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五年度台上字第四七九五號｜刑事：背信｜裁判日期：85 年 10 月 04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五年度台上字第四七九五號上訴人　甲○○ 右上訴人因背信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六日第二審更審判決（八十三年度上更㈠字第一八四號，起訴案號：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一年度偵字第一七二二七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理由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與游登波、賴正忠、董昭榕、鄭琤娟、賴張金枝等六人於民國八十年五月間，各出新台幣（下同）二十萬元合資設立冠益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冠益公司），經營鏢箱等運動器材之生產、販賣之業務。上訴人自八十年六月中旬起擔任該公司之董事即負責人，為受公司委任處理業務之人。詎其因自己另經營以其妻名義為負責人之源基企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源基公司），從事與冠益公司相關之加工業務，唯恐源基公司之客戶，受冠益公司同業競爭之影響，而不願再將加工業務交予源基公司承作，竟意圖損害本人即冠益公司之利益，自其接任冠益公司負責人起，從未對外招攬任何生意，任由冠益公司業務荒廢，且將公司資金任意使用，對部分支出項目不依規定取得合法憑證，以致帳目不清，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冠益公司在同年七月底業務即告停頓，致生損害於冠益公司之財產。嗣股東賴正忠、游登波要求查閱帳目，上訴人即以公司虧損資金耗盡為由搪塞，僅退還股金賴正忠（包括其妻賴張金枝）、游登波（包括其妻鄭琤娟）各五萬五千元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諭知上訴人無罪之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罪刑，固非無見。惟查：㈠、科刑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與所採之證據，不相適合，即屬證據上理由矛盾，其判決當然為違背法令。且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證明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必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原判決以上訴人甲○○在偵查中之供詞，認定上訴人有不為該公司招攬生意之違背任務行為。惟查上訴人於偵查中係稱：「我自己是源基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做鏢箱加工之工作，而新設立之冠益公司做的也是鏢箱工作，如果我積極的拉業務，會導致源基公司之客戶不願給源基做。但我也有積極的經營，所以我找現有之客戶談生意（百立、大裕二家），可是他們沒有再下訂單。」、「我和游先生（即游登波）也到百立，及和賴先生（即賴正忠）到大裕公司去拉客戶，但因為公司新成立，他們公司要看情形，所以並不是我沒有積極拉客戶。」（見偵查卷第四十二頁），是上訴人在偵查中似未坦承有背信犯行，而係稱其未為冠益公司向源基公司之原有客戶招攬生意，但有向百立、大裕等公司洽談生意。原審未綜觀上訴人全部答辯意旨，斷章取義謂上訴人在偵查中已坦承犯罪，並據為論罪證據之一，即有證據上之理由矛盾之違法。㈡、原判決謂上訴人從未對外招攬任何生意，任由公司業務荒廢，且將公司資金任意使用，短短一個多月，幾乎將公司之一百二十萬元股本虧損殆盡，因而認上訴人有背信犯行。惟查依上訴人及告發人游登波、賴正忠於原審所述，冠益公司登記之資本額雖為一百二十萬元，但實收資本額僅六十萬元，即上訴人及告發人每對夫妻出二十萬元，其中五萬元由游登波於八十年五月間所收，另十五萬元則於八十年六月間由上訴人改任公司負責人後，由上訴人收取，游登波僅移交三萬餘元予上訴人（見原審卷第十六頁至第十八頁）。則原判決謂上訴人幾乎將一百二十萬元之公司股本虧損殆盡云云，顯與卷證資料不符，已有可議。又原判決所謂「將公司資金任意使用」，究竟係何所指﹖係為公司之營運而使用，抑為自己之不法利益使用而侵占公司款項﹖攸關是否成立侵占罪，乃原審竟含混其詞，未為確切翔實之記載，致事實有欠明瞭，本院無從為其適用法律當否之判斷，亦有未合。㈢、有罪之判決書對於被告有利之證據不採納者，應說明理由，為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條第二款所明定。查告發人賴正忠於偵查中稱：「有去一次（指與上訴人共同至百立、大裕公司拉客戶），是去收貨款，但他（指上訴人）有跟老闆談一些生意，有談成一筆五十組的鏢箱。」（見偵查卷第四十三頁）。上開證言，在客觀上係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原判決不予採納，復未說明其理由，難謂無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尚非全無理由，應認仍有發回更審之原因。又本件雖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第五款所列之案件，惟於修正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原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且已繫屬於法院，依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仍應依施行前之法定程序終結之，附此敍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月四日最高法院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官董明霈法官丁錦清法官楊商江法官賴忠星法官林茂雄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月十一日

最高法院八十五年度台上字第四七九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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