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一年度台上字第三七四九號｜法律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一年度台上字第三七四九號上　訴　人　甲○○ 選任辯護人　范光柱律師右上訴人因違反商業會計法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第二審判決（八十八年度上訴字第二九四五號，起訴案號：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一一八三八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理由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係設於桃園縣平鎮市○○○路三號基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基銓公司）之董事長，為商業會計法所稱商業負責人，且為從事開立該公司內部會計憑證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業務之人，竟意圖逃漏該公司民國八十三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之不法利益，明知該公司於八十三年間，並無向「民興五金行」、「偉達船貨五金材料行」、「新光五金行」、「九陞企業社」、「德昌企業社」、「金大成五金行」、「協德五金行」等商號進貨之事實，猶於八十三年至八十四年五月十五日間某日，在台灣地區境內偽刻上開七家商號之收據專用章，並據以偽造各該商家之名義，開立買受人為基銓公司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總計「民興五金行」七十一張、「偉達船貨五金材料行」七十二張、「新光五金行」七十張、「九陞企業社」六十三張、「德昌企業社」四十張、「金大成五金行」七十四張、「協德企業社」七十一張）等會計上進貨憑證，並明知該公司並無委託他人為零星鐵板、鋼板處理等加工費之支出，又填製不實之加工費支出證明單等三十五張內部會計憑證，交由知情之吳春波及基銓公司會計張秀清（以上二人另由檢察官偵辦），填製支出傳票，登載於帳冊，藉此虛列進料成本新台幣（下同）四百三十四萬九千三百十六元及加工費成本一千一百四十一萬二千七百五十八元，並將之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即基銓公司八十三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中，於八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向財政部台灣省北區國稅局（下稱北區國稅局）提出，足生損害於北區國稅局查核八十三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正確性及上開「民興五金行」等七家商號，經北區國稅局發覺，致未能得逞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以商業負責人意圖不法之利益而偽造會計憑證罪刑，固非無見。惟按：㈠判決所載之事實及理由，相互牴觸者，或判決之理由，前後不相一致者，均屬判決所載理由矛盾，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四款之規定，其判決當然為違背法令，足以構成撤銷之原因。又商業會計法第七十一條第一款之商業負責人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罪，及同條第三款之商業負責人意圖不法之利益而偽造會計憑證罪，係直接以商號負責人為犯罪主體，非屬代罰或轉嫁性質，故商號負責人若與他人共同實施各該條款之犯罪者，仍非不得論以共同正犯。本件原判決引用證人吳春波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原審調查時，所供：伊為基銓公司記帳十餘年，曾告知上訴人倘要少繳稅，可製作一些不實憑證，上訴人並未反對，本件關於偉達、九陞、德昌等商號之收據部分，是由上訴人提供已蓋好圖章之空白收據，其餘商號部分之圖章是伊偽刻，收據亦由伊書寫等證言，資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證據之一（見原判決第五頁，理由之㈡）。然查證人吳春波之上開證言，茍屬不虛，則上訴人偽造前揭會計憑證之犯行，與吳春波之間顯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又依原判決事實欄之記載，上訴人明知並無加工費之支出，而由知情之吳春波、張秀清填製不實之支出傳票及登載入帳等情，倘亦無訛，則上訴人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及記入帳冊部分之犯行，與吳春波、張秀清之間，亦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均應論為共同正犯，乃原判決於理由欄內竟又謂「證人吳春波、張秀清是否涉有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行，由檢察官另案偵查中，與本件被告並無共犯關係」云云（見原判決第六頁，理由之㈤），且對於彼等何以無共犯之關係，亦未說明其論斷之依據，難謂無判決理由矛盾及理由不備之違誤。㈡沒收於裁判時併宣告之，故沒收之物，不特須於犯罪事實中有明確具體之記載，並應於主文內詳加宣示，方為適法。原判決就上訴人偽造各商號之收據專用章，據以製作偽造之免用統一發票之收據，其中有關「協德五金行」部分，於事實欄內或稱係「協德五金行」，或稱係「協德企業社」；主文欄內就宣告沒收之收據專用章部分，載為「協德五金行」，印文部分則又載為「協德企業社」，相互齟齬，致該部分應沒收之印章或印文為何？顯然仍欠明確，自不足以為執行時之根據，於法併有未合。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不當，非無理由，應認有撤銷發回之原因。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五日最高法院刑事第十庭審判長法官林增福法官邵燕玲法官吳昆仁法官陳世雄法官蘇振堂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十日

最高法院九十一年度台上字第三七四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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