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七三六○號｜法律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七三六○號上　訴　人　甲○○ 上列上訴人因強盜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一日第二審判決（九十八年度上訴字第一六○八號，起訴案號：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八年度偵字第三一二○、四三四○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人甲○○上訴意旨略稱：㈠、原判決係依憑共同被告即已判刑確定之黃○彰於警詢時及檢察官偵查中，指證上訴人知情且共同參與強盜，以為論據，惟黃○彰於警詢時、檢察官偵查中之陳述，與審判中以證人身分經具結後之證述，前後不一，相互矛盾，究竟何者為真，實須多方調查。㈡、上訴人是受黃○彰之邀約而參與，祇知黃○彰要去收錢，不知黃○彰之本意在於強盜。如依黃○彰之說詞，上訴人於奪得水果刀時，理應用以對乙○○施強暴、脅迫，但何以將之置於後行李廂，原審有調查未盡之違誤云云（至於其餘上訴意旨，則為對於恐嚇取財未遂部分之指摘）。惟查：原判決綜合全案卷證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與黃○彰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強盜他人汽車及車內財物之犯意聯絡，於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三、四時許，由黃○彰攜帶上訴人所提供，客觀上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構成威脅，足供兇器使用之水果刀一把，至台中市惠來路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店（下稱新光三越）旁之停車場，伺機尋找強盜之對象。至同日下午四時二十分許，適乙○○獨自一人進入該停車場，甫開啟其五九一九─ＰＲ號自用小客車進入車內欲發動引擎時，二人即趨前，由黃○彰自右前車門進入車內，上訴人則在車外抵住左前車門，以防乙○○逃逸。黃立彰在車內，先向乙○○佯稱渠等為「一統徵信社」人員，要求其交出車籍資料以供查核，此時適乙○○之夫顏○坤打來電話，黃○彰為阻止其接聽電話，即將該具行動電話丟在踏板上，仍要求乙○○交出相關證件及資料。惟在他處之顏○坤警覺有異，隨即又撥打另一門號之行動電話給乙○○，乙○○乃藉機將該行動電話打開保持通話狀態，並自稱在新光三越旁之停車場，向顏○坤暗示其所在位置及處境。黃○彰發現此舉後，勃然大怒，立即取出預藏之水果刀，指向乙○○胸前，並恫嚇稱，如不配合，即加以強姦或殺害，且強行取走該行動電話。嗣乙○○趁黃○彰不注意之際，欲奪取該水果刀時，不慎劃傷右手指，此時黃○彰立即要上訴人進入該車後座，由上訴人奪回該水果刀，置於後行李廂，二人復脅迫乙○○坐於後座，由上訴人看管，以利離開現場，旋由黃○彰駕駛該車離去。當車行至停車場門口時，適顏○坤及時趕到，乃上前阻擋，幾經哀求後，上訴人與黃○彰見汽車已強盜得手，遂同意讓乙○○下車後，開車離去，而以上開強暴、脅迫之方法，至使乙○○不能抗拒，而強取前揭自用小客車一輛及車內之財物得逞（車內有值新台幣《下同》一萬元及二千元之Sony Ericsson及Nokia行動電話各一具、價值二萬三千元之Dior皮夾一個、台新商業銀行存簿二本、三信商業銀行、合作金庫銀行存簿各一本，及乙○○之汽車駕駛執照、行車執照各一張等物）。二人於逃逸途中，將Nokia 行動電話、Dior皮夾、證件、存摺及該水果刀等物丟棄在南投縣草屯鎮之烏溪橋下，隨即將該劫得之自用小客車藏放於南投縣草屯鎮○○街○○○巷○○○號。同日晚上八時二十分許，二人一同至南投縣埔里鎮○○路○○○號台話通訊行，由上訴人出面將所劫得之前揭 Sony Ericsson行動電話一具，以一千二百元之代價，出賣予不知情之店長駱○怡，得款朋分花用。嗣上訴人與黃○彰復於同年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依據所劫得行動電話之來電顯示，得悉顏○坤之電話號碼，乃撥打電話向顏○坤恐嚇，必須支付八萬元以贖回上開自用小客車，否則將予解體，嗣又加碼至八萬七千元，然於未取得贖款之前，為警循線查獲，並取回前揭自用小客車及已賣出之Sony Ericsson 行動電話等情。乃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共同攜帶兇器強盜（累犯）罪刑之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恐嚇取財未遂部分，業經原審判刑確定），已依據卷內資料，說明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對於上訴人所為之辯解，併已敘明：上訴人對於前揭事實之經過，供承不諱，核與被害人乙○○之指訴，證人顏○坤、駱○怡及共同正犯黃○彰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贓物認領保管單、顏○坤行動電話之雙向通聯紀錄、中古手機買賣同意書（附有上訴人於販賣時所留存之身分證、汽車駕駛執照影本）、車籍查詢基本資料、台中市警察局車輛尋獲電腦輸入單、現場蒐證照片、診斷證明書等附卷，及取回之贓物自用小客車一輛、Sony Ericsson 行動電話一具可證。上訴人雖否認共同強盜，辯稱是應黃○彰之邀約，同往催收帳款，不知黃○彰攜帶水果刀，突然強盜他人財物云云。然而黃○彰於第一審法院已明確結證：「（當時使用的水果刀）是甲○○（上訴人，下同）在公園撿到的，是在認識甲○○的第二天（撿到的）。……（水果刀）放在（我）外套的內側口袋。……那時也沒有說是誰（先提議強劫車輛及向對方要錢），是我與甲○○在台中市晃，然後在新光三越那邊，被害人出來我就跟甲○○說這台車要押回去，甲○○就說沒有關係，一起去做。……在車上我是跟被害人乙○○說要她配合一點，沒有要傷害她，被害人乙○○要反抗，後來又有人打電話進來，被害人有講說請對方來救她，我就跟被害人說如果不配合的話我要用強的，我要給你死。……後來被害人說要配合我，就坐到後座去，我就拍打車窗叫甲○○進來」。且重申：「我看到被害人乙○○從百貨公司出來進入停車場，我跟甲○○說這部車子我要，……是我說我要把這台車子押回去。……（車輛強盜得手後）開去藏匿，並擦拭車內的血跡、指紋，並丟棄相關可能被發現的跡證，刀子、手機袋等。……一開始甲○○就知道（我帶刀子）。在新光三越那邊甲○○就知道我身上帶刀子」。乙○○於第一審法院亦結證：上訴人是在其與黃○彰拉扯，爭奪水果刀時，進入車內，由上訴人抓住其手，奪下水果刀，丟到行李廂內。足徵上訴人與黃○彰共同強盜財物之前，知悉黃○彰身上攜帶其在公園拾得之水果刀，上訴人所辯不知有該水果刀，且未見過該水果刀，不可採。再綜觀本件犯罪過程，除對被害人施用暴力外，並將人、車一起押走，其間不曾言及債權、債務之事，或出示任何債權文件。其後且將劫得之行動電話出賣予通訊行，及撥打電話命對方付款贖車，否則予以解體。依其情形，顯非在於催收帳款。所辯是應黃○彰之邀約，同往催收帳款，亦不足採信。因認上訴人確有前揭共同加重強盜犯行，而以上訴人嗣後否認犯罪，及所為前揭辯解，乃飾卸之詞，不可採信等情，已逐一說明及指駁。上訴意旨對於原判決所為前揭論斷，並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有何違背法令情形。且查：㈠、原判決係依憑黃○彰在第一審法院經依法具結、行交互詰問之證述採為證據，且其於第一審法院之證述，與在警詢時、檢察官偵查中之陳述，亦屬一致，並無不符。上訴意旨任意指稱：黃○彰於警詢時、檢察官偵查中之陳述，與審判中以證人身分具結後之證述，前後不一，相互矛盾云云。係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摘，顯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㈡、事實之認定與證據之取捨，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其事實之認定及證據之取捨，並不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即不容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上訴意旨其餘之指摘，係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且重為事實之爭執，均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至於恐嚇取財未遂部分，係不得上訴於第三審之案件，業經原審以裁定駁回上訴確定，併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日最高法院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官謝俊雄法官陳世雄法官魏新和法官吳信銘法官徐文亮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Ｅ

最高法院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七三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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