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度上更(一)字第二О九號｜刑事：偽造文書｜裁判日期：90 年 10 月 03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年度上更(一)字第二О九號上　訴　人即　自訴人　乙○○ 辛○○ 右二人共同代　理　人　甲○○ 被　　　告　戊　○ 丁○○ 右一人選任辯　護　人　余鐘柳　律師右上訴人因自訴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八十六年度自字第五二八號，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判決後，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左：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自訴意旨略以：自訴人辛○○、乙○○夫妻與被告戊○為親戚關係，民國八十五年二月間，被告戊○向自訴人辛○○、乙○○稱其與貿德國際有限公司（下稱貿德公司）負責人己○○意見相左，欲吃下其股份，但因其有票據法前科，擬委請自訴人辛○○擔任賀德公司負責人，自訴人乙○○擔任股東。自訴人辛○○、乙 ○○不疑有他，即將渠等身分証影本等証件交付被告戊○，供其辦理公司變更登記。詎被告戊○、丁○○竟基於共同之概括犯意聯絡，於八十五年二月十日及八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分別冒自訴人辛○○、乙○○名義填具ＶＩＳＡ／ＭＡＳＴＥＲ卡申請書，向花旗銀行申辦信用卡，並於發卡後多次持卡消費，因認被告戊○ 、丁○○共同涉有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云云。二、訊據被告戊○、丁○○矢口否認有偽造文書犯行，辯稱自訴人辛○○、乙○○均係賀德公司股東，確曾同意以渠等名義申請信用卡供公司業務使用等語。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証據認定之，無証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証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及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另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二十九年上字第三一○五號、第四十年臺上字第八六號判例意旨參照）。四、查自訴人辛○○原稱從未委請被告戊○、丁○○二人申辦信用卡，嗣改口稱曾委託被告戊○幫其申請信用卡，前後指訴已有不一，啟人疑竇。証人即貿德公司原負責人己○○証稱：「八十五年元月我們在台北濃來咖啡廳喝咖啡，在場有戊○ 、辛○○與我。戊○有拿一目錄給我，辛○○說可以買來裝潢辦公室，後來當場決定要買，所以東庚奇木藝行的小姐有來公司刷卡，我在消費帳單上簽名，因為我在咖啡廳有做承諾說要幫蔣買傢俱。」（見原審卷第七三頁），及：「約在濃來咖啡廳聚餐之後，在八十五年二月間，在台中，我用辛○○的信用卡刷卡買家具。」（見本院卷九十年四月十二日訊問筆錄）。而自訴人亦附和其詞稱：「（對己○○所言有何意見？）沒有意見，我當時約定要變為貿德公司的負責人之後，我有向戊○說是否可以用我在公司的職位聲請一張信用卡，我會買一套家具送給公司。」云云（同上本院訊問筆錄）。再核該二張信用卡之發卡時間分別為八十五年二月十日及同年二月十五日，而己○○上開持卡消費買傢俱之時間則八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分見原審卷第二十、二十二、一六六及二二○頁），係於核發卡片之後，是其時間相符，足認自訴人有授權被告申辦信用卡一事，應係屬實。另証人即花旗銀行行員庚○○於原審中雖證稱，伊至貿德公司處理系爭信用卡之申辦事宜時，曾見過丁○○，而未見過自訴人等，申請書資料伊事前留下來，伊去收時，資料已填妥，不知係何人簽名云云。惟復又証稱：「通常我們會交與客戶先簽名後再回去填資料，也會要客戶留下聯絡電話等，資料回公司才會填，再送主管，再送回台北公司，台北在發卡前一定會打電話問本人是否要申請卡片，經確認後才會發卡。」（見原審卷第二八八頁及反面），再經本院函詢花旗銀行後，該公司則函覆，於發卡前該公司均會利用電話查詢申請人之在職公司人事室或會計部，以確認申請人在職，另申請人之住家及公司亦皆會作電話照會（見本院卷附函）。由上證詞及函覆資料可知，縱證人庚○○並不知實際書寫申請書者係何人，惟因以電話照會申請人係該公司核發信用卡前之必經流程，是足認本件系爭信用卡於核發前，應係經過自訴人等之確認後始予核發無訛，自訴人等自無不知之理。又証人即前貿德公司職員丙○○於原審八十五年自字第六五七號案件訊問時証稱自訴人辛○○在春節後即到貿德公司上班，迄至公司結束（見該案八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訊問筆錄）。依卷附資料可知，本件信用卡帳單均是寄送至台中市○○○路九七號十一樓之二之貿德公司，而自訴人所指稱負責收受信件之丙○○及丁○○亦均分別於本院中到庭證稱未曾在該公司代收信件及帳單，則自訴人辛○○既在該址上班，經常於該址進出，焉有不知之理？況若該信用卡真係被告等所偽造申請，則被告等自應會避嫌而將該帳單寄至他處，惟被告等確仍將帳單地址書寫為公司地址，此皆與常情不符。再觀之自訴人辛○○、乙○○自行申請匯豐銀行信用卡時，於其申請書填載之任職公司均為貿德公司（台中市○ ○○路九七號十一樓之二）、公司電話（０四）0000000、現居地址為台中市○○路○段三一六號六樓Ｄ室、電話（０四）0000000，與本件花旗銀行信用卡之申請書所載內容相同，是自訴人指稱該申請表格上之資料均非自訴人等所書寫，若依該資料，花旗銀行根本無法與上訴人聯絡確認云云等語，顯非屬實。況依自訴人辛○○於親筆書寫之日記帳，於五月二十二日一欄中明白記載「花旗銀行應付金Ｖ二００００、普Ｖ八０００、Ｍ０００」，甚且於一月十一日欄內記有承辦行員庚○○姓名及聯絡電話，更足佐証自訴人辛○○、乙○○夫妻對申請信用卡及其簽帳消費之情形知之甚明，否則於其個人之筆記本上不會有如此之記載，至自訴人雖陳稱該筆記載係當日丁○○臨時指示自訴人跑腿至銀行付款，自訴人隨手記下，並不知所付款項為何云云，惟按一般信用卡付款必有付款單，自訴人陳稱不知所付款項為何，顯非常情，難予採信。被告所辯，應屬可採。依此自訴人確有委託被告戊○辦理信用卡事宜，被告戊○自無偽造此部分文書之可言。且被告戊○所辯係自訴人辛○○同意其申辦自訴人二人信用卡供公司等使用等情並非虛語。至被告等未能付清欠款，乃係民事問題，自應循民事途徑解決。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等之罪嫌，依法自應為無罪之諭知，原審因而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核無不當。自訴人猶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核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三日台灣高等法院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官葉騰瑞法官江國華法官莊明彰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自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被告不得上訴書記官廖嫣雯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四日

臺灣高等法院九十年度上更(一)字第二О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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