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一七七號｜刑事：違反稅捐稽征法｜裁判日期：86 年 07 月 10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一七七號上訴人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戊○○ 丁○○ 丙○○ 甲○○ 乙○○ 右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稅捐稽征法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六月十一日第二審判決（八十四年度上易字第四五二號，起訴案號：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二年度偵字第二二八九三號、八十三年度偵字第三四○六、五四八五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理由本件原判決認定被告戊○○、丁○○二人係兄弟，蔡惠麗係戊○○之妹，丁○○之姊，民國七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由蔡惠麗任負責人，在高雄市○○區○○路五十八巷八之二號設立丞厚企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丞厚公司），經營非鐵金屬、五金材料等物品之進出口買賣業務，初尚正規經營，後因同業為應付稅捐機關查核，需大量統一發票，取得不易，開始有需索統一發票情形，而開立統一發票須繳納稅捐，因此，需索統一發票之公司行號須支付稅捐及費用方能取得，戊○○、丁○○二人見有利可圖，竟共同基於偽造文書、及幫助他人逃漏稅捐之概括犯意，先是戊○○於蔡惠麗出國，由其處理丞厚公司業務之際，自八十一年一月間起，大量提供業務上登載不實之丞厚公司統一發票予其他同業，按統一發票票載金額收取百分之八至十之代價，共計幫助逃漏稅捐金額新台幣（下同）三千七百八十五萬二百九十元，嗣為避免稅捐機關查覺，乃又自他處取得虛設於台北市之富隆五金行、勇勝企業行、億信五金工程行、亞總企業有限公司之統一發票充作進項憑證，以應付查核，因開立大量丞厚公司之統一發票易為稅捐機關起疑，二人遂謀議另行開設公司，而於八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由戊○○以其妹婿楊紹遠名義，在高雄縣大寮鄉○○路六十巷三十七號設立丞泓企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丞泓公司，八十一年七月十三日申請註銷，八十一年八月十七日以戊○○之妻蔡傅百合名義重新設立），主要仍以提供不實統一發票方式賺取不法利益，並幫助逃漏稅捐（詳細張數及幫助逃漏稅捐金額如原判決附表編號一所示），除可分散丞厚公司開立統一發票太過集中情形外，更可提供更多統一發票予同業獲取利益，因同時有丞厚、丞泓兩家公司，需要更多進貨憑證，二人乃與被告丙○○基於共同犯意聯絡，由丙○○覓得有犯意聯絡之被告甲○○、乙○○二人充當人頭，於八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由甲○○為負責人，在高雄市○○區○○路三九九號一樓設立忠新五金行，同年月二十五日由乙○○為負責人，在同址設立世隆企業社（八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遷址至高雄市○○區○○街二三八號一樓），登記之經營項目均為五金建材買賣，且均領用統一發票，以提供丞厚公司、丞泓公司及爾後成立之其笙企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其笙公司）作為進項憑證，同時亦以面額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之價格賣與不肖廠商幫助逃漏稅捐（詳細開立發票情形及幫助逃漏稅捐金額如原判決附表編號二、三所示）。而忠新五金行、世隆企業社則以取自台北地區亦係虛設行號之億信五金商行、廣和行、漢泰行、泰旺行及自高雄市之虛設行號承慶企業行之統一發票共三百四十五張，金額共三億五千五百零五萬三千二百四十一元，作為進項憑證；因有上述重重保障，戊○○、丁○○所賣出之不實統一發票不易為稅捐機關查獲，致下游廠商取得丞厚、丞泓兩公司之統一發票者，皆省卻不少稅捐，因而需索者更多，二人乃又謀議再成立一家公司，遂以丁○○之妻蔡黃鈴月名義，於八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在高雄市○○區○○街一百一十七號設立其笙公司領取統一發票，除部分供丞厚公司作為進項憑證外，主要仍作為販賣與廠商幫助逃漏稅捐之用（詳如原判決附表編號四所示），其進項憑證則以世隆企業社、忠新五金行及爾後設立之鑫企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鑫公司）、厚高企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厚高公司）不實登載之統一發票作為進項憑證。戊○○、丁○○兄弟為充分利用虛設之世隆企業社、忠新五金行之統一發票，自八十一年七月間起，即不間斷的以統一發票票載金額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代價出售統一發票予世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設於台中縣太平鄉）等全國各地多家公司行號，設於台中市○○街○段八十二號四樓九室之長業廣告事業有限公司及設於台中市 ○○○○街十一之四號六樓之新業廣告股份有限公司於八十一年十二月間，亦分別取得世隆企業社之不實之統一發票各一張，票載金額各為二百一十萬元、二百萬元。嗣因世隆企業社、忠新五金行之統一發票已使用甚久，目的已達，再繼續使用，恐為稅捐機關查覺異常，而乙○○、甲○○因未能按時取得代價，有不滿情形，戊○○、丁 ○○遂決定不再使用該二家行號之統一發票，而於八十二年五月二十日，申請註銷該二商號，另行於八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以郭信福名義，在高雄市○○區○○路八十三號三樓之一虛設鑫公司，領用之統一發票全部開給丞厚、丞泓、其笙三家公司作為進項憑證，且於八十二年十月即申請停業，計自八十二年六月起至八月止，共開立四十九張不實統一發票，金額共三千三百七十二萬一千七百六十四元，同時期，鑫公司取得之進項憑證則取自丞泓、丞厚兩公司，及大部分是虛設於台北市之泰旺行之統一發票。又於八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以丞厚公司股東邱正川名義，在高雄市○○ 區○○路十八號虛設厚高公司，並領用統一發票，同年八月十三日，遷址至高雄市鼓山區○○○路四十二之十五號，未再領用統一發票，旋即於同年十月五日申請歇業，計在八十二年七、八月間，共開立不實之統一發票二十六張，金額共一千八百零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元，全部開給丞泓、其笙公司作為進項憑證。以上共計幫助逃漏稅捐達七千七百七十萬九千三百八十八點六元（其中營業稅一千二百九十五萬一千五百六十四點九元，營利事業所得稅六千四百七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四點七元）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不當之判決，改判依牽連犯關係，從一重論處被告等共同連續幫助納稅義務人以詐術逃漏稅捐（丁○○、甲○○、乙○○為累犯）罪刑，固非無見。惟查㈠原判決事實欄並未認定丞厚、丞泓、其笙公司及忠新五金行、世隆企業行係虛設之公司行號，乃理由內竟謂均屬虛設之公司行號，無營業行為，被告等向其他虛設行號之億信五金商行等取得統一發票，作為上開丞厚等公司行號之進項憑證部分，無逃漏稅捐問題云云，其認定之事實與理由，顯不相適合，難謂無理由矛盾之違法。㈡原判決既認定被告等簽發業務上登載不實之統一發票販賣，則能否謂僅係牽連犯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五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而非牽連犯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六十六條第一款之以明知不實事項填製會計憑證罪，殊有研究餘地。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應認有發回更審之原因。至原判決不另諭知無罪部分，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應併發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十日最高法院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官謝家鶴法官羅一宇法官吳昭瑩法官陳世淙法官王德雲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十七日

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一七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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