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三年度台上字第四八三四號｜刑事：殺人｜裁判日期：93 年 09 月 16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三年度台上字第四八三四號上　訴　人　甲○○ 選任辯護人　曾泰源律師右上訴人因殺人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三年度上訴字第四十五號，起訴案號：台灣台東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二年度偵字第四九二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理由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係台東縣東河鄉泰源山區造林包商鄧沛霖之監工，余天福為工頭，工寮設於同鄉尚德村後寮二號旁空地。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十二日下午三時許，上訴人自外飲酒歸來，見余天福安排工人睡於工寮內，因意見不合而發生口角，上訴人手持開山刀先在工寮帳篷處喝稱：「不要以為我不敢」，余天福不理，繼續往外走，上訴人丟下開山刀再於工寮廚房前出拳毆打余天福頭部，余天福還手後，憤而要求其子余健偉及侄子邱忠孝、江惠蘭、余美春等人整理行李稱：「不要做了，我們走」。約過十分鐘許，上訴人稱：「有些鐮刀是他們的」，工人吳寶財乃至余天福之搬運車上搬走鐮刀。嗣上訴人因不滿余天福帶走工人，明知以竹棒重擊人體之頭部、背部，將造成重傷或死亡之結果，仍基於殺人之不確定故意，趁余天福不注意之際，順手撿拾竹棒一支，自余天福背後由上而下擊打其後腦等處，致其受有左頂顳部頭皮下大片瘀血、左後頂枕部腦表面瘀血，左耳挫裂傷及左肘、左前臂及右膝擦挫傷等傷害；余健偉見狀趨前攙扶余天福朝同村後寮二十號方向離去，上訴人明知余天福遭受重擊，心臟需氧量、需血量極速增加，客觀上可以預見如再經激烈運動，勢必再加重其心臟之負擔，有導致冠狀動脈供血供氧量不足，造成心律不整猝死之可能，仍持上開竹棒繼續在後追趕，余天福、余健偉乃以跑步方式加速離去，上訴人仍承前殺人不確定故意，開車追趕，未幾，余天福即因心臟供氧及供血量不足，導致心律不整、精神恍惚；余健偉為避免上訴人追及，改以揹負余天福行走方式繼續前進，未及半途，余天福即因心肌缺血心律不整而死亡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之不當判決，改判論處其殺人罪刑。固非無見。惟查：㈠加重結果犯，以行為人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有預見之可能，能預見而不預見者為要件。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項前段之傷害致人於死罪，係對於犯普通傷害罪致發生死亡結果所規定之加重結果犯，依同法第十七條規定，以行為人能預見其死亡結果之發生而不預見為要件，但此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加害人本身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倘加害人主觀上已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始屬刑法第十三條第二項所規定間接故意之範疇。原判決論處上訴人殺人罪刑，係以法務部法醫研究所鑑定結果：「被害人之死因係頭部遭受重擊及冠狀動脈硬化性心臟病共同造成心律不整而猝死」等詞。逕行認定：「上訴人基於殺人之不確定故意，手拿竹棒自余天福背後由上而下之方式，毆打余天福後腦等處 ……明知余天福遭受重擊，心臟需氧量、需血量極速增加，客觀上可以預見如再經激烈運動，勢必加重其心臟之負擔，有導致冠狀動脈供血供氧量相對不足造成心律不整猝死之可能，仍持上開竹棒繼續在後追趕，余天福只得以跑步方式加速離去，上訴人仍承前殺人不確定故意，開車追趕，未幾余天福即因心臟供氧及供血量不足……導致心律不整而死亡」等情。然其判決理由卻謂：「被害人原即患有冠狀動脈硬化性心臟病，是本身已存在一段期間的病變，平常即可能處於心肺功能低下的狀態，惟患有該病之病患『不一定有自覺』」等語（原判決理由一之㈢）。按被害人就本身患有冠狀動脈硬化性心臟病，心肺功能不足之情況既「不一定有自覺」，又如何能期待上訴人「主觀上有預見」被害人遭受重擊後，心臟需氧量、需血量極速增加，如再經激烈運動，勢必再加重其心臟之負擔，有導致冠狀動脈供血供氧量不足，造成心律不整猝死之可能？原判決事實之記載與理由之論敘相互齟齬，非惟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誤，抑且對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又與一般經驗法則相悖，均屬可議。㈡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而法院囑託醫院鑑定，準用第二百零六條第一項之規定，同法第二百零八條第一項亦定有明文。是鑑定報告書之內容應包括鑑定經過及其結果，法院囑託鑑定機關為鑑定時，受囑託之鑑定機關不應僅將鑑定結果函覆，並應將鑑定經過一併載明鑑定報告書中，若鑑定報告書僅簡略記載鑑定結果而未載明鑑定經過，既與法定記載要件不符，法院自應命受囑託機關補正，必要時並得通知實施鑑定之人以言詞報告或說明，否則，此種欠缺法定要件之鑑定報告不具備證據資格，自無證據能力可言。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自外飲酒歸來，尚未達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程度，仍基於殺人之不確定故意，持竹棒毆打余天福之後腦等語。無非以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下稱慈濟醫院）之鑑定結果為據。第查原審於九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囑託慈濟醫院鑑定，距案發時已一年有餘，而該醫院於同年六月十四日僅函覆鑑定之結果：「上訴人案發當時，有喝酒，但未有精神耗弱」（原審卷第一二六頁）。並未將鑑定經過一併載明於鑑定報告書中（原審卷第一二六頁）。究竟上訴人於案發當天喝何種酒？喝多少？其酒測濃度如何？俱不明瞭，何以事隔一年餘，該醫院仍能鑑定上訴人於案發當時，有喝酒，但未達精神耗弱之程度？該鑑定報告與法定記載要件不符，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即堪質疑，原審採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與證據法則有違，遽行定讞，自不足以招折服。㈢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證據，應一律注意，詳為調查，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以定其取捨，並將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於判決內詳為說明。故證據雖已調查，而尚有其他必要部分並未調查，仍難遽為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上訴人於警訊中供稱：「早上在工寮與工人一同煮了八瓶燒酒雞喝，約十時許又與吳寶財、森如芝到卡拉ok喝了五瓶清酒，至到十五時許返回工寮，不久就與余天福發生打架了」；證人余健偉亦供證：「當時上訴人從外面回來就已醉酒」；證人邱忠孝亦證謂：「上訴人酒醉由外面返回工寮」等語（警卷第三卷第三、六、八頁）。而上訴人於案發（下午三時）後六小時，即同日晚間九時許之酒測值仍為零點二九ＭＧ／Ｌ，復有酒測單一紙在卷足憑（相驗卷第五十六頁），該等證據對上訴人均為有利，原判決予以摒棄，未說明何以不足採信之理由，復有判決理由欠備之違誤。以上為上訴意旨所指摘及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應認原判決有發回更審之原因。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九　　　月　　十六　　日最高法院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官紀　俊　乾法官黃　正　興法官劉　介　民法官陳　東　誥法官黃　一　鑫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九　　　月　　二十　　日Ｅ

最高法院九十三年度台上字第四八三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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