不具重大性，並不影響理性投資人買賣股票決策；且本件授權人所受如附表一「變更後請求金額」欄所示金額之價差損害與前開情況無從認定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自無從依證交法第20條第1、2、3項、95 年1月11日修正公布之第20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第2項、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以及會計師法第41條、第42條第1項以及繼承關係請求被告王國為、王國瑜、李惠文於繼承被繼承人王燕群遺產之範圍內或被告漢唐公司、陳朝水、李惠文、潘麗雲、陳柏辰、李若瑟、柯文昌、許俊源、葉志德、陳友安、潘麗美、李宗霖、方燕玲個別負損害賠償之責，遑論再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第185條、第188條請求上開被告與建全公司、安侯建業事務所連帶負責。伍、綜上所述，原告主張漢唐公司系爭財報各項未如實記載之處屬於主要內容之虛偽隱匿，足以誤導投資人即本件授權人之交易判斷致渠等受有損害云云，並非實在，為不足取；被告抗辯系爭財報因包作制度所生之費用金額差距，經依量性與質性指標綜合審酌，未具重大性要件，該差距不足以影響理性投資人之買賣判斷，本件並無財務報告「主要內容」虛偽或隱匿之情事等語，為可採信。從而，原告主張依本件授權人依投保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授與訴訟實施權，並擇一依本判決附表二「請求權」欄位之各項法律規定，請求被告王國為、王國瑜、李惠文於繼承被繼承人王燕群遺產之範圍內，與被告漢唐公司、陳朝水、李惠文、潘麗雲、陳柏辰、李若瑟、柯文昌、許俊源、葉志德、建全公司、陳友安、潘麗美、李宗霖、方燕玲、安侯建業事務所連帶給付本判決附表一所列各授權人各如「變更後請求金額」欄所示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爰一併駁回之。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16　　日民事第六庭法官石珉千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20　　日書記官楊婉渝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金字第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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