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四一０九號｜刑事：傷害致人於死｜裁判日期：97 年 08 月 28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四一０九號上　訴　人　甲○○ 選任辯護人　杜淑君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傷害致人於死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九月十六日第二審判決（九十四年度上訴字第一八八八號，起訴案號：台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三年度偵字第一五三二八號、第一九０五八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人甲○○上訴意旨略稱：㈠、上訴人自警詢時起至原審審判辯論終結止，一再否認與其餘七人有共謀傷害被害人之犯意聯絡，原審就上訴人主觀犯意之犯罪構成要件事實，欠缺嚴格證明，僅憑其他共同被告之自白，即認定上訴人自始有共同傷害之犯意，然對於其他共同被告如何將犯罪目的告知上訴人？如何商議、討論？上訴人知悉後，作何反應？原審均未予調查，自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誤。㈡、共同之行為決意，乃指二以上行為人本於具體犯罪之故意，彼此聯絡謀議或計劃，基於互有認識與意願交互作用下，所成立共同一致之犯意而言。倘對於他人之犯罪計畫，僅有單方面同意或支持者，尚不能認係共同之行為決意。本件上訴人於警詢、偵查、審理程序中所為之供詞，充其量僅得認屬基於幫助犯意之自白而已。原判決憑此推論，取代必要之補強證據，逕認上訴人為共同正犯，使負共同傷害致人於死罪責，有適用法律之違誤等語。㈢、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又刑事被告有詰問證人之權利，對於共同被告之自白，亦然，此參之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自明；而共同被告充當證人時，並須具結，以擔保證言之真實性。本件共同被告之唯一自白，其未踐行交互詰問，復未命具結，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原判決以之作為上訴人有罪判決之證據，亦有採證上之違誤。惟查：㈠、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審理事實之法院綜合卷內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即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關於犯罪構成要件之主觀犯意，其證據之推理，亦復如是。本件關於上訴人與其餘七人具有共謀傷害被害人張朝竣之犯意聯絡，原判決已敘明其推理之理由，即從：①少女孫○○（姓名、年籍詳卷）及其男友陳茂霖、張忠義、少年洪○○（姓名、年籍詳卷）挾怨計劃毆打被害人張朝竣，②以上四人前往台灣省台北縣板橋市重慶公園途中，巧遇上訴人、少年郭○○、李○○及胡○○（姓名、年籍均詳卷），因而加入，③張忠義騎機車載洪姓少年返家取來鋁製球棒一支，返回「新樂早餐店」與上訴人及其餘之人會合，並一同前往重慶公園，④抵達後，洪姓少年提議分組包圍張朝竣，⑤孫姓少女獨自進入公園涼亭處等待；上訴人、洪姓少年（手持鋁製球棒者）及李姓少年三人埋伏在公園前方入口；其餘四人則埋伏在公園後方廟旁，⑥張朝竣依約前來時，孫姓少女藉口前往洗手間，離開後，旋即電話告知張忠義此情，⑦一行人隨後聚集公園涼亭，由洪姓少年持鋁製球棒毆擊張朝竣致死。經核原判決從事件起因、攜帶兇器人員會集、分頭埋伏、設下誘餌以及一齊衝出毆人等情況，綜合推論，與證據法則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所指原審對於上訴人如何具體與其他人犯意聯絡一節，因事證已明，應無再行調查之必要，其憑以指摘原判決不當，即無可取。㈡、再從反面推論，上訴人於加入擬前往挾怨報復之一行人之後，洪姓少年既與張忠義取來鋁製球棒，豈不知欲持該球棒毆人。一行人抵達目的地之後，上訴人如與其他之人非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何須分頭埋伏，如與其他之人無行為分擔，何以於確定張朝竣抵達時，一行人一齊傾巢而出。上訴意旨所謂上訴人僅屬幫助犯而已一節，核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不合，其據以指摘原判決不當云云，顯不足取。㈢、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傳聞排除法則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原則上固排除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陳述，然基於制度考量、證據需要性、證據真實性及證據處分權之理由，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至之五分別制定各種傳聞例外容許規定。其中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一項所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得為證據。」即係基於制度考量，例外承認在本案以外之法官面前所呈現之傳聞證據，而其中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第一項所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四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及第二項所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則以訴訟既在當事人進行之下，法律於相當程度內，賦予當事人對於證據之處分權，使當事人明示或默示同意之傳聞證據，亦例外取得證據能力。本件孫姓、李姓、胡姓、郭姓、洪姓少年在第一審法院少年法庭所為之陳述，對上訴人而言，固屬傳聞證據，然仍不失為在本案以外之法官面前所呈現之傳聞證據，自不能視為欠缺證據能力。且卷查原審審判期日筆錄，審判長業已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踐行卷宗內筆錄之宣讀或告以要旨程序，上訴人及其選任辯護人均對之表示「沒意見」，豈能不認屬默示同意例外賦予證據能力。因而，原判決參酌少年孫○○、李○○、胡○○、郭○○及洪○○等證言，採認上訴人之自白而為本件事實之認定，應無可疵議。㈣、綜上所述，本件原審基於事實審法院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職權之適法行使，依調查證據之結果，本於確信而為事實認定，與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無違。上訴意旨任憑己意仍為事實上之爭執，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最高法院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官陳正庸法官賴忠星法官林秀夫法官宋祺法官陳祐治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二日Ｑ

最高法院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四一０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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