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五六三七號｜刑事：違反稅捐稽徵法｜裁判日期：88 年 10 月 07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五六三七號上訴人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甲○○ 右上訴人因被告違反稅捐稽徵法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八月五日第二審更審判決（八十六年度上更㈠字第三五一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三年度偵字第二六○五二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理由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稱：被告甲○○於民國七十八年七月三日起在台北市○○ 區○○路二三○號十一樓設立「愛拼有限公司」（下稱愛拼公司），為公司之代表人，亦為商業負責人，明知該公司並無進貨、銷貨之事實，而於七十九年一月至八十年九月間，向虛設行號之宏立工程有限公司、詩凱企業有限公司、豐順企業有限公司及井記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取得統一發票二十七張，銷售額新台幣（下同）六千二百八十萬二千六百三十七元，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營業稅計三百十四萬零一百三十五元，並另行起意，虛開不實發票予漢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雙全工程有限公司、偉銓營造有限公司、錢山營造工程有限公司、同順營造工程有限公司、新台企業行、宏立工程有限公司、守利企業有限公司、松洋企業有限公司、詩凱企業有限公司、吉俐工程行等十一家，計一百三十九張，銷貨額為二億二千零三十六萬五千三百三十三元，幫助他人逃漏營業稅計一千一百零一萬五千六百八十六元。又該公司於八十年七月、八月應申報銷售額為五千五百六十六萬七千九百零一元，稅額二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十二元，九月、十月應申報銷貨額為六千七百二十八萬八千四百十六元，稅額為三百三十六萬五千七百六十九元，竟故意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申報前者銷售額為一千零四萬四千二百四十四元，稅額為五十萬二千二百十二元，扣除進項稅額為三萬一千三百五十九元，實際繳稅額四十七萬零八百五十三元；後者僅申報銷售額為七百二十八萬八千八百十六元，稅額三十六萬五千七百六十九元，扣除進項稅額二千五百元，實繳稅額三十六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元，致短繳稅額六百一十萬九千一百二十二元。案經台北市稅捐稽徵處移送，因認被告所為係犯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七條（起訴書漏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及商業會計法第六十六條第一款之罪嫌云云。經審理結果，仍認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因而維持第一審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駁回公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於法顯有違誤。查：㈠本件原判決以愛拼公司於七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以前雖登記甲○○為負責人，但僅屬掛名，實際負責經營者為其表姐夫鍾朝元，此不僅為被告所供明，並經證人鍾朝元結證屬實云云（原判決理由四之㈡），據為被告有利之認定。然據被告甲○○於偵查中供承愛拼公司是伊自己去申請的，實際做過一段期間，是做模板生意。即承認其為愛拼公司實際負責人（見偵查卷第二十九頁）。證人鍾朝元於原審八十六年六月六日訊問時證稱：甲○○是愛拼公司負責人，我在工地幫他（指被告）作，公司事有時我管，有時他管……，兩人共同管理等語，被告亦承認鍾朝元所供無訛，並稱：公司由二人負責云云（原審更㈠卷第三十七頁、第三十八頁反面），嗣該證人於原審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訊問時復證謂：我是表姐夫，我是股東，甲○○乃負責人，工地由二人負責云云（同上卷第四十九頁反面）。同年七月十八日應訊時又證以：我在那裏（指愛拼公司）幫忙，他是我表小舅……，我是工頭，甲 ○○乃負責人（同上卷第六十三頁反面）。顯見本件被告並非掛名負責人，原判決所為論斷，顯與卷存證據資料不相符合。㈡證人鍾朝元雖稱：愛拼公司至七十九年十二月移轉給毛林奎，有向台北市稅捐稽徵處（下稱台北市稅捐處）、台灣省政府建設廳申請變更負責人，後來有准等語（同上卷第六十四頁）。但據台北市稅捐處致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函說明二：「經查首揭（愛拼有限）公司七十九年十二月並無向本處申請變更負責人為毛林奎之資料，原移送書所檢附該公司申報之年⒏及⒐月營業人使用三聯式統一發票明細表上之統一發票專用章，年⒏月尚蓋刻有甲○○之章，僅年⒐月蓋刻有毛林奎之章，若於年⒓月經核准變更負責人，何以遲至年⒐月始予改用，況愛拼公司自年⒒月⒈日起即自歇業」。說明三：「再查⒍⒑至 ⒊間……愛拼公司對外尚以甲○○名義為負責人應無疑義，原判決所依據之變更登記事項卡，係申請所必備之書表之一，並不能證明其係業經核准變更負責人之證據」（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上訴卷第一頁），原審置上述不利於被告之明確事證於不顧，遽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於法顯有違誤。㈢原審就愛拼公司自七十八年七月三日至七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虛開發票及幫助他人逃漏營業稅之情形，函請台北市稅捐處查覆，該處僅就所轄漢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守利企業有限公司之處理情形，有所說明，其餘部分則另行函請所轄稽徵機關查明處理結果中。其中錢山營造工程有限公司部分涉嫌虛開發票金額一百四十二萬八千五百七十一元：同順營造工程有限公司部分更高達七百八十四萬九百十六元，原審不待查明函覆，又未分別傳訊各該公司負責人，究明實情，以為判斷之依據，遽行論斷，自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誤。又證人即台北市稅捐處承辦人黃朝琴雖到庭證稱：「（愛拼公司）進貨公司有部分是虛設行號，部分不是，推測可能是虛設行號」。「（愛拼公司）他們自己沒有逃漏營業稅，現在只追查下游」等語（原審更㈠卷八十六年七月十八日訊問筆錄）。然愛拼公司如無逃漏稅之情形，何需向虛設行號公司取得進貨憑證﹖所供已有矛盾。且其結論，核與台北市稅捐處之移送函及致原審函內容不相一致，原審未函請該處進一步說明，遽執該證人之證言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尤有違誤。且依原審查證結果，愛拼公司對雙全工程有限公司間，顯有跳開發票之情形，即越過其上包林晉和（向雙全工程有限公司承包工程之人），直接開立發票予雙全工程有限公司，其所為有無幫助林晉和逃漏稅捐之情形﹖及漢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既經台北市稅捐處依營業稅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以虛報進項裁罰確定（見同上卷第十七頁），何以不能資為被告不利之認定，原判決理由並未有所說明，遽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自嫌判決理由不備。檢察官上訴意旨，執以指摘，洵有理由。應認原判決仍有撤銷發回之原因。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七日最高法院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官黃劍青法官劉敬一法官林增福法官邵燕玲法官張清埤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十四日

最高法院八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五六三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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