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五六八號｜刑事：偽造文書｜裁判日期：86 年 07 月 31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五六八號上　訴　人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　甲○○ 右上訴人等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二審判決（八十四年度上訴字第四七○三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三年度偵續字第二一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理由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甲○○於民國八十一年一月十三日因欲成立璜米羅有限公司（下稱璜米羅公司），明知張梅香所交付之身分證影本，僅用以報稅，竟未徵求張梅香之同意，偽刻張梅香之印章，並盜用其國民身分證影本，將張梅香虛列為該公司股東，並虛載其出資額為新台幣（下同）十萬元，委由不知情之會計師持向經濟部申請成立該公司，使經濟部承辦之公務員於八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將此虛偽事項登載於公司登記資料內，足以生損害於公司管理之正確性及其他股東等情，因而維持第一審判決論處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累犯）罪刑，駁回檢察官及被告分別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惟按事實審法院對於案內一切證據，不論有利或不利被告，凡與待證事實有關者，均應依職權詳為調查，方足發現真實，然後基於調查所得之心證以為判斷之基礎，苟未加調查，遽為有利或不利被告之認定，又未於判決理由內說明其不予論列某證據之理由，即難謂無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及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又證據雖已調查而其內容尚未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決，仍屬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原判決認定被告有偽造文書犯行，係以被害人張梅香供稱：當時伊有佣金所得五萬元，故將身分證影本傳真予被告報稅，伊未交印章予被告，亦不知為何成為璜米羅公司股東等語（見偵續卷第一一八頁、第一審卷第四六、七五頁），被告確曾給付五萬元予張梅香，並有公司設立登記申請資料在卷，又被告所舉證人鮑蘭芳、彭兆玄則不能為有利被告之證明為論據。卷查被告自始否認犯罪，辯稱：張梅香因於璜米羅公司設立前，協助被告產品設計並提供廠商資料，及代璜米羅公司向廠商訂購材料等，被告心存感激而邀其入股，允以十萬元之乾股，並給予一年十萬元，先支付半年五萬元之顧問費，有支票登記簿、轉帳傳票及支票足憑；張梅香同意擔任公司股東，以傳真方式提供其身分證影本作為申報股東之用，該身分證影本因傳真收受不清，當時公司會計鮑蘭芳還以電話詢問其確實資料，並在其上記載「萬」即股款、「５股」即五位股東、「」即登記出資額等字，亦有該身分證傳真本可稽；張梅香且於八十一年三月間至被告公司任職並協助公司經營，有其請購午餐之支出傳票及聯絡公司貨物外銷之文書在卷可證等語（參見第一審卷第五二－五五、八五－一一六頁所附答辯狀及證物）。觀諸該支票登記簿、轉帳傳票上載明八十年十二月「張梅香、產品設計打樣顧問費、五○、○○○」、「業務費、張小姐顧問費、五○、○○○元、股東往來」（見第一審卷第一○四、一○五頁），又張梅香該身分證傳真本上亦有加註身分證字號、住址街道門號及「萬」、「５股」、「」等字樣（見第一審卷第五五頁），並據證人曾麗榮稱：張梅香於八十一年初離開伊公司（即同力纖維廠股份有限公司），事後於八十一年間經被告告知張梅香至被告公司上班（見第一審卷第八二頁）；證人彭兆玄稱：被告於「八十年底邀我入股，我拿出二十萬元現金給他，後來他說有張小姐也要參加，我認為股東太多不好，所以我又撤股了」各等語（見原審八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筆錄）。究竟實情如何﹖是否如被告所辯，抑或如張梅香所供 ﹖自應令被告提出上開帳簿文書原本、查報當時公司另一會計莊曉慧現址（該會計是否為偵續卷第九五頁口卡片所附照片之人，並嗣經檢察官傳拘無著者，亦應令被告及其妻陳建文指認），傳喚莊曉慧及鮑蘭芳，就上開證據資料提示其二人辨認以查明實情。另張梅香何以至被告公司任職﹖攸關其有無同意擔任被告公司股東之認定，亦應再行傳訊張梅香查明之。原審就前揭與待證事項有關之證據，未深入調查，遽行判決，自嫌速斷，難認適法。以上違誤，或為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應認原判決有發回更審之原因。至檢察官依告訴人林炳麟之請求，就原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之詐欺及侵占部分，亦提起上訴，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均應併予發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最高法院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官施文仁法官張淳淙法官洪文章法官林錦芳法官花滿堂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八月十二日

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五六八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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