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一年度上訴字第一三四四號｜刑事：偽造有價證券等｜裁判日期：91 年 06 月 28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一年度上訴字第一三四四號上　訴　人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乙○○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　王永炫右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不服台灣板橋地方法院，九十一年度訴字第一０號，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台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年度偵字第一五七六八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於民國九十年三月中旬，在台北縣三重市○○街一五四號丙○○之住處客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趁丙○○疏未注意之際，竊取潘某所有置放於桌上，擬簽發交付予債權人吳玉珍作為清償借款債務憑據，且僅填妥面額為新台幣（下同）各十萬元，發票人及日期均屬空白之未完成發票行為之支票二紙後（票號分別為ＦＡ0000000號及ＦＡ0000000號），未經丙○○之授權或同意，擅自盜刻丙○○印章，盜蓋於前揭支票發票人欄，並填載發票日期為九十年六月十五日完成發票行為後，持向傳尾權輾轉向陳秀珠及王世青調借現金，共得款二十萬元，嗣經持票人陳秀珠於同年六月十五日持前開支票（ＦＡ0000000號）提示不獲付款，始知上情，因認被告乙○○涉有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第二百零一條第一項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定有明文，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五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三００號判例及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判例分別著有明文。三、訊據被告乙○○矢口否認有竊盜及偽造有價證券犯行，辯稱：伊於九十年三月先後二次向友人即告訴人丙○○借票各二張，第一次一張一萬五千元的支票，屆期未存錢退票，伊拿錢給他去補，退票理由單他拿回去了，另一張二萬五千元的支票，伊於九十年五月八日存錢到他帳戶已兌現了，另一次伊記得是九十年三月十三日晚上八點多到丙○○家向他借二張各十萬元的支票，章是他蓋的，金額是他填的，日期伊要求不要填比較好調錢，由伊填寫日期，借票都是在三月以前，五月間有一張向他借的一萬五千元支票退票，他以為伊無能力支付，九十年五月二十三日他去銀行掛失止付，並告訴伊姊，伊說這二張票不會跳票，伊拿去向別人調款，人家拿去銀行照會正常，因掛失止付退票了，伊已拿錢去換票回來了，本案確係借票，並非偷竊，更非偽造有價證券，實因債信不好，丙○○恐伊無法如期清償票款，乃自行掛失等語。四、經查：㈠公訴人認被告乙○○涉有上開罪嫌係以：被告自承於右揭時、地持上開支票向傅尾權、王世青調借現金，及告訴人丙○○之指述，證人傅尾權、王世青之證述，並有丙○○原支票用印印章印文影本及上開支票影本暨退票理由單、掛失止付通知書、掛失止付票據提示人資料查報表附卷可稽，並認被告乙○○前曾向告訴人丙○○調借二、三萬元支票週轉未依期清償而債信不佳，告訴人自無須再出借上開面額各十萬元之高額支票予被告而徒增風險，事後更無另以掛失止付方式避免損失之必要，為其論據。㈡被告乙○○於缺錢週轉時除本件系爭支票二張外，先前曾向告訴人借過二張支票，其中一張二萬元支票，於九十年五月八日存入告訴人帳戶已兌現，另一張一萬五千元支票雖屆期未存入金錢而遭退，但已於九十年五月二十三日付給持票人一萬五千元將票換回，交還給告訴人並補貼二百元各情，已據被告在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並提出上海銀行存款憑條一紙在卷可稽，且為告訴人所承認之事實（見本院訊問筆錄及原審卷第二十六頁）。㈢本案系爭支票二張，其中0000000號支票，係被告於九十年三月中旬在板橋市○○街十巷四十八弄一七號傅尾權住處向其調錢，另一張000000 0號支票係於九十年三月十三日在三重市○○路全家福便利商店向王世青調錢，已據證人傅尾權、王世青在原審供證在卷，傅尾權、王世青均係被告之友，苟被告持有前開支票係竊取而來，依一般經驗法則不可能持向其友人調錢而遭追索，況被告於該二張支票因掛失止付而遭退票後皆以現金換回支票，此亦有被告提出之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在卷可稽，復經證人傅尾權、王世青證述屬實。告訴人指訴系爭支票係遭被告偷竊，即不無可疑，另公訴意旨認證人傅尾權證述被告有偷竊支票之事實，然查傅尾權僅證稱被告曾表示支票遭告訴人掛失，而未證稱是否偷竊，公訴人似有誤會（見九十年十一月六日偵查筆錄）。㈣按遺失支票之人，通常均會在發現後儘速辦理掛失止付手續，本案告訴人在警訊中供稱支票在九十年三月中旬在自家客廳中遺失，竟在六十多天以後，即同年五月二十三日才掛失，已令人費解，又與其在偵審中所稱之「過幾天，發現支票不見了，就去報遺失」不符（見原審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筆錄等），再查告訴人申報票據遺失時，其「票據喪失日期及地點」卻又填寫為「自宅四月份」，亦與證人傅尾權證稱乙○○於九十年三月向其以支票調現金，王世青於警訊時供稱乙○○於九十年三月十三日在三重市○○路全家福便利超商拿給我調現的等情難以吻合（見甲○偵字第一五七六八號卷九十年十一月六日偵查筆錄、中檢偵字第一八三一二號卷九十年八月十九日偵訊筆錄）；綜上，足見告訴人所稱遺失支票事實之確切時間即屬疑點重重，因而不能輕率依其指訴認定被告有竊取支票並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㈤被告自警訊之初迄本院審理時一再供稱系爭支票是向丙○○借的，金額是他填的，章是他蓋的，不知他蓋錯章，日期要求他不要填，留空白，授權被告待調到錢再填，告訴人係因被告前此借票有一張支票退票，怕被告不支付而掛失止付各等語，告訴人雖供承支票金額係伊填寫，但日期並非伊所填，章亦非其所蓋，惟觀自告訴人在警訊中供稱：「系爭支票二張於九十年三月中旬在自宅客廳桌上，不知為何人拿走」（偵查卷第七頁背面），但其在偵查中則稱：「簽空白票之後，我放在桌上，當時我朋友來訪（指乙○○），我就去廚房泡茶，出來未注意我的票還在不在，過四～五天，我的債權人吳玉珍詢問借款事情，我才想起我開好的票放在桌上（不見），才於九十年五月二十三日去報遺失，我也告知當天來訪的朋友」，又稱：「支票上的章是我的，報掛失的章是我的支票章，．．．發票日期及發票人章均不是我所為」，又稱：「我沒有借他這二張票，也不同意他蓋我的章，更何況這章也不是我的支票章」（見偵查卷第四十四頁、四十五頁），在本院審理時告訴人又供稱：這二張是我遺失的，大概四月多才發現，四月底我有告訴乙○○，他說拿去工程用，我有告訴他說要報遺失，錢拿來的話，就算了」，「我五月二十三日才掛遺失，我有告訴他，也告訴他姊姊，他姊姊說假如錢拿來就算了」（見本院九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訊問筆錄），綜合上述告訴人之供述可知，系爭支票二張上之章為告訴人之私章，但並非告訴人支票之印鑑章，告訴人在掛失止付前已知支票係被告取用，祇要屆期存入款就不會有問題，因之，被告辯稱告訴人係因其債信不佳，無法如期清償票款，才自行掛失等語，尚屬可信，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乙○○有竊取支票並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㈥併案之九十年度偵字第二０一九九號被告乙○○偽造有價證券案件，其所涉偽造之上海銀行三重分行票號ＦＡ0000000號之支票，業經檢察官於本案起訴在案（見九十年度偵字第一五七六八號起訴書），原審未細察以無從併案審理，擬退回檢察官另行偵辦，顯然有誤，附此敘明。五、原審詳加調查後，以無證據證明被告犯罪，而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公訴人上訴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諭知無罪為不當，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呂丁旺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臺灣高等法院刑事第十庭審判長法官溫耀源法官林銓正法官黃金富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書記官江采廷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二日

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一年度上訴字第一三四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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