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八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二○二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二○二號

上訴人

甲○○

右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五日第二審

判決（八十四年度上訴字第一五○六號，起訴案號：台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四

年度偵續字第二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理由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於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向洪維新承包座落南投縣魚池鄉○○村○○段三－四○三、三－四○七號土地上檳榔園之採收權，於八十三年一月三日上午八時至九時二十分許，携帶其所有客觀上足以對人體生命安全構成威脅之檳榔刀一支，前往上開地點採收檳榔果實時，明知鄰地檳榔園係地主劉天生所有，已包租給巫進旺、陳明舜採收，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越界進入劉天生所有之檳榔園，以上開檳榔刀竊取檳榔果實約三千粒，得手後為劉天生發覺，報警查獲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改判仍論處甲○○携帶兇器竊盜罪刑，固非無見。

惟查，㈠、原審依憑證人王秋郎證述上訴人確係偷割檳榔、及有村民洪金土等二十餘人出具之證明書，載明上訴人偷竊檳榔後，經巫進旺邀集部落庄眾合力圍捕，終於人贓俱獲，上訴人自知理屈，坦承犯行願意賠償等情，暨上訴人亦供認簽發新台幣（下同）三十萬元之支票賠償告訴人巫進旺等事證，資為認定上訴人犯罪之證據。但王秋郎於案發時並不在場，僅係事後參與協調賠償而已（見八十三年度投偵字第一○五九號卷第二十三頁），其憑何認定上訴人係偷割告訴人之檳榔，而非誤採﹖且上訴人於警訊中陳稱，伊被劉天生發現誤割檳榔後，即要求劉天生以電話通知陳明舜，伊願意賠償，劉某即通知陳明舜到場，詎陳明舜邀同陳國棟、陳洵堯前來，威脅伊賠償二百萬元，並將伊押至魚池鄉吳鑄穆住處借款未果，又押往陳國棟住處，再轉往許堂坤住處，巫進旺即夥同上述三人聯手加以毆打，伊被迫簽發一紙三十萬元支票、一紙五十萬元本票交與陳明舜等人，伊並未承認盜割檳榔云云（見八十三年度投偵字第一三○四號卷第九至十二頁），該陳明舜、巫進旺、陳洵堯、陳國棟四人因而涉嫌妨害自由，亦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見同上卷第五十頁；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並檢附台灣台中地方法院八十三年度訴字第二七七六號、訴緝字第一○七八號刑事判決書，證明陳明舜等四人均經判處罪刑）；而證人劉天生亦證述當時係伊打電話通知陳明舜到場處理等語（見八十三年度投偵字第一○五九號卷第九十一頁），則上訴人並非被發現竊盜後逃逸，經鄉人圍捕而人贓俱獲，前述證明書所載似與事實不符；另上訴人簽付三十萬元支票與告訴人，究竟是否自願賠償，抑或被陳明舜等人強迫而為﹖即非無疑，原審未詳細調查，逕採上述證據為論罪之基礎，自與證據法則有違。㈡、證人洪維新於偵查中係證稱「他（指上訴人）去年租我隔壁的（檳榔園），我以為他知道界址，所以沒帶他去看。」等詞（見同上偵查卷第九十一頁背面），乃原判決理由（第二段）竟謂上訴人「前又承包過洪維新之檳榔園，豈有不知洪維新檳榔園之理」，而據以認定上訴人竊盜，所為論斷即與卷證資料不符，自屬理由矛盾之違誤。㈢、證人廖大振於警訊時陳稱，上訴人於三年前曾誤割龎大森之檳榔，央伊出面幫忙調解，賠償四萬元等情（見同上卷第七十三頁），但上訴人說明係工人誤割，非伊所為（見同上卷第七十七頁背面），該次姑不論係上訴人誤割他人檳榔、抑或工人所為，既係誤割，上訴人又已賠償，並無犯罪可言，乃原審竟執此認為「難認上訴人無再犯之虞」，而指摘第一審諭知上訴人緩刑為不當，予以撤銷改判，亦屬理由矛盾。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非無理由，應認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又本件雖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第二款所列之案件，惟於修正刑事訴訟法施行法前，原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且已繫屬於法院，依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仍應依施行前之法定程序終結之，附此敍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八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