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年度原上易字第21號｜刑事：竊盜｜裁判日期：111 年 08 月 04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上易字第21號上訴人即被告邱于瑄指定辯護人義務辯護人郭淳頤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9年度原易字第53號，中華民國111年3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9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邱于瑄無罪。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邱于瑄（下稱被告）於民國108年12月11日16時20分許，騎駛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A車）行經新竹縣○○鎮○○路○段00號之伍聯社前，竟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竊盜犯意，趁無人注意之際，徒手竊取吳慧娥停放在上址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B車）前置物箱內之藍色SONY廠牌手機1支（下稱本案手機，價值約新臺幣〈下同〉1萬元），得手後旋騎車離去。嗣經吳慧娥發現並報警處理，而為警循線查獲。因認被告犯有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云云。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苟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亦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874號、109年度台上字第3019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482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842號等判決參照）。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在心證上無從為有罪之確信，自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吳慧娥之指述、相片影像資料查詢結果、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監視器錄影光碟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上開犯行，辯稱：A車是我的，但108年12月11日下午4時20分不是我騎A車行經伍聯社前，當時是王美玲騎我的機車，因為她向我借車，後來我把機車賣給她，我沒有竊取告訴人機車置物箱內本案手機等語；被告之辯護人則以：案發時是王美玲使用A車，再依卷內現場錄影畫面，沒有辦法證明行竊之人為被告，因為沒有清晰正面照片可以比對她們的臉型等臉部器官，加上拍攝角度欠佳，更沒有辦法辨別確實是被告，以整個人物的身形與穿著也沒有特殊性，也不是罕見型態，沒有辦法為辨識基礎，不可做為不利被告的認定，卷內資料沒有明確證據可以看出當時行為人是被告，僅憑車籍資料是被告所有而認定被告是犯罪行為人，不符嚴格證據法則，本案被告應諭知無罪等語為被告置辯。經查：㈠證人邢啓家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我認識被告，她是我前女友，我於108年時認識被告，我知道她名下有1台機車，車號000-000，這車本來是她在騎，後來她的朋友王美玲在騎，車子之後就賣給王美玲，約在108年12月，這車是王美玲在使用，差不多案發前1、2個月這機車賣給王美玲，賣的時候車子就交付了，買賣時我在場，在我家交付，我確認賣機車的時間點是在案發前1、2個月即108年10月左右，我不知道有無立買賣契約，我以前就認識王美玲，監視器的行竊人相片，一看就知道不是被告等語（本院卷第242至245頁）；另一證人馮正君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我認識被告很久，108 年之前就認識，我知道被告名下有1台機車，車號000-000，該車於108年12月左右我在鴻運工程行上班時候是王美玲在使用，我在該行上班做3、4年，我現在偶爾去打工，我在上班時看到王美玲在使用A車，大約108年7、8月間，因王美玲上下班在騎，才會記得該車及車牌，是紅色的金豪邁機車，我與王美玲之前在鴻運工程行一起工作，偵卷第22頁以下行竊人之相片是王美玲，王美玲較高等語（本院卷第245至248頁）。就上開2位證人互為參證以觀，足見案發期間被告曾將其所有A車借予證人王美玲使用。㈡證人王美玲於111年6月22日立切結書予被告，內容為：「本人邱于瑄名下所有之豪邁重型機車；車號000-000自中華民國109年10月15日其使用與權利義務以新臺幣五千元轉賣予王美玲自買賣日前該車輛之牌照稅、罰金皆由邱于瑄負責繳納；自中華民國109年10月15日之後皆由王美玲負責。口說無憑；特立此書為證」，此有該切結書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67頁），由此可見被告及證人邢啓家所稱A車一直交由王美玲使用，後來A車並賣給王美玲確為事實，況案發後，證人王美玲與被告並未交惡，甚至彼此間有機車之交易，益徵被告所辯借車予證人王美玲為真。㈢至被告先於偵查中供稱：A車為其所有，然其長期借給王美玲約2年等語（偵卷第61頁背面）；復於原審調查程序中稱：A車為其所有，108年間仍為其使用，後來109年過完農曆年後即借予王美玲使用等語（原審卷第136頁）；再於原審審理程序中辯稱：我與王美玲於107年底認識，並自108年6月開始借王美玲使用迄今尚未將A車取回等語（原審卷第376至377頁），被告雖就其辯稱將A車借王美玲使用之時間說詞不一，惟被告所稱A車借予王美玲使用始終一致，至證人王美玲雖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至本案108年12月案發前幾個月，我才透過被告前男友認識被告，而我未曾向被告借車使用，本案監視器錄影畫面攝得穿著綠色外套並竊取手機之人不是我，該人所穿著之條紋長褲為被告所有，我曾經看被告穿過，況且我因被告介入他人感情，而與被告交情不佳，交友圈亦不相同，平時也鮮少聯繫，又我因未執行觀察勒戒經通緝，被告甚於110年4月26日與我見面時報警，我因此遭逮捕並於110年4月27日執行觀察勒戒云云（原審卷第244至257頁），惟事涉王美玲是否涉及竊盜，自難認王美玲確為真實之陳述，再依上開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數張（偵卷第22至25頁），僅可查悉竊取手機之人，為身著黑衣、綠色外套、條紋長褲，身形豐腴之女子，而此一身型於現今社會之女性身型而言，並非特別特殊或罕見，且其穿著打扮並無特殊性，而無從作為辨識基礎，自無法據王美玲之陳述，逕認定監視器錄影畫面攝得之人為被告。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之證據資料，尚不足以使本院達於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之程度，而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則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揆諸首揭法條及最高法院判例意旨，本案核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審未仔細勾稽，遽以論罪科刑，認事用法，均有未洽，被告執此上訴意旨，核無不合，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本案被告既屬不能證明犯罪，即應為無罪之諭知，用昭公允。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志中提起公訴，檢察官曾俊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4 　　日刑事第十九庭審判長法　官曾淑華法　官陳文貴法　官許文章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陳盈芝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4 　　日

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原上易字第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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