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年度台上字第一五五九號｜刑事：殺人｜裁判日期：105 年 06 月 23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五年度台上字第一五五九號上　訴　人　周國章選任辯護人　周君強律師上列上訴人因殺人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一○五年四月八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一○四年度上重更㈠字第三號，起訴案號：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一○二年度偵字第二三九一五、二六七二二號、一○三年度偵字第一四八八號），提起上訴，並經原審法院依職權逕送審判，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曾於民國七十七年間因犯預備殺人罪，經台灣台南地方法院七十七年度易字第一三○九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四月，緩刑五年確定。又因犯竊盜罪，經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七十九年度上易字第三二八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確定。前開預備殺人案件之緩刑宣告因而遭撤銷，並經減刑為有期徒刑八月，嗣上開兩案接續執行，於八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執行完畢。其復於八十五年間因犯竊盜罪，經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八十五年度上訴字第四一八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十月確定，於八十六年五月十四日執行完畢。再於九十年間因犯竊盜、詐欺取財、依法逮捕之人脫逃等罪，經台灣高雄地方法院九十年度易字第二四二六號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一年十月確定，於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執行完畢。另因犯強制性交、業務侵占等罪，經原審法院九十六年度上訴字第六四七號、九十七年度上更㈡字第一二一號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十月，減為有期徒刑五月及有期徒刑五年確定，並經原審法院九十七年度聲字第一六六二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五年三月（並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治療）確定。其前受僱於乙○○、林○娟夫婦所經營、址設高雄市○○區○○路○○○號而以販賣免洗餐具為業之「○○企業社」，約有四年期間，嗣因犯前揭強制性交及業務侵占等罪經判刑確定，入監服刑而中斷，於一○○年十月三十日執行完畢出獄後，又回「○○企業社」任職約半年，離職後，再於一○二年二月六日返回「○○企業社」擔任送貨員，兼向客戶收取現金貨款。上訴人在前述受僱期間，雖屢經乙○○勸誡，仍未改其打玩電子遊戲機具及飲酒之積習，並常藉詞向乙○○借款，且因打玩電子遊戲機具而常經濟拮据，竟於一○二年五月十六日凌晨零時十三分許，在「○○企業社」辦公桌下，竊取該社存放於該處之貨款約新台幣五萬元，得手後，同日就未再到「○○企業社」上班，事經乙○○發覺乃代表該社訴請警方偵辦（上訴人此部分竊盜犯行，業經判刑確定）。嗣上訴人經警方通知於一○二年七月十一日下午三時到警局說明，其在收受通知後，無正當理由卻未到案說明，經警方報請檢察官簽發拘票，並於一○二年十月三日將其拘提到案。上訴人因此心生不滿，思欲找尋林○娟理論，且其前在「○○企業社」任職期間，知悉林○娟每日約於凌晨五、六時許，會獨自至「○○企業社」補貨，復自不詳管道探知，「○○企業社」將遷往○○區○○路四十四號，乃預謀趁林○娟獨自現身時，找林○娟理論為何對其提出竊盜告訴，而先於一○二年十一月二日晚間六時許，前往○○區○○街○○○號「○○電子遊藝場」打玩電子遊戲機具，迨至翌（三）日上午五時許離去後，即騎乘車號000-000 號機車，前往鄰近「○○企業社」舊址之楠梓區海專路與德祥路口逗留，等候林○娟出現，嗣林○娟果於當日上午六時許駕駛車號0000-00 號自小客車，先至前開「西大企業社」舊址停留，再於同日上午六時二分四十四秒許，駕該車經海專路右轉德賢路，欲前往該企業社新址，上訴人見狀，即騎乘機車在後現身，並因已知悉「○○企業社」新址位置，乃未再尾隨林○娟所駕車輛，逕自騎乘機車經由海專路右轉德祥路，再左轉德維路後，直行至「○○企業社」新址（供作營業處所兼倉庫使用）。林○娟旋於同日上午六時四分二十八秒至七分二十秒許，將車停在「○○企業社」新址，獨自出入該址倉庫（下稱案發倉庫或該倉庫）搬貨時，上訴人就在該倉庫對街停妥機車後，步行至該倉庫前與林○娟交談，並質問林○娟為何對其提出竊盜告訴，經林○娟回以「背骨」（台語）等語，上訴人因而心生不滿，當林○娟於同日上午六時九分四十秒許，轉身進入該倉庫時，即尾隨跟入，並於同日上午六時九分四十九秒許出手拉扯林○娟，旋為阻止林○娟高聲呼救，竟基於殺人之故意，明知頸部乃人體氣管所在，異常脆弱而屬人體要害，若持續用力緊勒，足以使人缺氧窒息而死亡，竟於同日上午六時十三分二十八秒許以手臂緊勒林○娟頸部，並將林○娟強行拖至該倉庫之辦公室內，續以右臂猛力絞勒林○娟頸部，直至林○娟於同日上午六時十四分二十一秒許不支倒地為止，復於同日上午六時十四分四十秒許，抽下林○娟繫於腰間之皮帶，持續壓住倒在地上而仍抗拒之林○娟，迨至同日上午六時十八分許，終致林○娟右側舌骨骨折，且因頸部受有絞縊傷，導致呼吸道阻斷而窒息死亡。上訴人則約於同日上午六時十八分十秒許，見林○娟已無反抗，隨即起身走至該倉庫門口，適遇聽到女子尖叫聲而前來察看之對面大樓管理員吳○山，向其詢問究竟發生何事，上訴人則佯稱：「因有老鼠，所以女子才會大聲叫喊」等語，致吳○山未察覺其犯行而逕自離去。上訴人為避免上開犯行曝光，另於同日上午六時十八分十七秒許，返回該倉庫拿取林○娟原置於紙箱上之汽車鑰匙，並走進裝設有監視器之辦公室內，拔去監視器之電源後，將林○娟遺體搬入車號0000-00 號自小客車後車廂內，並於同日上午六時二十分許，駕駛該車離開現場，行至楠梓區楠陽橋水溝旁暫時停放後，搭乘計程車返回案發倉庫附近，改騎乘其先前停放在該處之車號000-000號機車，回到楠陽橋水溝旁，再駕駛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北上，嗣於同日下午，將林○娟遺體棄置在雲林縣崙背鄉阿勸村阿勸橋旁之水溝邊（下稱阿勸橋棄屍地點，關於上訴人遺棄屍體犯行部分，第一審漏未裁判）。嗣於一○二年十一月六日下午一時二十分許，經警在高雄市○○區○○路○○○號「○○彩券行」拘獲上訴人，並扣得上訴人作案時所穿之黑色頭套式外套等物，且循線至台南市○○路○段○○○號前查獲車號0000-00 號自小客車，復偕同上訴人前往阿勸橋棄屍地點，尋獲林○娟之遺體等情，係以上訴人於偵查、審理中已坦承林○娟係於一○二年十一月三日上午六時四分十五秒許，駕駛車號0000-00 號自小客車抵達案發倉庫，旋停車出入該倉庫搬取貨物，其則於同日上午六時七分六秒徒步走近，與林○娟交談約二分鐘，嗣林○娟於同日上午六時九分四十秒許轉身進入案發倉庫，其即跟隨進入，並伸手與林○娟拉扯約十秒，旋其為阻止林○娟高聲呼救，始徒手勒住林○娟頸部，終致林○娟因舌骨骨折而呼吸道阻塞窒息死亡後，其即駕駛車號0000-00 號自小客車載運林○娟屍體離去，再將屍體棄置在阿勸橋棄屍地點等語，並經第一審勘驗案發當日裝設在案發倉庫、楠梓區德民路與海專路口、楠梓區德賢路與德維街口及台南市海安路上之監視器錄影光碟畫面核對屬實，且製有勘驗筆錄（下稱第一審勘驗筆錄）可稽，復有卷附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下稱法醫研究所）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法醫理字第0000000000號函、（102）醫鑑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報告書、解剖報告及台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勘（相）驗筆錄、檢驗報告書、解剖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前開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下稱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等資料，暨扣案之黑色頭套式外套足佐，以為論據。並以上訴人雖否認有殺人犯意，諉稱：案發時因林○娟一直辱罵伊，伊始勒住林○娟脖子，叫林○娟不要講話，嗣伊稍微鬆手，林○娟又大喊救命，伊乃摀住林○娟嘴巴，然林○娟一直掙扎，伊即順手勒住林○娟脖子，實不知因此會致人於死，隨後伊想送林○娟就醫，才將林○娟搬到車上，且因怕林○娟甦醒喊叫，方用皮帶綁林○娟手部，並以黃色膠帶貼住林○娟嘴巴，後來發現林○娟已死亡，始將林○娟屍體丟棄云云；上訴人之辯護人亦以：依據第一審勘驗筆錄所示，上訴人僅勒住林○娟脖子五十一秒，且上訴人之身高僅一百六十公分，體重為五十餘公斤，體型瘦小，以其如此瘦弱之身材欲勒死一個人，實與常情有違，又上訴人係因林○娟高聲呼救，在緊張之狀態下，不自覺地使出全力緊勒林○娟之頸部，並非有意殺害林○娟，所為應僅構成過失致人於死罪等語置辯。然以：㈠、依第一審勘驗筆錄所載，上訴人係自監視器錄影畫面之時間六時九分五十九秒起，勒住林○娟並將其往案發倉庫內拖行，但因林○娟不斷掙扎，上訴人又將其壓制在地，嗣於六時十三分二十七秒時，上訴人在該倉庫內持續用手臂緊勒林○娟之頸部，林○娟則揮動右手，拍擊上訴人之手臂，雙方於六時十四分九秒倒地，上訴人仍繼續勒住林○娟之頸部，直至六時十四分二十一秒止，其緊勒林○娟頸部長達五十餘秒，終致林○娟死亡；參酌卷附法醫研究所鑑定報告書記載：林○娟死亡原因為頸部絞縊傷（勒頸）導致呼吸道阻斷窒息，且林○娟位於其下顎深處、受下顎骨保護之舌骨本體右側，有明顯骨折及出血等語。上訴人於案發時，以其手臂強力勒住林○娟之頸部，已使林○娟身體不支倒地，林○娟並用手拍擊上訴人勒頸之手臂，示意上訴人迅速鬆手，上訴人卻仍緊勒不放，使林○娟受有下顎骨保護之舌骨因而骨折斷裂，導致窒息死亡，足見上訴人當時用力極猛，殺意甚堅，且其對此犯罪事實，除有明知之認識外，亦有意欲使其發生而實行之意志，是上訴人顯具有殺人之直接故意至明，此與上訴人之身材是否瘦小無關，且上訴人緊勒林○娟頸部長達五十餘秒，就頸部屬人身脆弱部位而言，此持續緊勒之時間已非短暫，並足以致林○娟於死亡。是上訴人諉稱其不知勒人頸部會致人於死；辯護人辯稱上訴人僅係因一時過失，導致林○娟死亡各云云，俱無可採。㈡、上訴人於殺害林○娟之過程中，於見林○娟已無反抗後，即起身走至案發倉庫門口，適遇聽聞林○娟大聲尖叫而前來察看之吳○山，上訴人乃向吳○山佯稱：「因有老鼠，所以女子才會大聲叫喊」，致吳○山誤以為真，遂行離去等情，業據證人吳○山於第一審證述明確，並有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可參。又上訴人於吳○山離去後，旋轉身走回案發倉庫，拿取林○娟原置於紙箱上之汽車鑰匙，逕行進入該倉庫內辦公室，而裝設在該辦公室內之數個監視器於當日上午六時十九分十四秒後，就未再錄得任何影像，亦有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在卷足證。上訴人於第一審對此雖供稱其當時只將監視器之螢幕放在地上，並未拔掉監視器之電源，不知各該監視器何以無錄影畫面云云，然證人乙○○於第一審已陳稱案發倉庫之監視器係由「○○企業社」舊址搬過去的，該監視器及監視器電源均放在案發倉庫之辦公室內，根據案發後修理該監視器之廠商表示，因電源線被拔掉，故監視器內無錄影畫面等語，核與證人黃○宗證稱該監視器係其小舅子所裝設，事發後有找其小舅子來弄監視器畫面，其小舅子說此係連接主機之電源線被扯掉之故，須重新接線，其有看見其小舅子重新插上電源線等語相符，參酌上開監視器係在上訴人進入前揭辦公室數秒後，始無錄影畫面，堪認前開監視器於上揭時間未錄得影像，應係上訴人將其電源線拔掉所致，上訴人前揭辯詞，當無足採。再上訴人在案發倉庫時如不知林○娟已死，而有意將林○娟送醫救治，林○娟嗣於經救護而清醒後，必會指訴上訴人之前開犯行，則上訴人前開為掩飾犯行而欺騙吳○山及拔掉監視器電源線等行為，即無實益可言。是由上訴人犯後不立即將林○娟送醫，反而忙於掩蓋犯行，已難認其有救治林○娟之意，況依第一審勘驗筆錄所示，上訴人於緊勒林○娟脖子後，曾抽取林○娟所繫皮帶，惟在其抽取該皮帶前後，卻仍繼續將林○娟壓制在地上，直至林○娟已無掙扎為止。倘上訴人確有救護林○娟之意，理應在抽取該皮帶後，隨即用以綁住林○娟雙手，並停止壓制林○娟之身體，是上訴人就此辯稱其係因怕林○娟甦醒，才抽取林○娟所繫皮帶，用以綁住林○娟手部，並以黃色膠帶黏住林○娟嘴巴云云，即無足採信。又依卷附警方所拍攝之棄屍地點現場照片（下稱棄屍現場照片）顯示，上訴人在林○娟口鼻間纏繞之黃色膠帶，有數層之多，亦遠逾單純防止林○娟出聲所必要。是上訴人於案發後駕駛車號0000-00 號自小客車載送林○娟離去，應意在棄屍，而非送醫急救，至為灼然。另以：㈠、公訴意旨雖認：上訴人於勒住林○娟之過程中，曾抽取林○娟所繫皮帶，用以勒壓林○娟云云，且警方於一○二年十一月六日下午尋獲林○娟屍體時，林○娟口鼻間纏繞有黃色膠帶，雙手手腕則遭皮帶（最外層）、布條（中間）、黃色膠帶（最內層）加以綑綁，頸部則環繞有圍裙帶子及長袖外套衣袖等情，亦有棄屍現場照片可按。然上訴人於警詢時已供稱其解下林○娟所繫皮帶，係用以綁住林○娟雙手，因怕林○娟在車上清醒；隨後於偵查中又稱其在案發倉庫時因見林○娟已昏倒，怕林○娟醒來會叫，才以皮帶將她的手綁起來，並用膠帶貼她嘴巴；嗣於第一審復稱膠帶係其於遇到吳○山後，才在案發倉庫內拿的，且在該倉庫用膠帶貼嘴，及以皮帶綁手，至於林○娟手上之布條，係從車上拿的，因在雲林要棄屍時，力量不夠才綁，以方便拖行，而脖子上之圍裙、外套亦係自車上拿的，棄屍時綁的各等語。另林○娟屍體之口鼻間纏有黃色膠帶，頸部皮膚於衣袖環繞處有寬四公分壓痕，舌骨右側骨折；經扣案而為林○娟於案發日所使用之皮帶，寬約三．四公分等情，固有棄屍現場照片足憑。然依第一審勘驗筆錄所示，上訴人於勒斃林○娟過程中，雖曾抽取林○娟所繫皮帶，卻未見其有拿取衣袖、黃色膠帶，及以皮帶、衣袖、黃色膠帶綑綁林○娟頸部等影像畫面。又第一審經提示卷附黃色膠帶照片後，證人洪○盛即證稱：「○○企業社」以前賣過此種黃色膠帶，但不常用，係放在舊廠房窗戶邊，大多賣給外勞等語，足見上訴人所稱其係臨時在案發倉庫內拿取該黃色膠帶，用以貼住林○娟嘴巴一節，尚非虛言。參諸林○娟頸部皮膚上之壓痕，因其寬度及未存有紋路，已排除係徒手及皮帶所造成，亦非膠帶所造成；另該壓痕未出現擦傷反應，應係物品覆蓋在腐敗之屍體後，屍體和該物品接觸所造成；至於舌骨骨折，最可能係徒手勒頸導致等情，復有法醫研究所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法醫理字第0000000000號函附（102）醫鑑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報告書及一○三年八月十四日法醫理字第0000000000號函、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法醫理字第0000000000號函存卷可稽。顯見上訴人所稱其係用手勒斃林○娟，並未使用皮帶、黃色膠帶、圍裙帶子、外套衣袖等物勒住林○娟之頸部等語，亦屬可信。㈡、公訴意旨雖另認：上訴人因熟悉「○○企業社」帳款收入流程，並知曉林○娟平日作息及慣於隨身攜帶鉅額現金等情形，遂基於強盜殺人之犯意，在一○二年十一月三日騎乘機車到鄰近「○○企業社」之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與海專路口之7-11超商埋伏等候林○娟，再騎乘機車尾隨林○娟至案發倉庫，因認上訴人係涉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一項之強盜殺人罪嫌云云。然查：⑴、①上訴人係先自一○二年十一月三日凌晨零時許起，在「○○電子遊藝場」打玩電子遊戲機具，迨至同日上午五時許始行離去；於同日上午五時五十二分許，騎乘機車途經楠梓區德民路舊鐵橋；於同日上午六時零分十八秒許，騎乘機車行經楠梓區德民路與海專路口，將機車停靠在海專路「○○企業社」舊址；於同日上午六時二分四十四秒許，騎乘機車離開「○○企業社」舊址，沿海專路直行後，右轉楠梓區德賢路前往案發倉庫；於同日上午六時三分許，又騎乘機車行經海專路與德民路口，再右轉德祥路；於同日上午六時四分十五秒許至七分二十秒，林○娟駕駛自小客車抵達案發倉庫，下車搬運貨物；於同日上午六時六分三十秒許，上訴人騎乘機車並將機車停放在案發倉庫對街，再朝案發倉庫走去等情。業據上訴人供承在卷，核與證人即「○○電子遊藝場」員工盧○虹證述情節相符，復有第一審勘驗筆錄、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現場相對位置圖在卷可佐。②前開德民路舊鐵橋與海專路、德民路口，距離僅約四百公尺，海專路、德民路口亦與「○○企業社」舊址甚近，此有Google地圖、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附卷可參，是如以正常速度騎乘機車，自德民路舊鐵橋至「○○企業社」舊址，約數分鐘即可到達，但上訴人卻耗費約十一分鐘，始於同日上午六時二分四十四秒許騎乘機車自「○○企業社」舊址離開，堪認當時其確有在「○○企業社」舊址逗留、徘徊。又林○娟於同日上午六時二分四十四秒許駕車離開「○○企業社」舊址後，即沿海專路直行，再右轉德賢路前往案發倉庫，上訴人則於同日上午六時三分許，騎乘機車行經海專路與德民路口，嗣林○娟於同日上午六時四分十五秒許，駕車抵達案發倉庫時，上訴人亦於同日上午六時六分三十秒許，騎乘機車至該倉庫對街停放，則林○娟前揭兩次現身之地點，上訴人亦皆恰於數分鐘後出現該處，嗣又停車在案發倉庫對街，且未有任何遲疑即下車逕向該倉庫走去等情，有原審勘驗本案相關路口監視器錄影光碟所製作之筆錄足憑。則以上訴人先前徘徊、逗留之處係在「○○企業社」舊址附近，待林○娟現身該處並離開後，上訴人嗣又與林○娟出現在案發倉庫，且其於停車在案發倉庫對街後，即逕朝該倉庫走去等情觀之，足認上訴人早有計畫欲至案發倉庫找尋林○娟。③證人乙○○於第一審已證稱林○娟每日約於上午五時四十五分許，由高雄市大社區出發至「○○企業社」，約上午六時許就在該社開始準備貨物，欲趕在上午六時三十分前往高雄市左營區開市，即屬星期日，亦為同樣之作息；證人洪○盛亦陳稱老闆娘（指林○娟，下同）約每日早上五、六點會先到公司（指「○○企業社」，下同）整貨，再補貨至哈囉市場，當時就僅她一人在公司，因星期天哈囉市場仍然有開市，林○娟亦會獨自去開店，公司員工均知此情；證人黃○宗並證陳老闆娘平日在上午六時許，都會到公司開門補充在哈囉市場之貨品，即使是星期天，老闆娘仍會到店裡各等語。前開「○○企業社」員工既均知悉林○娟每日至該企業社補貨之作息時間，上訴人又坦承其曾受僱在該企業社工作，前後時間長約四年等情，則其對林○娟之上開生活作息理應知悉。況證人盧○虹於警詢時證稱：上訴人於一○二年十一月三日凌晨在「○○電子遊藝場」打玩電子遊戲機具「水果盤」時，原表示當日凌晨四時許要走，伊有留上訴人，上訴人才繼續打玩「水果盤」，至同日凌晨五點多，伊要再留上訴人，但上訴人堅稱有事一定要離開等語，佐以上訴人於離開該遊藝場後，即騎乘機車跟隨林○娟所駕自小客車至案發倉庫，及其已坦承在案發倉庫時係向林○娟質問，為何對其提出竊盜告訴等情。足認上訴人確知林○娟之前開作息時間，及欲趁林○娟單獨前往「○○企業社」搬貨時，找其理論提告竊盜之事甚明。④上訴人雖辯稱其不知「○○企業社」已遷至案發倉庫；證人乙○○亦陳稱「○○企業社」欲搬到德賢路新址，係於一○二年七月間始決定，上訴人則早在同年五月十六日即已離職各云云。然由前述林麗娟於案發日凌晨駕駛自小客車從「○○企業社」舊址離開後，係沿海專路直行，再右轉德祥路至案發倉庫，上訴人則未騎乘機車尾隨走同一路線，而係另經由海專路，騎至德祥路提前右轉，再左轉德維路直行至案發倉庫，並於案發倉庫對街停車後，下車逕朝該倉庫走去等情觀之，顯見上訴人當日早已預定案發倉庫為其欲前往之地點，亦知悉林○娟會前往案發倉庫補貨之事。⑤上訴人雖又辯稱其因欲應徵送羊乳之工作，須找尋羊乳配銷點，故於上開時間騎乘機車經過德民路舊鐵橋，擬前往德祥路與海專路之全家超商，以購買報紙找尋配送羊乳之工作，並等候配送羊乳之人經過，俾攔下詢問配銷點，但嗣因未見配送羊乳之人經過，乃騎乘機車欲找尋羊乳配銷點，於經過德維路時，因見有新蓋之倉庫，誤以為該處即係羊乳配銷點，擬前往詢問時，適見林○娟自該倉庫出來，始知林○娟在該處云云，但上訴人就此，初稱其當天離開「○○電子遊藝場」後，即前往海專路之便利超商，欲購買報紙找尋臨時工，隨後發現老闆娘在案發倉庫；隨後改稱其係看到老闆有在報紙刊登廣告徵求司機，上載地址與之前不同，乃至新址察看；嗣又翻稱因有人刊登廣告要找專門跑高雄市燕巢區之司機，其欲應徵該工作，但須先行確定地點，俾便星期一前往應徵，而於經過案發倉庫時，適看見老闆娘各云云。先後所述已有不一，且案發日係星期日，乃一般廠商休息之日，上訴人卻挑選該日，並於廠商通常尚未營業之凌晨六時許，欲前往找尋工作，亦與常理有悖。況證人乙○○於第一審已否認「○○企業社」當時曾刊登徵人廣告。又「○○電子遊藝場」位在高雄市○○區○○街○○○號，附近之建楠路、楠梓新路均開設有便利超商，而該遊藝場與海專路、德民路口卻相距二．四公里，有GOOGLE地圖列印資料在卷可參，倘上訴人果真欲至超商購買報紙憑以找尋工作，則其為何捨近而前往較遠之海專路與德民路口附近超商購買報紙？足認上訴人前述所辯，與事理不符，洵非實在。⑵、①觀諸第一審勘驗筆錄所載，林○娟於一○二年十一月三日上午六時九分四十秒許轉身進入案發倉庫內時，上訴人雖亦尾隨跟入，並於同日上午六時九分四十九秒許出手拉扯林○娟，但上訴人係至同日上午六時九分五十九秒許，始勒住林○娟往該倉庫內拖行，足見上訴人係於與林○娟拉扯約十秒後，才動手勒住林○娟之頸部，而非一開始即對林○娟頸部攻擊，故難認其係預謀行兇。再參諸上訴人於案發前涉嫌至「○○企業社」行竊一事，係發生在一○二年五月十六日上午，乙○○並於當日委請員工李○宗前往警局報案及製作筆錄，嗣上訴人經警通知應於同年七月十一日下午三時至警局製作筆錄，其經合法通知卻無正當理由不到案，經員警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而於同年十月三日將其拘提到案等情，亦經上訴人及證人李○宗於警詢時供陳屬實，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下稱楠梓分局）拘票聲請書、執行拘提逮捕告知親友通知書及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拘票、乙○○委任書在卷可按。上訴人既係經上開拘提而於到案後始知被訴竊盜一事，所辯其係因質問林○娟為何對其提告竊盜，因而引起衝突，才以手臂勒住林○娟頸部等語，即尚非無據。②證人洪○盛、林○亮、黃○宗雖均證稱林○娟於每日凌晨至公司補貨時，隨身皆會攜帶貨款現金等語。惟依第一審勘驗筆錄所載，林○娟於事發日在案發倉庫搬運貨物，至其遭殺害之過程中，並無與上訴人爭奪財物情形，證人吳○山於第一審亦證稱其當時僅聽見有女子在大叫，但未聽到該女子喊叫「搶錢」等語，核與上訴人所辯其係欲阻止林○娟大叫，始勒其頸部乙情相符。又依卷附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顯示，林○娟於案發前，已多次轉身進入案發倉庫搬貨，當時其自小客車之車門並未關上，則上訴人前往案發倉庫場如意在盜（奪）取財物，自可輕易取得該車內之財物，實無先與林○娟發生拉扯，繼而勒斃林○娟，再拿取前開車內財物之理。此外，又查無其他證據足證上訴人在殺害林○娟之前或過程中，有盜（奪）取財物之意或行為，自難認上訴人有強盜財物之犯意。是上訴人縱於勒斃林○娟後，取走置於前開車內之財物，然此僅屬竊盜行為，尚與強盜殺人罪之構成要件有間，自難以該罪相繩。因而認定上訴人確有前揭殺人（第一審就上訴人所涉犯而與其殺人無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關係之遺棄屍體犯行部分，漏未審判，是該部分犯行，不在本院審判範圍內，併此敘明）犯行，為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且於理由內詳加說明。復詳敘：上訴人前開所為，係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之殺人罪。公訴意旨認上訴人殺害林○娟並拿其黑色斜背包等財物部分，係涉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一項之強盜而故意殺人罪嫌云云，尚有誤會，惟此部分之社會基本事實既屬同一，應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又上訴人前因犯強制性交、業務侵占等罪，分別經原審法院九十六年度上訴字第六四七號、九十七年度上更㈡字第一二一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十月，減為有期徒刑五月及有期徒刑五年確定，並經原審法院九十七年度聲字第一六六二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五年三月確定，於一○○年十月三十日執行完畢，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其於上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五年內，再犯本件殺人罪，為累犯，除其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不得加重外，其餘有期徒刑部分，應依法加重其刑。爰審酌上訴人有前述事實所載曾涉犯預備殺人、竊盜、詐欺取財、依法逮捕之人脫逃、業務侵占、強制性交等罪並經執行完畢等前科，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素行不佳，以其更生人之身分，謀職本屬不易，乙○○、林○娟夫婦知悉上訴人有犯罪前科，仍願僱用其在「○○企業社」擔任送貨員，上訴人並供承其在該企業社工作時，常向老闆預支薪水，乙○○、林○娟夫妻對其很好等語，是其理應心存感激，力圖回報乙○○、林○娟夫妻不計其前科及念舊之恩，卻僅因遷怒林○娟對其提出竊盜罪之告訴，竟預謀向林○娟質問原因，於此質問過程中，又為阻止林○娟高聲呼救，即狠心將其勒斃，恣意剝奪林○娟之生命法益，造成林○娟家庭破碎及家人難以平復之傷痛，其恩將仇報之行為，亦嚴重影響社會對更生人之觀感，導致更生人日後謀職更為不易，嚴重破壞社會治安及人際關係間之互相信賴，復斟酌本件上訴人僅因不滿遭林○娟對其提出竊盜罪之告訴及阻止林○娟大聲呼救之殺人動機，並不具有正當性，縱令其於犯罪之際，曾遭林○娟嚴詞辱罵，但其本身亦因涉犯竊盜罪而有可歸責之事由，竟因一時惱怒，勒殺林○娟，所為難見容於社會之基本價值，且犯罪情節重大，犯後復否認有殺害林○娟之故意，又未與林○娟之家屬達成和解及賠償損害，犯後態度難認良好，本不宜過度輕縱，惟因現今刑罰思潮漸不採應報刑觀念，另我國於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公布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於同年十二月十日施行，該施行法第二條規定，上開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之效力，「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第一項並明定「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權。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同法條第二項亦規定「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罪情節最重大之罪，且依照犯罪時有效並與本公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死刑……」，已明確宣示國內法雖得科處死刑，然人之生存權，應受法律保障，而死刑之剝奪生命，具有不可回復性，且現階段刑事政策，非祇實現社會正義，更重視教化功能，期行為人能重新適應社會生活，除非「犯罪情節最重大之罪」，手段兇殘，罪無可逭，顯然無從教化矯正，否則不得科處死刑，換言之，必須係犯「犯罪情節最重大之罪」，方得科處死刑，酌以上訴人係因向林○娟質問為何對其提告竊盜，經林○娟加以辱罵，並回以「背骨」等語，致生衝突，於拉扯過程中，為阻止呼叫，一時失去理智，徒手勒斃林○娟，非預謀殺害林○娟，惡性與公訴意旨所指「強盜殺人」有間，就其犯罪情節而言，經由長期監禁手段，當得防禦其對社會之危險性，尚無處以極刑必要，復考量上訴人之素行、智識程度及生活情況等一切情狀後，就所犯殺人罪，量處無期徒刑，並依刑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宣告褫奪公權終身。經核其認事用法，尚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惟以上訴人係因遭「○○企業社」提告竊盜，心生不滿，乃預謀於上開時間至案發倉庫找林○娟理論，第一審判決卻認上訴人僅係偶遇林○娟，再騎乘機車尾隨林○娟所駕自小客車至案發倉庫，欲找林○娟交談理論等情，尚有未洽，乃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殺人部分之不當科刑判決，改判仍論上訴人以殺人罪。上訴意旨雖略稱：㈠、原判決既認定上訴人係質問林○娟為何對其提告竊盜，林○娟回以「背骨」等語，上訴人即伸手與林○娟拉扯，旋為阻止林○娟高聲呼救，始以手臂勒住林○娟之頸部等情，足見上訴人與林○娟並無深仇大恨，難謂其有殺人動機，且上訴人係於案發日上午六時十三分二十八秒起至十四分二十一秒止，以右臂猛力絞勒林○娟頸部至不支倒地，前後約僅五十餘秒，上訴人當時又甚為緊張、興奮，能否於如此短暫之時間內，遽起殺人之犯意，即尚有疑義。況上訴人之身高、體重，分別僅一百六十公分及五十四公斤，身材瘦小，且與林○娟體型相若，如其確有殺人之犯意，何不攜帶兇器前往，以確保能達成殺人之目的？原審對此未予釐清，率行判決，自嫌理由矛盾。㈡、原判決又認定上訴人於案發日上午六時十四分四十秒許，持續壓住倒在地上之林○娟，並抽下林○娟繫於腰間之皮帶，綑綁林○娟之手腳等事實，參酌在甫事發後即確有鄰人吳○山前往察看，堪認上訴人綑綁林○娟之目的，僅為阻止林○娟之反抗、喊叫，並無殺害林○娟之犯意，否則，上訴人當時應以該皮帶緊勒林○娟之頸部，方能確保致林○娟於死之目的，上訴人復供稱其係想駕車將林○娟送往「○○醫院」救治，但於運送途中因發現林○娟已死亡，才將車子停在離該醫院不遠之楠陽橋附近，益證上訴人確無殺人之犯意。㈢、依據證人吳○山所證，另有鄰人鄭○春較其早到案發倉庫數分鐘，則估計鄭○春於到達該倉庫時，應為上訴人與林○娟正扭打、壓制之關鍵時刻，何以警方事後未能提出鄭○春在場之錄影帶或鄭○春之證詞為證，原審又未傳喚鄭○春查明此情，亦有證據調查未盡之違法。㈣、上訴人已堅稱其於遺棄林○娟屍體時，因其力量不夠，故以林○娟之圍裙帶子及衣服袖子綑綁林○娟頸部，俾便拖拉該屍體至棄屍處所，另其因不慎，使該屍體由棄屍處所滑落，而產生碰撞，可能因此導致林○娟之舌骨斷裂。又卷附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雖記載：林○娟之口鼻間纏繞有膠帶，頸部環繞有圍裙帶子及長袖外套之衣袖，頸部皮膚於衣袖環繞處存有壓痕四公分，舌骨本體右側有骨折等語，但就其中「壓痕」是否係舌骨斷裂所導致一節，卻未見說明，則該舌骨斷裂是否係因上訴人以衣袖拖拉屍體抑屍體不慎滑落碰撞所造成？即尚非明確，且此攸關上訴人所為究係殺人、傷害致人於死或過失致人於死之認定，原審未予詳究，並嫌理由不備。㈤、上訴人已否認其在「○○企業社」任職期間，有與林○娟來往及知悉林○娟生活作息之情；證人乙○○亦稱「○○企業社」係在一○二年七月間始決定搬遷營業處所，上訴人對此並不知情。原判決卻認定上訴人知悉林○娟每日約於凌晨五、六時許，即獨自至「○○企業社」補貨，復自不詳管道探知，「○○企業社」將遷至楠梓區德賢路四十四號新址等情，顯屬臆測，並已違反經驗法則。㈥、上訴人係於一○二年十一月六日在「○○彩券行」，因行跡可疑，為警查獲，當時警方因得知上訴人另涉犯竊盜罪並遭檢察官核發拘票拘提，始將上訴人帶回楠梓分局，但上訴人於途中警車上，因受不了良心譴責，乃主動向警方自首本件犯行，並接受裁判，則原判決未依刑法第六十二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復未說明理由，顯難認為適法。㈦、上訴人於案發日凌晨騎乘機車經過楠梓區德祥路、德維路等地，係為應徵配送羊乳之工作，祇因其在此之前，曾於「○○電子遊藝場」飲酒，致頗有醉意，乃在前開路段徘徊、考慮是否前往應徵，適巧遇見林○娟，乃向林○娟質問何以在檢察官尚未偵查確認其犯有竊盜罪之前，即四處散布此事實，復因遭受林○娟辱罵「背骨」等穢語，一時氣憤，才與林○娟發生扭打，且因怕林○娟呼叫他人幫忙，始勒住林○娟頸部，欲阻止林○娟喊叫，倘上訴人確有殺害林○娟之犯意，以上訴人之身材與林○娟相若，為何事前未準備兇器或工具？又何不於甫遇見林○娟時，就逕予殺害？是上訴人本件所為是否僅係涉犯傷害致人於死罪，實非無疑云云。惟查：㈠、原審依憑前開事證及卷內相關證據，以上訴人於案發日上午六時許，確曾至案發倉庫，旋即與林○娟發生拉扯，並以手臂緊勒林○娟頸部，致林○娟倒地而因舌骨斷裂窒息死亡，隨後就駕駛車號0000-00 號自小客車載送林○娟屍體離去，嗣並將屍體丟棄在阿勸橋棄屍地點之事實，已臻明瞭，上訴人、其辯護人及檢察官於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時四十分原審審判期日審判長訊問「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復均答稱「無」（見原審上重更㈠卷第二一八頁），因認無再傳喚證人鄭○春而為無益調查之必要，揆諸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二第二項第三款規定，自無證據調查未盡之違誤。㈡、刑法第六十二條所謂「自首」，須行為人於犯罪未被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發覺前，主動向該管公務員自承犯行，並接受裁判，始足當之。且此之發覺並非以確知犯人及犯罪事實為必要，如已有客觀合理之懷疑即屬之。依卷附筆錄所載，證人乙○○於一○二年十一月四日十一時三十分許，已至楠梓分局翠屏派出所向警方報案，指述其妻林○娟於同年月三日早上出門後即失蹤，經其於同日晚上九時許調閱案發倉庫監視器錄影畫面，發現林○娟係於當日上午六時多至該倉庫補貨時，與上訴人發生衝突，並被上訴人強力控制，旋前開監視器之線路遭上訴人扯下，林○娟所有車號0000-00 號自小客車隨後亦跟著不見，林○娟身上及該車上攜有現金及存摺，並當場對上訴人所為犯行提出告訴，楠梓分局隨即通報協尋林○娟及車號0000-00 號自小客車，並積極查緝上訴人到案，復函請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遴派檢察官指揮偵辦該強盜殺人案（見他字第九一六四號卷第一頁至第四頁），亦即警方當時對上訴人可能對林○娟有不法加害行為，已有客觀合理之懷疑。則上訴人縱於同年十一月六日下午一時二十分許，因前揭竊取「○○企業社」財物之犯行，經警方持檢察官所核發之拘票，在「○○彩券行」拘獲，並詢以上情時，始坦承在案發倉庫勒斃林○娟，並已將林○娟棄屍等犯行，亦僅屬自白，核與自首之規定不符。原判決就上訴人所犯本件殺人犯行，未依上揭自首規定酌減其刑，復未加說明，要無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上訴意旨㈥所指，亦無理由。至其餘上訴意旨，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等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理由已詳加說明、指駁之事項，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任意指摘為違法，且再為單純事實之爭執，自難謂為有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六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最高法院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官陳世雄法官王梅英法官江振義法官洪昌宏法官吳信銘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中華民國一○五年七月一日Ｅ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最高法院一○五年度台上字第一五五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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