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年度台上字第643號｜刑事：偽造文書｜裁判日期：111 年 03 月 30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643號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呂光華被　　　告　賴皇麟選任辯護人　陳宏彬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0年9月30日第二審判決（109 年度上訴字第2107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調偵字第1707號、108年度偵字第898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其附表編號1、3所示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理由一、本件原判決以此部分公訴意旨略稱：㈠被告賴皇麟明知未得萩居有限公司（登記負責人為王騰億，後變更登記為萩居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下稱萩居公司）之同意或授權，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而偽造內容為萩居公司同意出租經營權之「營業讓與契約書」（下稱系爭營業讓與契約書），並在甲方欄上，偽造「王騰億」之署名1 枚，另持向某刻印店偽刻之「萩居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及該公司代表人「王騰億」印章各1 枚蓋印，偽造「萩居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及「王騰億」之印文各1 枚，以此方式虛偽表示萩居公司同意讓與坐落新北市○○區○○路0 號之烏來溫泉會館（下稱本案會館）之經營權。而於民國106年1月16日，在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南路某按摩館內，持偽造之系爭營業讓與契約書向告訴人詹巧薇詐得新臺幣（下同）30萬元；㈡被告復於106年3月15日前某日，持面額200萬元之本票1張，及富旺綜合有限公司（登記負責人為黃盈蒼，下稱富旺公司）名義所開立之支票7 張，和系爭營業讓與契約書，向告訴人楊金順佯稱：因有金錢需求需借貸200 萬元，願意以本案會館之經營權及前開票據作為保證，並預先支付利息錢3 萬元云云，致告訴人楊金順陷於錯誤而應允，於106年3月15日匯款197 萬元予被告所指定之帳戶中。因認被告此部分行為均涉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但經審理結果，認不能證明被告此部分犯罪，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論處被告如其附表（下稱附表）編號1、3所示行使偽造私文書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論處被告犯詐欺取財2 罪刑（即如附表編號1、3「本院判決主文」欄所示，至該表「犯罪事實」欄關於本院〔指原審〕判決事實欄二㈠、二㈡之記載部分，應為本院〔指原審〕事實欄二、三之誤植），另就被告此部分被訴想像競合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部分，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固非無見。二、刑事訴訟以直接審理為原則，必須經過調查程序，以顯出於審判庭之證據資料，始得採為判決基礎。又審判中證物之調查，如該證物係由法院或檢察官透過直接之感官作用，就該證物之形態、性質、形狀、特徵、作用加以查驗，依其內在心理作用予以認定，並以查驗之結果作為證明事實之用，此種證據資料獲取之方式，即屬刑事訴訟法所規定之勘驗，乃為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所實施之處分，自應依同法第42條第1 項規定，製作勘驗筆錄，記載實施之年、月、日及時間、處所並其他必要之事項，而依同法第165條第1項規定宣讀或告以要旨，並依同法第288條之1第1項、第288條之2 規定，給予當事人等辯明證據證明力之機會，維護司法權之正確運作。倘未經勘驗程序製作勘驗筆錄，並經合法調查程序，逕於判決書內敘明就其查驗之結果，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即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背法令。原判決認被告被訴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部分，其犯罪不能證明，理由主要係以：觀之系爭營業讓與契約書及萩居公司之公司變更登記表，兩者蓋用之「萩居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王騰億」印文，其字體、字型、筆順、大小均幾近相同，並與被告於偵查中所提出富旺公司開立給萩居公司合計面額175萬之7紙支票（見調偵卷第31至35頁，即面額75萬元支票2紙，到期日分別為106年2月16日、同年3月2日；面額5萬元支票5紙，到期日分別為106年1月21日、1月24日、2 月21日、3月30日、3月30日，下稱本案7 紙支票）上所蓋用「萩居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王騰億」印文極為相近，依該些蓋用「萩居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王騰億」印文相互比較觀察，幾可判斷為同一印章所印出，實難遽認系爭營業讓與契約書上所蓋用之「萩居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王騰億」印文係屬偽造等語（見原判決第13頁）。倘若無誤，原審似已以卷內書證所呈之形態、特徵進行查驗，然卷內並未見原審製作勘驗筆錄，並踐行證據調查程序，給予當事人等辯明證據證明力之機會，原判決即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其訴訟程序之踐行難認適法，而影響於判決結果。三、無罪或不另為無罪諭知之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308 條前段之規定，應記載其理由，故對於被告被訴之事實及其不利之證據資料，如何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何以不罰，均應逐一詳述其理由，倘其理由說明與卷內證據不相適合者，即有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法。又證據雖已調查，但若仍有其他重要證據或疑點尚未調查釐清，致事實未臻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決，仍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原判決又略稱：被告於偵查中所提出之本案7 紙支票，經核該些支票之票面金額總計為175 萬元，恰與系爭營業讓與契約書所記載：轉讓權利金為175 萬元（傭金25萬）之金額相符，亦與被告一再主張其以150萬元代價（175萬元扣除傭金25萬元即為150 萬元）向萩居公司買回，再轉讓給告訴人詹巧薇等語相符，更堪認系爭營業讓與契約書係由被告所擬具，並由被告以富旺公司名義開立上開支票做為支付權利金之依據。再者，本案7 紙支票，受款人均為「萩居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且其中發票日期106年2月16日、面額75萬元、支票號碼000000000 號之支票嗣經提示後遭退票，有法務部票據信用資訊連結作業1 份在卷為據（見偵字第8981號卷第245 頁），可見該些支票應確有交付予萩居公司收受，始可能由萩居公司持以提示，由此更可認系爭營業讓與契約書上所蓋用「萩居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王騰億」印文應為真正等詞（見原判決第12、13頁）。惟經核對卷內資料，被告於偵查中所提出之本案7 紙支票，均是票據正面影本，並無從得知其提示人為誰？且僅其中發票日為106年3月30日、面額5萬元、支票號碼AE0000000號之支票1紙，其受款人處蓋有萩居公司及王騰億之印文，餘6紙支票（含上述支票號碼000000000 號之支票）其上萩居公司及王騰億之印文，均是蓋用於發票人富旺公司印文之旁，而受款人欄均屬空白（見調偵卷第26、31至35頁）；再者，告訴人楊金順於偵查中係申告略稱：被告與黃盈蒼於106年3月15日向伊借貸200 萬元，被告則以「萩居公司」與被告所開立之7紙支票面額共計175萬元，及本案會館之租賃經營權、被告所開立之面額200萬元支票1紙供作擔保，並提出借貸契約書、系爭營業讓與契約書及該支票7 紙影本（即面額75萬元支票2紙，到期日分別為106年2月16日、同年3月2 日；面額5萬元支票5紙，到期日分別為106年1月21日、1月24日、2月21日、3月30日、3月30日）為證（見偵字第8981卷第3、15至21、31至41頁）。假使無誤，本案7紙支票，其中有6 紙支票上萩居公司印文所表彰者，似係共同發票人，並非受款人，如何由萩居公司提示兌領？且此與告訴人楊金順所提出之7紙支票，似屬相同之票據，如果被告當真是將本案7紙支票交予萩居公司提示付款，作為支付權利金之用，何以有 6紙支票是與萩居公司為共同發票人？甚至楊金順又能取得相同之支票供作借款之擔保？原判決遽謂該些支票應確有交付予萩居公司收受，作為支付權利金之用云云，尚嫌與卷內證據不合，而有判決理由矛盾之可議。此外，觀諸卷內系爭營業讓與契約書之契約條款二係載稱「轉讓權利金：175 萬元正（付款方式開立票據如附件）（備註：傭金25萬）」等詞，惟詹巧薇持以申告時並未提出該附件（見他字卷第21頁，告證10），此附件所指票據為何？是否即為本案7 紙支票？實有欠明。再楊金順既已具狀告稱亦持有系爭營業讓與契約書及被告所開立之7 紙支票，如上所述，倘原審認為系爭營業讓與契約書、本案7 紙支票及萩居公司之公司變更登記表上萩居公司之大小章均為相同，似得各請詹巧薇、楊金順提出所執之系爭營業讓與契約書、前述7 紙支票正本，資以查對其上萩居公司大小章之印文是否確為真正？縱然支票號碼000000000 號之支票曾經提示後遭退票，惟其提示人為誰？亦非不得繼續查證，凡此均攸關於本案7 紙支票是否確係被告交予萩居公司作為權利金之用？系爭營業讓與契約書上關於萩居公司大小章印文部分，是否與卷內公司登記表、本案7 紙支票上該公司之大小章印文相同？有無偽造之情事？等重要爭點，實有進一步調查之必要，原審未妥為探究釐清及論敘說明，遽行判決，即有證據調查職責未盡之違誤。四、以上或係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且第三審法院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原判決之上開違背法令情形，已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從據以自為判決，應認原判決關於如附表編號1、3所示部分有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更審之原因。至原判決事實二、三部分（即附表編號1、3部分）認上訴人另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部分，雖屬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但公訴意旨既認與前開經發回部分有想像競合犯裁判上一罪關係，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應併予發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30 日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官吳信銘法官何菁莪法官梁宏哲法官沈揚仁法官蔡廣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11 日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64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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