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840號｜法律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840號上訴人潘榮璋選任辯護人崔駿武律師陳玉心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文書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0年9月30日第二審判決（109年度上訴字第3106號，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緝字第812、813、8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認定上訴人潘榮璋有如其事實欄（下稱事實欄）一之(一)（含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二）所載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依想像競合犯之例，從一重論處上訴人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想像競合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敘明其所憑之證據及論斷之理由。對於上訴人所辯各節，何以不足採信，均於理由詳加指駁及說明。核其所為論斷，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自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的違法情形存在。三、上訴意旨略以： (一)原判決採信證人孫倢羚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詞，而不採證人高主安、郭淑君所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詞，又未說明所憑理由，已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又原判決單憑所謂上訴人係因此獲得利益最大者，於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之情形下，逕行推論「張旭昇」之印文為上訴人所偽造，有違無罪推定原則。 (二)原判決以上訴人提供張旭昇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予孫倢羚一節，遽認「權利轉讓契約書」上「張旭昇」之印文，為上訴人所偽造，其採證認事違反經驗法則。 (三)原判決就上訴人所提供之事實欄所載「十二章」建案6戶房屋、5個車位，已認係作為附條件買回條件，卻又認為是作為借款擔保，而兩者實無並存之可能性，有理由矛盾之違誤，且違反經驗法則。四、本院查： (一)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係屬事實審法院判斷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未違背證據法則，且與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無違，亦無明顯濫用裁量權之情事，即無違法可言。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如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尚非法所不許；又間接事實之本身雖非證據，然因其具有判斷直接事實存在之作用，故經由間接事實所形成之間接證據，即具有證據能力，但如何由間接事實推論直接事實之存在，仍應為必要之說明，始足斷定其所為推論是否合理。須強調者，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自屬當然。 (二)原判決說明：依憑上訴人之供述，以及證人張旭昇、李能統、高主安、李岳霖、孫倢羚於警詢、偵查及第一審審理時之證述、佐以相關各該契約等文件，足認上訴人有事實欄一之(一)所示「十二章」建案相關之簽約、借款等客觀事實。又高主安與上訴人為負責人之佳達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簡稱佳達建設公司）所簽立「權利轉讓契約書」（上訴人將附表二編號1、4、5、8、15、16所示土地、建物所有權狀信託交付元大商業銀行保管），而上訴人另出具「運用指示函」略為：張旭昇將預售房地權利讓渡予高主安，請求元大商業銀行將承購戶個人資料改為高主安等語。張旭昇於偵查、第一審審理時均證稱：「權利轉讓契約書」上之「張旭昇」印文，與其所持用印章之印文不同字體；李能統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本件「張旭昇」房屋款項明細表上「張旭昇」印文之印章，並非其提供給他人，其與張旭昇沒有刻過這個印章各等語。且有張旭昇於第一審審理時提出其所使用之「張旭昇」印章所蓋之印文，與上述房屋款項明細表、「權利轉讓契約書」上之「張旭昇」印文，外觀、字型、大小迥異。復參以上訴人提供予元大商業銀行之「權利轉讓契約書」，所附張旭昇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係李能統傳送予上訴人所列印而成，核與孫倢羚於第一審審理時所證：「權利轉讓契約書」係上訴人於事後補正，當時還缺張旭昇之身分證，孫倢羚請上訴人整理好後一起補正等語。此外，相較佳達建設公司自取得高主安、李岳霖之借款後，於2週內即支出共計新臺幣（下同）2,992萬8,500元，並將貸得款項全數花用，而孫倢羚則未從中獲取何項利益，顯與亟需支付相關開支之佳達建設公司及上訴人具有利害關係。又張旭昇若於105年10 月12日，已同意轉讓預售房地權利予高主安，即非預售房地權利之債權人，自無可能於同年12月2日尚同意延展借款還款期日，並仍以預售房地權利作為擔保等間接證據，而為合理推論。可見是上訴人在「權利轉讓契約書」上偽造「張旭昇」之印文。而上訴人代表佳達建設公司就所積欠張旭昇之4,500萬元屆期前，復於105年12月2日展期，而又有如上行為，足見佳達建設公司已無力償還張旭昇4,500萬元。再者，李岳霖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原來是要與孫倢羚擬附買回方式的契約，但孫倢羚聽到上訴人表示，張旭昇要將預購權利轉讓，上訴人為了取信於李岳霖，所以用張旭昇向上訴人購買的房地轉讓給李岳霖，才會有「權利轉讓契約書」；關於「投資契約書」第2點所約定，乙方（即佳達建設公司）應提供不動產抵押給甲方（即高主安），係李岳霖向孫倢羚表示覺得保障不夠，孫倢羚表明上訴人願意再提供「南港建物」之第二順位抵押權、本票、支票作為擔保，總共4樣物品信託在元大商業銀行作為借款擔保等語。核與孫倢羚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投資契約書」第1點是「十二章」建案、第2點是南港舊莊街房屋，各該房地為上訴人所提出，是要以「十二章」建案預售房地向李岳霖借款，而南港房屋係為加強擔保，所以拿出來設定第二順位等語，大致相符。足認上訴人透過孫倢羚與李岳霖磋商借貸事宜時，已由最初附買回契約之方式，變更為簽立「權利轉讓契約書」，以轉讓張旭昇預售房地權利予高主安，並提供土地、建物所有權狀正本及簽發支票、本票交付元大商業銀行保管，作為借款之擔保。「權利轉讓契約書」內容既由上訴人所擬具，上訴人知悉預售房地權利已提供張旭昇作為借款之擔保，仍透過孫倢羚向李岳霖佯稱提供預售房地權利作為借款之擔保，並經李岳霖向高主安轉達此情，益證上訴人主觀上顯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等旨。就上訴人所辯：其未看清楚「權利移轉契約書」、「運用指示函」等文書即簽名，以及預售房地僅係借款之擔保，並無移轉所有權之真意等情。原判決進一步說明：依孫倢羚於第一審審理時所證、孫倢羚與上訴人間LINE通訊軟體上的對話紀錄，以及孫倢羚所使用公務電子郵件信箱所發送信件之附件，足見上訴人與孫倢羚間曾多次就「權利轉讓契約書」、「投資契約書」之內容，加以確認，殊無可能不知「權利轉讓契約書」之內容，即輕率於其上用印並簽名。而依李能統、張旭昇於第一審審理及李岳霖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以及「借款協議書」第2點後段之約定，可見佳達建設公司與張旭昇係明確約定，擔保第三人就預售房地對於張旭昇不得主張任何權利，從而佳達建設公司與張旭昇間約定若佳達建設公司未能返還借款，於「十二章」建案興建完成時，張旭昇得依土地、建物預定買賣契約書取得預售房地之所有權；其後佳達建設公司與高主安間另約定，若佳達建設公司未能返還借款，於「十二章」建案興建完成時，高主安得依土地、建物預定買賣契約書取得預售房地之所有權。再依上訴人所擬「運用指示函」內容，亦足見佳達建設公司係指示元大商業銀行將預售房地之「一切」權利「讓渡」由高主安「概括繼受」，將預售房地權利之權利人由張旭昇「變更」為高主安，於建案興建完成時，由高主安單獨取得預售房地之所有權。復以張旭昇與佳達建設公司簽立之「借款協議書」第2點約定，佳達建設公司以預售房地權利作為向張旭昇借款之擔保，其擔保範圍非僅限於借款本金債權，尚包括由一定法律關係所生之債權、基於票據所生之權利之利息、違約金及相關費用等，擔保範圍顯非限於4,500 萬元以內。而孫倢羚於偵查及第一審審理時，就「權利轉讓契約書」、「運用指示函」之簽名、用印順序等過程之主要事實及基本情節，前後證述大致相符，並無明顯重大矛盾之處，核與李能統所證各節大致相符。反觀依高主安於第一審審理之證述，可見高主安因完全信任友人李岳霖，而於簽署「權利轉讓契約書」及「投資契約書」時，並未詳細檢視內容，且未能確認至民間公證人處公證何項契約書；李岳霖於偵查、第一審審理時證述，關於「權利轉讓契約書」之簽名、用印順序等，均係轉述高主安所言，而應以孫倢羚之證述較為可信。至孫倢羚與元大商業銀行信託部員工郭淑君間，就郭淑君曾否核對「總表」、「權利轉讓契約書」上之「張旭昇」印文等節，所述雖有歧異，惟孫倢羚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因為委託人係佳達建設公司，信託銀行針對「運用指示函」只要確認係佳達建設公司的意思即可；郭淑君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其有看過「運用指示函」、佳達建設公司變更登記表、章程、「權利轉讓契約書」，只有針對「運用指示函」部分核對佳達建設公司之印文，依銀行作業手冊不需要核對「張旭昇」之印文各等語。足見孫倢羚、郭淑君就僅須核對「運用指示函」上所蓋佳達建設公司之印文，是否與該公司在元大商業銀行原留印文相符，而無庸核對「運用指示函」之附件即「權利轉讓契約書」上「張旭昇」之印文，所述大致相符。孫倢羚所言縱有些微瑕疵存在，仍不能執此全然排除其證述內容之可信性等旨。原判決並非僅以上訴人提供張旭昇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以及孫倢羚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詞，認定上訴人犯罪事實。且原判決就何以不採高主安、郭淑君所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詞，已詳為敘述其取捨之理由；認定張旭昇、高主安之約定內容各節，已詳述所憑之理由，並綜合卷內各項訴訟資料，而為論斷說明。此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行使之事項，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不得任意指為違法。上訴意旨仍執陳詞，泛言指摘：原判決採證認事，有理由不備、矛盾之違法，並違反經驗法則、無罪推定原則等語，自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五、綜上所述，上訴意旨或係就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或就採證認事裁量之事項，再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關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刑事訴訟法第376 條第1項各款所規定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除第二審法院係撤銷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而諭知有罪之判決，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提起上訴外，其餘均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為該條項所明定。另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關係之一部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而他部得提起上訴時，依審判不可分之原則，第三審法院應就全部併予審判，係指得上訴部分經提起合法上訴者，始有其適用。如得提起上訴部分之上訴為不合法，法院既應從程序上駁回該部分之上訴，而無從為實體上判決，則不得上訴部分，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併為實體上審判。本件既以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駁回上訴人得提起上訴之行使偽造私文書部分之上訴，則其想像競合所犯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詐欺取財罪，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5款（修正前第4款）所定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罪之案件。上訴人關於此詐欺取財部分之上訴，已無從併為實體上審判，應毋庸審酌有關此部分之上訴理由，併予駁回。又對於本案之判決提起上訴者，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7第1項前段規定，其上訴效力固及於以被告違法行為存在為前提之第三人（參與人）相關沒收判決部分，惟須其上訴係合法時，始有效力相及之可言。本件上訴既不合法，其上訴效力自不及於原判決關於參與人佳達建設公司（破產管理人李後政、李岳霖律師）沒收部分之判決，此沒收部分不在本院審判範圍，無須記載原審參與人為本判決之當事人。至原判決就事實欄一之(二)、(三)所示犯行，維持第一審判決論處詐欺取財、（行使）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刑部分，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第5款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罪之案件。上訴人於「刑事上訴狀」係表明就「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案件，提起上訴，且未表明上述部分之上訴理由，復經檢察官指揮執行（見原審卷二第241至243頁），應認此部分未經提起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併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3　　日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李錦樑法　官周政達法　官蘇素娥法　官林婷立法　官錢建榮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杜佳樺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7 日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84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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