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三年度台上字第六五五九號｜法律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三年度台上字第六五五九號上　訴　人即自訴人　丁○○ （送達代收人：黃碧芬律師）自訴代理人　黃碧芬律師陳盈潔律師上　訴　人即自訴人　甲○○ 己○○ 現居台北市○○路二五八巷十弄二之一號七樓丙○○ 戊　○ 乙○○ （右五人共同送達代收人　孫銘豫律師）被　　　告　庚○○原名「右上訴人等因自訴被告偽造有價證券等罪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二審判決（八十八年度上訴字第二五九六號，自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八十六年度自字第七四七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主文上訴駁回。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以自訴意旨略稱：被告庚○○因上訴人（即自訴人）戊○積欠其債務，竟於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凌晨一時許，見戊○偕其妻邱竹英（下或稱邱女）進入其住處，即將鐵門關鎖，並持藍波刀一把向戊○夫妻揮舞，隨即丟出二付手銬脅迫戊○夫妻自行銬住，且不准離去。戊 ○夫妻因懼怕，被迫自行將手銬住，致失去行動自由。被告復基於傷害之故意，以拳腳及警棍、開山刀、電擊棒、殺蟑劑及類似手指虎之工具等兇器，凌辱傷害戊○；致戊○身體受有左、右脅部、左上臂、左前臂等處挫、瘀傷之傷害。又被告脅迫戊○簽訂租約，而強行住進戊○所有台北市○○路○段一四五號八樓之六、之七房屋後（被告被訴強制罪部分，業經第一審判決無罪確定），復於同年十月間，利用戊○不及取走原置於該房屋內之文件及印章之機會，盜用上訴人甲○○、丁○○、己○○、丙○ ○、乙○○等五人（下稱甲○○等五人）之印章，偽造以渠五人為發票人之本票二張；復盜用戊○、方古光碧、古光宇及甲○○等五人之印章，偽造戊○、方古光碧、古光宇之借款合約書、切結書，及偽造甲○○等五人之授權（擔保）同意書，並變造戊 ○、方古光碧之印鑑證明書影本。旋持上開偽造之本票向台灣台北地方法院聲請本票裁定，再持以向同法院聲請對己○○、丁○○之財產為強制執行，足以生損害於上開各該被偽造之人。再被告於同年十月間，獲悉上述房屋遭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查封，又盜用戊○之印章，偽造戊○出租上開房屋之租賃契約書一份，持以向該法院民事執行處主張租賃權，足以生損害於戊○、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抵押債權人），及法院辦理強制執行事務之正確性等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二百十七條第二項、第二百零一條、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第二百十一條等罪嫌。惟訊據被告否認上開犯行，辯稱：戊○夫婦並未於八十五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其住處，伊亦無傷害及妨害戊○夫婦自由等犯行。又前述本票、借款合約書、切結書、授權（擔保）同意書、印鑑證明書影本等文件，均係戊 ○所交付供債權擔保之用。上訴人甲○○等五人亦均同意擔保戊○積欠伊之債務；方古光碧、古光宇並親自持印鑑章至地政事務所辦理設定抵押權予伊；上開本票及文件均屬真正，伊並無盜用印章、偽造本票，及偽造、變造文書之犯行等語。經查自訴人戊○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及警局備案資料，僅能證明其身體受傷，及丙○○曾前往警局備案之事實，尚難據以推斷被告必有上開傷害及妨害自由等犯行。而戊○所提出之手銬二付，被告已否認為其所有，且該手銬並非難以購得之物，不能據以證明被告曾使用該手銬剝奪戊○夫婦之身體自由。況上開手銬若係被告用以加害戊○之工具，豈有可能交由戊○保管？足徵上開手銬尚不足以作為被告犯罪之證據。再證人丙○○雖證稱：戊○因欠債遭被告挾持並戴上手銬，伊曾至五分埔派出所備案云云。惟據警員黃永裕證稱：丙○○雖報稱戊○與被告有金錢糾紛，被人押走及戴上手銬，但卻請求警方勿派人前往現場，因其擔心警員至現場後，無法開門，戊○將遭不測。且其並未正式報案，亦未指明被告之姓名及住址，故未製作筆錄等語。查丙○○於案發當時並未進入被告屋內，其何能得知戊○夫婦遭挾持並戴上手銬之事？且戊○夫婦若確有遭被告挾持及戴手銬情事，何以其竟不願正式報案，卻反而隱諱被告姓名、住址，甚至要求警方勿派員前往現場調查？顯與情理有悖，所述自難憑採。又邱竹英雖亦指訴被告有前揭犯行，但其係戊○之妻，且其所述前往被告住處之原因、有無自行戴上手銬、被告使用兇器之種類，以及戊○之身體何處受傷等情節，均與戊○所述不相一致。況依戊○夫婦所述，當日係戊○先至被告住處，嗣返家後向邱女告稱被告已「抓狂」，乃再邀同邱女同往被告住處。惟戊○夫婦均係智慮成熟之人，豈有見被告行止異常，卻仍偕同前往被告住處而自陷於危境之理？又自訴人等先前曾向檢察官提出告訴，經檢察官指揮警方至被告上開住處搜索結果，並未扣得如戊○所指被告行兇之工具等物，有搜索扣押證明筆錄在卷可稽，足徵戊○夫婦前開指訴，均難採信。又據戊○自承：「基隆路之六、之七都有打租約，之六部分我有整理過給他」，「租約是被告要我們寫之六、之七，我才叫之六的其他住戶搬走」等語。可見被告係與戊○簽訂租約後，始遷入上述房屋，難認其有盜用印章，偽造租約而佔用上開房屋之犯行。且戊○ 於被告遷入該屋之前，曾向被告表示擬先至該屋清理物品，將其原置放之物品搬出，再由被告遷入等語，亦有戊○與被告對話之錄音帶一捲及錄音譯文一份在卷可稽，益徵戊○確有與被告簽立租約而讓被告遷入該屋之事實。則該租賃契約既非出於偽造，被告持該租約向法院陳報租賃權，即無不法可言。戊○又自承：「（印）章是我姊姊他們八、九年前用的木頭便章，都是用在定存的……所有的章真正不爭執」等語；可見上述切結書、擔保同意書、合約書、印鑑證明上所加蓋之方古光碧、古光宇及自訴人等之印章均屬真正，而非偽造。且戊○既自承於被告遷入該屋之前，已先行清理該屋內之物品，並僱車將屋內重要物品運走，而上述印章俱屬極重要之物，其應不致將之留置於該屋，而任由被告盜用。且檢察官指揮警方至上開房屋內搜索結果，亦未查得上述印章等物，有同上搜索扣押證明筆錄在卷可稽。況證人楊美貞、楊宇燦亦均證稱：伊等曾親見戊○之親友多人在上址談論債權擔保事宜，並將有關文件資料交予被告等情，益見被告所辯非虛。雖自訴人等另舉第一審法院八十六年度自字第五九五號被告自訴戊○、方古光碧、古光宇等詐欺案件之判決為證，認被告非不可能自上開房屋取得上述印章而偽造文書。但該案件判決所稱被告非不可能自該屋內取得上述印章一節，僅屬推測性之論斷理由，尚難據以認定被告有盜用印章之事實。至證人李琢然、丁茂初、蕭俊雄、羅渝壁、趙淑婉等人之證言，以及自訴人等所提出之振農水泥製品股份有限公司之證明單、在職證明書、台灣北區郵政管理局郵件處理中心之證明書、值勤詳情表及函文，縱能證明自訴人己○○、乙○○、丁○○等人於八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均在上班，不可能同時在被告住處簽約、蓋章或交付文件。惟前揭證人與自訴人等分別有牌友、同事、弟媳或同學之關係，所述有偏頗之虞，已難遽信。且戊○自承曾借用甲○○等人之印章，並以其等之名義開立帳戶，或以渠等所有之不動產擔保其債務，有戊○以渠等之名義所開立之帳戶明細、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抵押權設定登記申請書等資料在卷可證；而甲○○等人亦均未否認上情，堪認彼等應有概括授權戊 ○以渠等名義對外為法律行為之事實。從而，被告縱非直接自方古光碧、古光宇及甲 ○○等五人取得前述本票及文件，而係由戊○所交付，亦不能據此推認被告即有偽造上述文書及本票之犯行。另依台北縣汐止地政事務所函附土地登記申請書影本，及台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函附土地登記申請案卷影本觀之，上述本票二張應屬真正，且其中方古光碧之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內容係由戊○所代撰，並由方古光碧親自簽名，亦據戊○陳明在卷，益證被告所辯未偽造文書及本票一節非虛。是自訴人等所指訴之犯罪事實，以及所提出之前述直接、間接證據，均非毫無瑕疵，且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尚無從為被告有罪之確信。此外，復查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如自訴意旨所指之上開犯行，因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乃維持第一審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而駁回自訴人等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其證據取捨及得心證之理由。核其所為之論斷，俱與卷內資料相符，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調查未盡、理由不備或採證違背證據法則等違法情形。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確有傷害及妨害戊○夫婦自由等犯行，原審對於伊等所提出之諸多證據，均未詳加審酌，遽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有不當。又伊等並未親自在場交付上述本票及文件予被告，亦未在上述文件上簽名，原判決竟認上述本票及文件係伊等所交付，亦有不合。再前揭本票及文件均係被告所偽造，而被告所提出陳報租賃權之租賃契約書亦非真正，原審未予詳查，遽認被告並無偽造及行使偽造本票及文書等犯行，亦有未洽。此外，證人楊美貞、楊宇燦所陳均屬傳聞之詞，且與實情不符，原審竟採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亦有違誤。又丁○○並未交付印章或授權戊○以渠名義對外為法律行為，原判決竟認其有此項授權，亦有不合云云。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又認定犯罪事實應憑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之抗辯或所舉之反證，縱屬不能成立，若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仍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查原判決對於自訴人等所指訴之犯罪事實，暨其所舉之前述直接或間接證據，如何尚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而均不足以為被告有罪之確信，因而為其無罪之判決，已詳敘其心證上之理由。而證人楊美貞、楊宇燦既係就彼等在場見聞之事實而為陳述，即難謂全係傳聞之詞，原判決採為佐證，於法並無不合。縱被告所持之辯解暨上開二證人所述，均不能成立，若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仍不能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是原判決以查無確切之證據足認被告有如自訴意旨所指之犯罪事實，因而為其無罪之諭知，難認於法有違。本件上訴意旨所云各節，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審取捨證據職權之適法行使，暨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詳細說明之事項，任意指為違法，且猶執其在原審之主張，為單純事實之爭辯，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前揭說明，其等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又原判決關於被告被訴傷害罪及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雖屬不得提起第三審上訴之案件，然上訴人等於原審辯論終結前均主張該部分與被告被訴妨害自由罪部分，有方法結果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該部分亦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併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十二　　月　　十六　　日最高法院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官吳　雄　銘法官池　啟　明法官石　木　欽法官郭　毓　洲法官吳　三　龍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十二　　月　　二十　　日Ｃ

最高法院九十三年度台上字第六五五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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