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度上訴字第2808號｜刑事：違反稅捐稽徵法｜裁判日期：99 年 11 月 11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9年度上訴字第2808號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甲○○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稅捐稽徵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708號，中華民國99年6月30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99年度撤緩偵字第18號，經原審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而改依通常訴訟程序審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本案審理範圍：原審就被告甲○○為華成企業社負責人，富立達有限公司（下稱富立達公司）、亞碩企業社、創美商行之實際負責人，與林泰欽、洪龍丞共同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之犯意，犯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罪；被告甲○○另基於逃漏華成企業社營業稅之犯意，犯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第3款及同法第41條之詐術逃漏稅罪，而分別予以論罪科刑、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依法予以減刑且定應執行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就上述有罪部分，檢察官及被告均未上訴（檢察官未上訴部分，並經公訴檢察官於言詞辯論期日時確認，本院卷第41頁），且與下述無罪部分無刑法修法前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應已判決確定，本院僅就被告甲○○為富立達公司、亞碩企業社、創美商行之實際負責人，是否應就公訴人所指富立達公司、亞碩企業社、創美商行逃漏營業稅部分，另論以詐術逃漏稅罪，加以審理，應先敘明。二、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為富立達公司、亞碩企業社、創美商行之實際負責人，就亞碩企業社即林芳益、創美商行即洪啟德與富立達有限公司（負責人為林月美）部分，亦分別以虛開之統一發票充作進項，逃漏營業稅新臺幣（下同）四十四萬一千八百零五元、五十二萬九千零三十四元、五十九萬三千二百三十七元。亦涉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七條第三款、第四十一條之詐術逃漏稅犯嫌云云。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法院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茍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任何有利之證據；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臺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29年上字第3105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四、經查：被告行為時（民國92年5月間至93年2月間），稅捐稽徵法第47條係規定：「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及代徵人應處徒刑之規定，於左列之人適用之：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二、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外代表法人之董事或理事。三、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四、其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並未如98年5月27日修正公布之現行條文有第2項「前項規定之人與實際負責業務之人不同時，以實際負責業務之人為準。」之明文。參酌上述修正條文之修正理由，僅在解決轉嫁罰處罰非實際負責人之名義負責人之不公允現象，並未說明修法前之規定，亦應轉嫁實際負責人，依罪刑法定之原則，修法前之規定，既無處罰實際負責人之明文，自難僅以被告為實際負責人，即令被告負上述轉嫁罰之刑責。此觀最高法院98年度臺上字第1728號判決意旨，謂條文規定「公司負責人」，自不包括所謂實際負責人，亦可得致相同結論。而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乃刑法第1條前段所明定。茲被告任富立達公司、亞碩企業社、創美商行實際負責人（就被告任上述公司行號實際負責人部分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之行為既然在稅捐稽徵法第47條增列第2項規定之前，依刑法第1條前段之規定，自不能對之處罰。五、查稅捐稽徵法第47條，係將納稅義務人之責任，於其應處徒刑範圍，轉嫁於負責人，其犯罪主體為納稅義務主體，受罰之負責人乃屬「代罰」性質，其本身並非逃漏稅捐之納稅義務人，亦即非犯罪主體，此部分行為與負責人其他犯罪行為間，自無修法前牽連關係、連續關係等（最高法院92年度臺上字第402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此部分與被告違反商業會計法、稅捐稽徵法等業經判決確定之罪無裁判上一罪關係，自應另為無罪之諭知，原審同上認定，並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六、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之規定，不限於登記負責人，亦應包括非登記負責人之實際負責人在內云云，惟查：依稅捐稽徵法第47條之修正草案總說明（載立法院第7屆第3會期第9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該修正，在使該規定與其他現行行政刑法規定相同，以示公平。而其目的，乃在解決可能對非實際負責人之登記負責人加以轉嫁處罰之不公，又如前述，準此，檢察官上訴以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7條之規定，即已對實際負責人加以處罰，法院應無庸比較新舊法直接適用修正後之規定云云，即明顯違反刑法第1 條前段之罪刑法定原則，並過度擴大「商業負責人」、「公司負責人」之文義解釋，而有誤會。至公訴人所引之相關最高法院判決見解部分，衡係為避免處罰非實際負責人之登記名義人所為，亦不能憑為認定本件應直接適用現行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2項規定之論據，綜上，本件公訴人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劉靜婉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 99 年 11 月 11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官陳貽男法官周盈文法官詹駿鴻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梁淑時中華民國 99 年 11 月 11 日

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上訴字第280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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