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度訴緝字第10號｜刑事：偽造有價證券等｜裁判日期：96 年 07 月 09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6年度訴緝字第10號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乙○○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彭詩雯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5年度偵字第8304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乙○○連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累犯，處有期徒刑肆年陸月，如附表所示之偽造支票均沒收。事實一、乙○○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先後判處有期徒刑5 月及7 月確定，二案合併執行，於民國91年11月24日執行完畢。詎其仍不知悛悔，得知其前女友即「黃龍企業社」之負責人丙○○於92年8 月1 日出發前往中國大陸時，將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內壢分行所核發之空白支票簿1 本（戶名：黃龍企業社，帳號：026313號，內含票號AR0000000 號至AR0000000 號之空白支票共計18張）及「黃龍企業社」、「丙○○」之印章各1 顆，置於停放在桃園縣中壢火車站對面之機車置物箱內，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92年8 月1 日至13日間之某日，至上開機車停放處，未經丙○○之同意，利用丙○○之前所交付之備份鑰匙，自機車置物箱內竊取上開空白支票簿1 本及「黃龍企業社」、「丙○○」印章各1 顆，得手後旋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支票之概括犯意，先於92年8 月間某日，在所竊得之票號AR0000000 號之空白支票上，虛偽填載發票日92年9 月30日及票面金額新臺幣一萬元等支票應記載事項，並於其上盜蓋所竊得之「黃龍企業社」與「丙○○」之印章而偽造完成如附表編號1 所示之支票後，即在桃園縣新屋鄉某處，將該張偽造之支票交付予不詳真實姓名年籍而綽號「邱大哥」之人而行使之。又乙○○為清償其積欠甲○○之債務，乃承前偽造有價證券之概括犯意，於某不詳時、地，先在所竊得之票號AR0000000 號空白支票上盜蓋上開「黃龍企業社」與「丙○○」印章後，再於93年2 、3 月間某日，持該張蓋好印章之空白支票至桃園縣中壢市○村街56之2 號6 樓甲○○住處，向不知情之甲○○佯稱該張支票係其所借來，請甲○○於該空白支票上自行填載發票日93年6 月10日及票面金額新臺幣十五萬元等支票必要記載事項後，乙○○乃偽造完成如附表編號2 所示之支票，並將該張支票交付予甲○○而行使之，甲○○於收取該張支票後，再於93年4 月28日中午12時許，在上址住處，將支票轉交予不知情之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保誠壽險公司）業務員葉采妍（原名：葉春蘭），作為支付甲○○與友人張文洲保險費之用。嗣因丙○○發覺上開空白支票簿及印章遭竊，向銀行申報掛失止付，又經保誠壽險公司提示上開票號AR0000000 號之票未獲兌現，由臺灣票據交換所桃園縣分所函請桃園縣政府警察局偵辦，始循線查獲上情。二、案經桃園縣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報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簽發如附表編號1 所示支票之行為，但矢口否認有竊盜及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辯稱：丙○○去大陸之前，有告知其機車停放之地點，並交代其去拿空白支票及印章，其簽發如附表編號1 所示之支票前有跟丙○○說要開支票進貨，丙○○有同意，等丙○○返臺後其也有將空白支票及印章還給丙○○，且其並未簽發如附表編號2 所示之支票，亦未將該張支票交付予甲○○云云。二、經查，上開事實業據證人葉采妍於警詢時、證人甲○○於檢察官訊問時、證人丙○○於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時具結證述綦詳，並有掛失止付票據提示人查詢報表、掛失止付通知書、遺失票據申報書及支票影本等文件在卷可考。三、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查：㈠被告於95年3 月3 日檢察官訊問時初稱：丙○○去大陸前將大、小章及支票簿交給我，我開票後約十幾天丙○○就回來了，我就將印章、支票簿還給丙○○，但後來過了2 天，丙○○說她的皮包在中壢火車站遺失，大、小章及支票簿一起不見，我就說那要去掛遺失云云（見偵字第792 號卷第40頁），於95年3 月13日檢察官訊問時則陳稱：我不知道丙○○去大陸之前將機車停在中壢火車站云云（見偵字第792 號卷第48頁），嗣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則改稱：丙○○去大陸前有交給我一份備份鑰匙，跟我說東西（指支票簿及印章等物）在哪裡，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去拿，我有去拿回來保管，我也有打電話給丙○○說我要拿走整個包包，他返臺後因聯絡不到我，然後發現機車裡面的東西不見了，他一急就先去掛失云云（見本院訴緝字卷第62頁），足見被告就其取得空白支票簿及印章之過程，不僅前後供述明顯不一，更與證人丙○○證述之內容迥然不同，其辯稱空白支票簿及印章係丙○○請其拿取云云，自非可採。㈡而被告未曾以電話向丙○○徵詢可否代為簽發支票，丙○○亦未授權被告代為簽發支票乙節，業據證人丙○○證述明確，是被告辯稱其簽發支票係得丙○○之同意云云，難信屬實。況參酌被告於95年3 月3 日檢察官訊問時陳稱：開支票前我有打電話跟丙○○說我有急用，讓我先開，她沒有同意，不過也沒有否認等語（見偵字第792 號卷第37頁），及於95年3 月13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開票前我有問過丙○○，他回答模稜兩可，我也不是很確定等語（見偵字第792 號卷第48頁）等語，縱認被告曾以電話與丙○○聯繫簽發支票事宜，丙○○亦未有任何授權之情事。㈢如附表編號2 所示之支票係被告向甲○○佯稱其向朋友借得，並請甲○○於支票上填寫發票日及票面金額等事實，業經證人甲○○證述甚詳，而丙○○所有之空白支票簿、印章等物品確遭被告竊取乙情，亦有如前述，是甲○○證稱如附表編號2 所示之支票為被告所交付，其填寫發票日及票面金額時，支票上已蓋好「黃龍企業社」及「丙○○」之印章等內容，核與卷證資料相符，堪信屬實。且被告復自承其與甲○○並無夙怨仇隙，衡情甲○○當無惡意誣指被告犯罪，而令己觸犯誣告或偽證罪責之必要。又甲○○若係為規避自己之刑責，其大可隨口編造支票係某位不知真實姓名年籍之人所交付，而無須明確指出支票係被告所交付。酌上各情，堪認被告辯稱如附表編號2 所示之支票並非由其交予甲○○，其對該張支票並不知情云云，顯非事實。㈣再者，被告既不否認丙○○所提出並經附卷，其上載有「... 我們的供詞要一致才不會有事情... 」等內容之字條係其所書寫，足徵被告顯有要求丙○○配合其供述情節而為證述之想法及舉動，若被告並無竊盜及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其豈有刻意要求丙○○必須「供詞一致」之必要，稽此益徵被告實有畏罪而欲藉丙○○之證詞為其開脫之情事。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屬卸責之飾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已經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五、刑法及刑法施行法部分條文業經修正公布，並均於95年7 月1 日施行。修正後刑法第2 條第1 項之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於修正後刑法施行後，應適用修正後刑法第2 條第1 項規定之從舊從輕之原則為比較；修正後刑法第2 條第2 項，則為同條第1 項之特別規定，於修正後刑法施行後，關於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應依修正後刑法第2 條第2 項之規定，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又修正後刑法第35條，乃刑之重輕之法定次序與標準，應適用裁判時之修正後刑法第35條之規定。修正後刑法第2 條第1 項係採從舊從輕原則，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既曰法律，自較刑之範圍為廣；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如修正後刑法第2 條第2 項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法，修正後刑法施行法第9 條之3 規定之情形），應依其規定；或事關執行之緩刑之宣告，或犯罪在刑法修正施行前，自首在刑法施行後之自首部分，或程序之規定（程序從新，如刑法第40條沒收宣告之程序規定），應適用裁判時之修正後刑法之規定外；依修正後刑法第2 條第1 項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連續犯、牽連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比較後，整個之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關於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及期限、罰金與死刑是否併予執行、多數有期徒刑定應執行之刑時之最高刑期之限制等之修正，事涉行為人易刑折算標準金額之多寡與期限之長短及定執行刑時能否就罰金刑併予執行或有期徒刑定應執行之刑時最高度之限制，亦均屬依修正後刑法第2 條第1 項所應比較適用法律之範圍。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並非屬修正後刑法第2 條第2 項規定應適用裁判時法之範圍，除有特別規定者外，亦屬應依修正後刑法第2 條第1 項比較適用之法律；從刑附屬於主刑，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依主刑所適用之法律（以上參考最高法院95年05月23日刑事庭第8 次會議決議及最高法院24年上字第4634號、24年上字第5292號、27年上字第2615號判例）。茲就本案所應適用法律之變更情形列述如下：㈠修正前刑法第33條第5 款規定「罰金：（銀元）一元以上。」，復依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1 條前段規定提高為10倍，折算新臺幣為30元；修正後刑法第33條第5 款規定「罰金：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以百元計算之。」，現行刑法中有關於罰金刑之最低度刑之規定已有修正，自屬法律變更。㈡累犯部分，修正前刑法第47條規定「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或受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95年7 月1 日施行之修正後刑法第47條第1 項則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換言之，依修正後之刑法，僅「故意犯」始有累犯之適用。㈢修正前刑法第55條有關牽連犯之規定為：「犯一罪而其方法或結果之行為犯他罪名者，從一重處斷。」，修正後則刪除牽連犯之規定。㈣修正前刑法第56條原規定：「連續數行為而犯同一之罪名者，以一罪論。但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而此規定於修正後之刑法條文中已予以刪除。㈤經綜合適用修正前、後之罪、刑相關規定予以比較，修正後之規定顯非較修正前之規定對被告有利，因之，依現行即修正後刑法第2 條第1 項前段規定，此部分自應整體適用修正前刑法之有關規定，合先敘明。㈥又有關罰金刑之幣別及其提高標準之準據亦經修正，修正前刑法分則各條文所定之罰金刑，其幣別原為「銀元」，又倘非屬72年6 月26日至94年1 月7 日間新增或修正之條文，所定罰金數額並依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1 條前段規定提高為10倍，而依95年6 月14日修正公布、同年7 月1 日施行之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規定：「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刑法分則編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臺幣。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時，刑法分則編未修正之條文定有罰金者，自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十倍。但七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九十四年一月七日新增或修正之條文，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倍。」。因修正前、後有關罰金刑部分之處罰輕重相同，並未影響國家刑罰權之範圍，僅屬法律之修正而非屬法律有變更，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六、核被告乙○○竊取丙○○所有之上開空白支票簿1 本、「黃龍企業社」及「丙○○」之印章各1 顆，此部分所為係犯刑法第320 條第1 項之普通竊盜罪；被告竊得空白支票及印章後，為供行使之用，除於空白支票上盜蓋「黃龍企業社」及「丙○○」之印章外，並於如附表編號1 所示支票上填載金額、發票日，及利用不知情之甲○○於附表編號2 所示支票上填載金額、發票日等支票必要記載事項，使之具備支票之法定完整形式而完成發票行為，此舉自具創設性，故核其此部分所為則係犯刑法第201 條第1 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被告盜用「黃龍企業社」及「丙○○」印章之行為係偽造有價證券之階段行為，其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低度行為，則為偽造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其利用不知情之甲○○為其填寫如附表編號2 所示支票上之發票日及金額，為間接正犯。而被告先後2 次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時間緊接，且觸犯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顯係基於概括犯意反覆為之，為連續犯，應依修正前刑法第56條之規定論以一罪，並加重其刑。其所犯上開竊盜及連續偽造有價證券二罪間，有方法、目的之牽連關係，應依修正前刑法第55條牽連犯之規定，從一重之連續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斷。被告有如事實欄一所載之犯罪科刑、執行情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在卷可按，其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五年內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應依修正前刑法第47條規定遞加重其刑。爰審酌被告所竊取財物之價值，及其偽造之支票面額各為新臺幣一萬元及十五萬元，且業將該2 張偽造支票交予不知情之「邱大哥」及甲○○而行使，所生損害益形擴大，暨其於犯後未能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七、如附表所示偽造之2 張支票，係屬偽造之有價證券，雖均未扣案，惟無證據可證皆已滅失，是該2 張偽造支票不問屬於被告所有與否，均應依刑法第205 條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修正後刑法第2 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201 條第1 項、第320 條第1 項、第205 條，修正前刑法第56條、第55條、第47條、第33條第5 款，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第2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許曉微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96　　年　　7 　　月　　9 　　日刑事第十一庭審判長法官蔡榮澤法　官　紀凱峰法官魏于傑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書記官林怡君中　　華　　民　　國　　96　　年　　7 　　月　　16　　日附表： ┌──┬─────┬────┬───────┬─────┬───┐ │編號│支票號碼 │發票日 │金額（新臺幣）│發票人 │備註 │ ├──┼─────┼────┼───────┼─────┼───┤ │1 │AR0000000 │92年9 月│一萬元 │黃龍企業社│未扣案│ │ │ │30日 │ │丙○○ │ │ ├──┼─────┼────┼───────┼─────┼───┤ │2 │AR0000000 │93年6 月│十五萬元 │黃龍企業社│未扣案│ │ │ │10日 │ │丙○○ │ │ └──┴─────┴────┴───────┴─────┴───┘ 本案論罪科刑主要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01條第1項（有價證券之偽造變造與行使罪）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 千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普通竊盜罪、竊佔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 百元以下罰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訴緝字第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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