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年度上易字第1766號｜刑事：傷害｜裁判日期：94 年 12 月 02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4年度上易字第1766號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甲○○ 選任辯護人　金學坪律師王令冠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3年度易字第849號，中華民國94年9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91年度偵字第226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綽號打手，因於民國82年間，曾以其妻曾麗卿之名義，幫忙處理丁○○與胡圳榕間之土地糾紛，而丙○○則為丁○○所委任處理該土地紛爭之律師，嗣後被告認為該土地糾紛已解決，丁○○已取得土地價款新台幣（下同）1億元，應依約給付其2,500萬元，惟遲遲未履行，而丙○○既為林某之代理人，且被告懷疑該筆款項為李某所持有，認為丙○○亦應負擔其中一半即1,250萬元，遂於 90 年10月9日下午經丙○○書立一紙承諾書，答應代丁○○賠償曾麗卿1,250萬元，並由其弟即告訴人乙○○簽發6紙合計同額、付款人為誠泰銀行、帳號0000000000之支票，並由丙○○背書後交付被告持有。惟被告於支票屆期提示均不獲兌現，乃心生不滿，遂教唆不詳姓名之成年男子3人，於90 年12月12日凌晨1時50分，在臺北市○○區○○街阿財虱目魚餐廳內，對告訴人乙○○斥責謂為何積欠打手之鉅款不還，且簽發之支票亦未兌現，打手請他們前來索討此筆債務，喝令今天必須有所交待，未及告訴人回應隨即共同出手毆打告訴人，且有人持餐廳之板凳毆打告訴人，致使告訴人受有額頭瘀傷8×5公分、右眼周圍瘀傷6×4公分、左前臂擦挫傷 8 ×1公分、左膝後側擦傷3.5×1公分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教唆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云云。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又告訴人之指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為避免其虛構事實使被告受刑事處分之危險，故須其所述被害情節無瑕疵可指，且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是否與事實相符，始足當之。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台上字第816 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93年度台上字第6357號判決參照）。三、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甲○○涉犯前開教唆傷害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乙○○之指述、診斷證明書及證人曹重即祕密證人Ｂ在另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92年度偵字第459 號之證述，為其主要論據。惟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前揭教唆傷害犯行，並辯稱：被告並無教唆他人在90年12月12日毆打告訴人，本件實係告訴人為達逃避票據責任之目的，而企圖使被告受刑事處分，此從關於教唆之人、在場出手毆打之人數等方面，告訴人之歷次指述不一，且陳述時多以「應該是」、「懷疑是」之臆測用語，即可明瞭，又祕密證人曹重在偵查中之陳述，未經交互詰問，其所言亦難憑信，況且被告已將告訴人所簽發之支票轉讓他人等語。經查： (一)告訴人於警詢時指稱：當天約有10個男子到伊住處樓下埋伏，並尾隨伊及3位朋友至阿財虱目魚餐廳，趁伊吃宵夜時有3名男子宣稱係綽號「打手」及「尉民」派來向伊收帳，並說支票退票如何解決，但伊回答該筆錢並非伊欠被告的，該3 名男子即對伊拳打腳踢等語（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刑事偵查卷第9頁），於92年3月19日偵查時指稱：伊住內江街晚上去吃宵夜，被尾隨到餐廳，說伊開票給「打手」怎麼不付錢，所以應該是被告叫人來打伊，被告綽號為「打手」，被告已將伊所開立之支票交給黑道等語（見第91年度偵字第22629號第38頁），於92年5月14日偵查時指稱：打伊的人，伊找不到，伊懷疑是被告叫人打的，被告綽號打手（見同上偵卷第121頁），於93年4月27日偵查時陳稱：打伊的人說「打手」叫他們來處理支票的事，講「打手」一定被告教唆的等語（見同上偵卷第251頁），足認告訴人並不認識毆打伊的人，且不確定毆打伊之人是否是被告所教唆，是告訴人之指訴，已非無足疑。 (二)證人曹重於原審時證稱：「（後面被告伊立群你認識否？《當庭指被告》）沒見過。（90年12月12日當天晚上有跟乙○○打麻將？）我們是好朋友，他住在內江街常在一起打麻將，但確實日期不記得。（你跟他打過麻將，有無印象他有被人家打？）有。（當時情形如何？）．．．我知道他被打，詳細情形不清楚，我記得他是到一家店吃宵夜，有跟人家衝突。（當時還有誰在場？）有李一、藍鈞、乙○○及李一先生女朋友。（幾個人打他？）3、4個，好幾個，詳細不記得了。（為什麼被打？）不太清楚。（當時檢察官問你當時發生的情形，你回答：．．．他們進來5、6、7人，他們一直打乙○○．．．有何意見？《提示91偵自22629號卷第228頁至229頁之92年8月8日偵訊筆錄並告以要旨》）我沒有聽得很清楚，我問乙○○他們為什麼打你，他告訴我說他們問我給打手的票你怎麼解決。（上述乙○○什麼時候告訴你的？）送在醫院途中。（你知道乙○○有欠人家錢？）乙○○欠的錢太多了。」等語（見原審卷第171至173頁），足認證人所述告訴人遭他人毆打之原因係事後聽聞告訴人所述，而非親眼見聞，自不足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至證人於另案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92年度偵字第459號案件偵查中證稱：90年12月12日打玩麻將後，伊、告訴人、李一及其太太、藍先生到一家餐廳，進來6、7人，都是年輕人，一部分將伊等拉住，說「給打手的票怎麼解決？」，告訴人沒有回應，他們就開始打告訴人，伊等就送告訴人到和平醫院云云（見第91年度偵字第22629號卷288、288- 1頁），雖與其於原審時之證詞不符，惟其於原審時已詳細證述是事後問乙○○，經乙○○告知毆打他的人問他給打手的票你怎麼解決，已如前述，且該部分是以祕密證人之身分為之，未經被告詰問，亦不足採為認定事實之基礎。 (三)證人李一於原審證稱：當天打玩麻將後到一家小吃店，告訴人有被打，但伊坐在他們背後，沒看見當時的情形，店很小很吵雜只聽到「你打我」這句話，不知告訴人為何被打等語（見原審卷第175頁），證人即經營阿財虱目魚餐廳之戊○ ○於本院時證稱：案發當時伊在廚房做事，餐廳的人也沒有通知伊出來，等伊忙完出來時人都走光了等語（見本院94年11月16日審判筆錄第2、3頁），證人己○○於本院時證稱：伊不知道90年12月12日凌晨阿財餐廳發生何事等語（見本院94年11月16日審判筆錄第4頁），證人藍鈞於原審證述：當天打玩麻將，1、2點趕過來吃東西，小吃店很亂人很多，來的人進進出出，伊沒有注意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沒有辦法確定告訴人有被打等語（見原審卷第177頁），是證人李一、戊○○當時均未看見告訴人被打之情形，亦未聽見與被告有關之言語，證人己○○不知告訴人被打之事，證人藍鈞不確定告訴人有無被毆打，自均無從為被告不利的認定。 (四)至臺北市立和平醫院90年12月12日診斷書（見91年度偵字第22629號第44頁），固載明告訴人受有額頭瘀傷8×5公分、右眼周圍瘀傷6×4公分、左前臂擦挫傷8×1公分、左膝後側擦傷3.5×1公分等傷害，惟該診斷書僅能證明告訴人當天確有遭人毆打並受有前開傷害，但尚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有關。(五)綜上所述，本件除告訴人之指訴外，尚乏確據證明，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涉有公訴人所指之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四、原審因予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經核尚無違誤。公訴人上訴意旨略以：刑事訴訟法上秘密證人制度旨在保護被害人及被告雙方之權益，但案重初供，秘密證人前後所述不一，應以供述在前者為可信。且本件起訴時告訴人尚未死亡，原審迨於告訴人死亡時始傳訊秘密證人，此時秘密證人因告訴人死亡心理產生變化，因告訴人未死前，秘密證人至少為了讓告訴人知道他還有正義感及講公道之人，當不顧會得罪被告有遭報復之危險而作證，告訴人死亡後，秘密證人心想，無論如何講，對死人已無意義，衡情度理，本件秘密證人之證詞，應以先前於檢察官偵查中所言為可採云云，惟查：刑事訴訟法既採自由心證主義，關於人證之供述，法院自可斟酌一切情形以為取捨，不能因其供述時期有先後不同，即執為判定證據力強弱之標準，上訴意旨謂應憑初供，未免無據，最高法院著有29年上字第795號判例可資參照。秘密證人之證詞前後不一，且關於基本事實之陳述，其真實性並非無疑，有如前述，即不得予以採信，公訴人認秘密證人於查訪、偵查及審理中所為陳述不一，然通常於事件發生之初所為之陳述，因無外力之干預或影響，經常也最與事實相符，自應以證人等於查訪時所為之證言，即足採為斷罪資料，尚屬無據。且秘密證人因告訴人死亡而產生心理變化云云，尚屬臆測之詞，其遽以提起本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劉靜婉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94　　年　　12　　月　　2　　日刑事第十庭審判長法官陳正雄法　官許錦印法官黃金富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陳玉嬋中　　華　　民　　國　　94　　年　　12　　月　　5 　　日

臺灣高等法院94年度上易字第1766號

關鍵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