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四０五八號｜刑事：偽造文書｜裁判日期：99 年 06 月 30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四０五八號上　訴　人　甲○○ 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七年度上訴字第三一九四號，起訴案號：台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六年度偵字第二二六四三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理由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仍依刑法第五十五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上訴人行使偽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及他人罪刑，固非無見。惟查：㈠、刑法第二百十條之偽造私文書罪，以無製作權之人冒用他人之名義而製作該文書為必要，如行為人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而製作文書，即不能謂無製作權而成立犯罪。金瑞億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金瑞億公司）於民國九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前之登記股東雖有上訴人（出資額新台幣〈下同〉三百五十萬元）、告訴人乙○○（上訴人之前妻、出資額四百八十九萬元）、吳瑞泓、吳柏緯（二人均為上訴人之子、出資額均為八十萬元）及林佳佩（乙○○姐姐之女兒、出資額一萬元），然吳瑞泓、吳柏緯、林佳佩均係公司設立時之登記名義人，並未實際出資，乙○○於金瑞億公司之實際出資額則為四百八十九萬元等情，業據乙○○於偵查及第一審審理時證述在卷（見他字第四一六四號卷第三、十四頁，第一審卷第四十七頁），並有金瑞億公司章程在卷可查（見偵字第二二六四三號卷第二十頁），且乙○○於提出本件偽造文書罪之告訴時，亦僅指稱上訴人擅將其出資額四百八十九萬元移轉登記至其名下，而未及於吳瑞泓、吳柏緯、林佳佩等情，有詢問筆錄在卷可查（見他字第四一六四號卷第三頁）。則茍登記於吳瑞泓、吳柏緯及林佳佩等人名下之出資額係屬上訴人所有，則吳瑞泓等三人於同意充當上訴人部分出資額之登記名義人時，有無概括授權上訴人可隨時將渠等名下之出資額移轉，攸關上訴人在金瑞億公司股東同意書上簽署渠等三人之姓名，而將渠等三人之出資額移轉予上訴人部分，是否構成偽造私文書之犯行。原審未傳喚渠等三人予以調查、釐清，遽認上訴人就吳柏泓等三人部分亦構成偽造私文書罪，自有調查未盡之違法。又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在金瑞億公司股東同意書上接續偽簽乙○○、吳瑞泓、吳柏緯及林佳佩之姓名，而將渠等之出資額移轉登記予上訴人名下，應構成偽造私文書罪等情，如果無訛，則上訴人似以一個偽造私文書之行為，同時侵害乙○○等四人之權益，而犯數個偽造私文書罪，原判決未依刑法第五十五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以一罪，亦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㈡、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亦稱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亦稱不確定故意。是確定故意與不確定故意之態樣並不盡相同。原判決事實欄記載上訴人與乙○○因感情不睦，於九十六年三月間欲協議離婚，就離婚後之財產分配，曾言及乙○○要將金瑞億公司交給上訴人，惟就細節尚未達成協議。詎上訴人竟未經乙○○同意，於九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在金瑞億公司內，冒用乙○○、吳瑞泓、吳柏緯、林佳佩之名義，製作「金瑞億實業有限公司股東同意書」，記載林佳佩、吳瑞弘、吳柏緯及乙○○之上開全部出資額均轉由上訴人承受，並利用不知情之四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偽簽乙○○等四人之署押各一枚於上開同意書上，表示上開股東均同意移轉等情（見原判決第一頁倒數第六行至第二頁第五行）；並於理由欄敍明上訴人顯係利用乙○○語意不明之離婚協議草稿，明知乙○○尚未同意將金瑞億公司之出資額讓與上訴人，卻趁機將乙○○所有之出資額移轉於自己名下，自有主觀犯意存在等由（見原判決第六頁第六至九行）。似認上訴人就偽簽乙○○等四人之署押於上開股東同意書而犯偽造私文書罪，為上訴人主觀上所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上訴人就偽造私文書之犯行，應具有直接之故意。乃理由嗣又說明上訴人於「未確定」乙○○確有將金瑞億公司之出資額移轉登記於其名下之意時，即擅將乙○○人之出資額移轉，自有偽造私文書犯行等由（見原判決第七頁六至九行），似又認上訴人就偽造私文書之犯行，主觀上係具有不確定之故意。其事實認定與理由說明不盡相符，亦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尚非全無理由，應認有發回更審之原因。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三十日最高法院刑事第十三庭審判長法官賴忠星法官呂丹玉法官吳燦法官蔡名曜法官葉麗霞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七日Q

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四０五八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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