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一三二五號｜刑事：偽造有價證券｜裁判日期：89 年 03 月 10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一三二五號上　訴　人　甲○○ 右上訴人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二審判決（八十八年度上訴字第一四四六號，起訴案號：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五六三三號、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二○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主文上訴駁回。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維持第一審法院論處上訴人甲○○連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累犯）罪刑（處有期徒刑四年）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上訴人另犯之詐欺取財罪部分，經上訴人於原審撤回上訴確定）。上訴意旨略稱：上訴人與呂旭峯確有合夥關係，證人蕭裕川、蕭當華（上訴書誤載為蕭東華）、郭茂廷皆可證明，原審不採納蕭裕川等人之證述，郤採信呂旭峯及其母洪春枝為維護呂旭峯利益而為之指證，遽為上訴人觸犯偽造有價證券罪之判決，於法有違。況且上訴人開立予呂旭峯之切結書，並無補強證據證明與事實相符，呂旭峯與洪春枝在原審（應為第一審之誤）復供明上訴人書立切結書乃上訴人願意承擔一切民、刑事責任之故，呂旭峯更明白供稱是「逼」上訴人寫切結書，該切結書既係以不正方法取得，尤應調查其內容是否與事實相符，否則不得採為判斷事實之根據。再者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於不詳時、地，以不詳方法偽造呂旭峯之支票，如若屬實，何以呂旭峯未報警處理，卻臨訟始要求上訴人寫切結書，況且裕民商行設於雲林縣西螺鎮○○街一號三樓，呂旭峯亦住居於該處，何來不詳時、地、方法﹖又向金融機關開戶請領支票使用，非經本人到場及金融機關派員徵信、對保等手續不可，上訴人若未徵得呂旭峯同意，豈能取得整本支票簽發使用。又洪春枝在第一審乃供述呂旭峯有腳傷，非謂其腦部有傷害，亦請查明。至於原判決雖一再認定上訴人有偽造有價證券前科，惟該案件與上訴人正在執行之偽造文書案件，為同一案件，上訴人仍在上訴中，原審遽認上訴人有此前科，而從重量刑，有判決不載理由及所載理由矛盾之違法。再者上訴人目前正就本案附帶之損害賠償事件，與被害人協調賠償和解事宜，原判決未審酌上訴人犯後之態度，逕行駁回上訴人之上訴，請求發回更審云云。惟查原判決依憑上訴人坦承簽發其附表所示二十三張支票之自白、證人呂旭峯、洪春枝、蕭裕川、廖壹華之證述、告訴人謝木龍、告訴人喜美士公司代表人胡玉生之指訴、彰化商業銀行西螺分行八十八年五月四日彰螺字第八○六號函暨所附系爭支票帳號之往來相關資料、雲林縣票據交換所八十八年五月十四日雲斗掛字第五二號函暨所附退票紀錄明細表乙份、其附表編號九、二十之支票正反面影本、退票理由單影本及上訴人書具之切結書影本等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有其事實欄所載之連續偽造有價證券犯行，已於理由內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取捨證據認定之理由。並就上訴人辯稱伊以呂旭峯名義簽發原判決附表所示之支票前，曾徵得呂旭峯同意云云，認非可採，予以指駁，另說明本案與上訴人另犯之詐欺（即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八十六年度上訴字第一五八三號）及變造有價證券（即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訴緝字第一二號）等案件，均無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非該二案判決既判力所及。就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採證認事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未盡調查能事、理由不備及所載理由矛盾等違背法令之情形。至於證人蕭裕川於第一審法院調查時，雖證稱：「呂旭峯應該是股東」（見第一審卷第一一二頁背面），惟觀諸該筆錄之記載，其用語尚非肯定，且就呂旭峯究竟出資若干、上訴人簽發呂旭峯名義之支票曾否經呂某同意等事，又均證稱不知，而上訴人在第一審法院調查時，復供稱：「呂旭峯是我的受僱人」（見第一審卷第三二頁），則原判決因之採納呂旭峯及其母洪春枝之證述，認定呂旭峯乃受僱於上訴人，核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且與證據法則無違，不能指為違法。再者蕭當華、郭茂廷在第一審法院調查時，雖曾到庭作證，但綜觀渠等之證述，皆未言及呂旭峯與上訴人有合夥關係之事（見第一審卷第五十頁），而呂旭峯自偵查時起，即先後多次到庭應訊，其間祇供稱一再逼上訴人交還伊請領之空白支票（見易緝卷第八五頁），從未證稱卷附切結書係伊強逼上訴人書具（見偵二○號卷第十六頁、第一審易緝卷第八五－八七頁、第一二四頁），又上訴人在第一審法院調查時，已供稱：「因為他（即呂旭峯）腦部受傷，在嘉義的醫院有治療」（見易緝卷第八七頁背面），證人洪春枝復證稱：「（問：呂旭峯有無去精神醫院過﹖）是，我是有帶他去嘉義醫院」（見易緝卷第一二三頁），則原判決理由內敍明：「呂旭峯曾至醫院治療精神疾病」，即與卷證資料並無不符之處。上訴意旨指摘：「原審曾傳訊蕭東（應為當之誤）華、郭茂廷都可證明被告（即上訴人，下同）和呂旭峯確有合作之事實，呂旭峯應訊時，已表明切結書乃逼被告所寫，不得採為判斷事實之根據，況且呂旭峯之母（即洪春枝）應訊時，已言明呂旭峯是腳傷治療，非腦部有傷害，請明查」，即非依據卷內資料而為主張。又上訴人已坦承卷附之切結書係其簽具（見易緝卷第八六頁背面、原審卷第四二頁背面），原判決乃依憑呂旭峯、洪春枝之證述，與該切結書內記載：「（一）立書人甲○○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份起於雲林縣西螺鎮○○街一號和蕭裕川共同經營裕民商行，未經職員呂旭峯同意，任意開立其甲存帳號（西螺彰化銀行分行一四一八四之一號）之支票共計二十五張交付廠商等，以至造成呂旭峯遭受退票及刑事糾紛。（二）立書人甲○○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立此切結書聲明，裕民商行以呂旭峯名譽（應為義之誤）開立之支票，一切財務、刑事皆和呂旭峯本人無所牽連。（三）立書人甲○○需以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前將呂旭峯置放於廠商處之支票全數取回。否則一切法律刑事責任，皆由立書人承當及負責，並無異議，放棄法律追訴權。立書人甲○○。」相符，認定上訴人簽發呂旭峯之支票確未徵得呂旭峯同意，顯非以該紙切結書之記載作為認定上訴人犯罪之唯一證據，上訴意旨執原判決以無補強證據之切結書認定事實云云，指摘原判決採證違法，顯屬誤會。至於原判決事實欄就上訴人偽造其附表所示支票之時間、地點及方法，雖略載為「不詳時、地，以不詳方法」，惟犯罪之時間、地點及方法，除有特殊情形外，並非構成犯罪事實之要素，原判決關於犯罪時間、地點、方法之記載，對於本件犯罪個別性之辨別，既已達於可得而定之程度，自不能任指為違背法令。再者證人呂旭峯並未否認曾親赴彰化商業銀行西螺分行開立一四一八四－一甲存帳號，請領支票使用乙事，祇是證稱：「支票申請出來，甲○○就拿走了我的支票，拒不還我，他開票給謝木龍的事，我不知道」、「我沒有同意甲○○使用，我是和他一起去銀行開戶，銀行人員辦好交給我，甲○○在旁邊用很快的速度拿走，我不同意他拿走，我要向他要回他不給我」、「從頭到尾我都沒有碰到支票，銀行小姐將支票要交給我時，甲○○在旁邊拿走，我絕不同意甲○○開我的票，甲○○拿走支票，我就和甲○ ○一起離開銀行，我隔天有去向他要」（見偵二○號卷第十六頁、易緝卷第八五頁、第一二四頁），原判決以其供述與前開切結書之記載及證人洪春枝之證述相符，而予採納，乃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於法無違。上訴意旨謂：「呂旭峯親赴彰化商業銀行西螺分行開立甲存帳戶，經銀行人員對保、徵信、查詢等確認手續，始能請領支票使用，呂旭峯如未同意伊簽發支票，何故未報警處理」，均與呂旭峯曾否授權上訴人簽發其領得之支票，無必然關聯，皆不足以影響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又上訴人另犯之變造有價證券罪，經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月後，尚未確定乙節，為原判決事實所肯認，至於理由內將此未判決確定之變造有價證券案件，認係上訴人前科之一，不過用語有欠允當而已，並非判決不備理由或所載理由矛盾，且於判決顯無影響。再者上訴人於上訴時既仍稱目前正在協調解決本件附帶之民事損害賠償事件，原判決審酌：「上訴人於八十四年間亦係以向多家廠商訂購貨物再拒不付款方式，而涉詐欺等案件，經原審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月，於八十六年十月、十一月間，尚因該案涉訟中，竟藉交保候傳機會，又另行起意，再以同一手法，對本件廠商詐騙貨物，且利用年輕識淺之人開設支票帳戶，再以不詳方法取得支票，藉開立並行使他人支票以詐騙被害人貨物，又已知其偽造而行使之支票達二十三張，其中遭退票部分達十五張之多，退票金額合計達六十餘萬元，其破壞票據金融秩序甚鉅，被告年輕力壯，不思努力工作賺取報酬，反一再以詐騙他人財物謀利，實非可取，再參其犯後狡飾其詞，顯無悔意」等一切情狀，量處上訴人有期徒刑四年，既與卷內資料無不相適合之處，其量處之刑度，又係在法定刑範圍之內，於法自無不合。上訴意旨置原判決理由內已詳予說明之事項於不顧，對於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究竟如何違背法令，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為具體之指摘，仍執陳詞，空言否認犯罪，再為單純之事實上爭執。又徒憑己見，漫指原判決採證違法、不載理由及所載理由矛盾云云，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十日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施文仁法官張淳淙法官林永茂法官蕭仰歸法官黃一鑫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十六日

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一三二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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