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5年度婚再字第1號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裁判書 -- 民事類

【裁判字號】 105,婚再,1

【裁判日期】 1050728

【裁判案由】 離婚

【裁判全文】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5年度婚再字第1號

再審原告

甲○○

訴訟代理人

張麗雪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再審被告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本院於民國104年9月24日104年度婚字第141號離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於105年7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再審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再審原告為印尼籍人士，與再審被告於民國101年11月13日在印尼登記結婚，於103年1月23日入境台灣，並原與再審被告同住於嘉義縣朴子市0里0號，再審被告家中大權由再審被告父親掌握，再審被告父親對再審原告嚴苛，慣常辱罵，於103年9月再審被告父親毆打再審原告，並要求再審原告立即遷出不得再住該房屋，經兩造商議後決定再審原告先至外租屋居住，再審原告因而租屋於嘉義縣朴子市0路0號0樓（下稱系爭0號0樓），再審被告知悉再審原告該實際住處，亦常至租屋處與再審原告同住，於104年2、3月間，再審原告自再審被告受孕懷胎，再審被告陪同再審原告至嘉義長庚醫院婦產科就診，由主治醫師李中遠診療，再審被告在診間與再審原告爭吵，爭執再審原告非從再審被告受胎，經醫師告訴再審被告毋庸爭吵，待產下小孩得檢驗DNA，惟因再審原告懷孕期間未受妥善照顧，於104年4月、5月間流產，未能順利生育子女。又再審被告於103年9月間向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嘉義縣專勤隊（下稱嘉義專勤隊）申報再審原告失縱，行方不明，適再審原告在再審被告申報後，曾向移民署申請居住地點改變，經移民署承辦人告知再審原告有關再審被告申報失蹤乙事，再審原告向承辦人說明被趕出及再審被告知悉其住處等情，承辦人撥打電話予再審被告，再審被告電話中承認確實知悉再審原告住處，承辦人註記尋獲，再審原告並無失蹤。

(二)又再審原告係遭再審被告父親毆打及趕出家門，獨自在外租屋居住，再審被告知悉再審原告租屋處，亦常至租屋處與再審原告同居，於104年2、3月間再審原告自再審被告受孕懷胎，再審被告陪同再審原告就醫，再審被告明知再審原告住於系爭0號0樓，卻向法院陳報再審原告住於嘉義縣朴子市0路0號0樓，而該棟大樓每一層有7百多個房間，若未註明房號無法寄達，再審被告明知再審原告之住居所，竟向法院指述再審原告所在不明而與涉訟，致原法院以公示送達，並以再審原告仍在台灣，卻拒不返回再審被告住處同住，拒絕履行同居義務，顯係惡意遺棄等情為由，經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再審原告對原確定判決難以甘服，提出再審之訴以為救濟。為此，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6款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再者，再審原告不知再審被告提起離婚訴訟之事，亦未收到法院送達通知及判決書，嗣因原租屋處房東調漲房租，再審原告始於105年1月遷至同棟大樓即同址0樓，再審原告曾於105年1月13日申請換領居留證，乃於105年1月28日至嘉義縣專勤隊拿取換領之居留證，當時承辦人查詢電腦資料，發現再審原告已被註記於104年12月3日經法院判決離婚確定，該專勤隊開具要求再審原告於30日內出國之處分書，訴外人即承辦人張天能並告知若有法律問題可向法律扶助基金會請求扶助，再審原告為申請法律扶助扶，必須申請戶籍謄本，再審原告係於105年1月28日始知悉經法院判決離婚確定之事，並於同年2月25日提起本件再審之訴，已遵守30日之不變期間。

二、對被告抗辯所為之陳述：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6款規定，當事人知他造之住居所，指為所在不明而與涉訟者，依文義解釋，係指當事人知悉他造住居所在地，卻指為所在不明而言（最高法院99年台上第14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審被告一再抗辯其雖知悉再審原告於訴訟期間住在系爭0號0樓，但不知該處詳細住址，故聲請公示送達，其辯詞於法不合。再審被告在聲請公示送達書狀記載「再審原告現行方不明」，非「不知再審原告居所地的地址」，再審被告若坦承其知悉再審原告住於何處，且去過該處，法院豈有不命再審被告查報住所地址，逕而准許公示送達之理？再審被告為何不陳明？無非要隱瞞法院；再者，再審被告於原審104年9月22日庭訊陳稱「被告雖經尋獲，但是不願回家與我同住」等語，窺其義非送達處所不明，則再以公示為文書送達，應非合法，而再審原告於104年3月16日向嘉義專勤隊改換新的居所住址，係該專勤隊承辦人輸入資料錯誤，以致法院向錯誤地址送達文書，再審原告並無過失，基於公平程序之保障，應廢棄原判決。

(二)又再審原告於103年1月入境台灣，入境時按規定須施打疫苗，至同年2月間再審原告懷孕，再審原告本想留下小孩，且嘉義長庚醫院李中遠醫師亦對再審被告表示應尊重再審原告之意願，不能強迫墮胎，再審原告當時想將小孩留下，不管小孩子生下來狀況如何，再審原告印尼的家願意扶養，不用由再審被告支付扶養費用，但再審被告堅持須墮胎，再審原告初到台灣無法做主而屈從；至同年9月間，再審被告父親毆打再審原告，兩造協議再審原告先遷出居住，於104年2、3月間，再審原告又自再審被告受孕懷胎，再審被告曾陪同就醫，因未受妥善照顧而二度流產，再審原告經二次流產，身體大受損傷，婚姻過程之是非曲直，難以定論為再審原告過失，然再審原告全無為自己答辯機會即遭判決離婚，實難心服。

(三)另再審原告於103年9月間離家，係因當時再審原告到田裡幫忙小蕃茄拔葉子，再審被告父親叫再審原告不能戴手套，待其返家後相當生氣，即叫再審原告搬離家，但再審被告未保護再審原告，均聽從再審被告父、母親，再審原告當天離家前，再審原告向再審被告母親表示要去找工作，再審被告母親亦表示若搬出去就不要再回來，再審原告因此在床邊哭泣，再審被告父親亦表示：「如果妳想出去就出去，沒有人要留妳」等語。又再審原告搬離時有向再審被告說明，並請求再審被告共同搬離遭拒，因再審原告希望繼續住，得外出找工作，但再審被告表示若要出去找工作，就不要繼續住家裡，然再審原告需要生活費用。又因兩造住處後方有再審被告祖母住屋，而向再審被告請求讓其搬到再審被告祖母住處，但是再審被告不同意，再審原告乃於隔日早上搬離，但再審被告父母向再審原告表明搬離後就不能返家，因再審被告拒給在外租屋費用，再審原告當時僅帶著新臺幣（下同）2000元及衣服到彰化當看護，暫住僱主家，期間仍與再審被告保持聯絡，經一、二週領取薪資後，始有金錢到外面租屋，因再審被告住在朴子市區，故再審原告於103年10月7日搬回嘉義租屋，並與再審被告聯絡，再審被告晚上會到再審原告租屋處，因擔心其父母親知悉，每次僅停留一、二小時，兩造聊天及發生性關係，再審被告原一、二星期到租屋處一次，嗣則一個月到租屋處一次，直至再審原告懷孕後，再審原告就未再到租屋處。另自104年2、3月之後，再審原告懷孕時，再審被告雖有偕同再審原告到嘉義長庚醫院產檢，然於同年3月31日當天再審原告下班後下體不正常流血，電請再審被告帶其醫院，因再審原告流血致頭昏無法下樓，再審被告即到樓上責罵再審原告，自此再審被告即未再到再審原告該租屋處，雖再審原告一再撥打電話，再審被告均直接掛電話，迄離婚判決後，再審被告始再接再審原告之電話，迄於104年6、7月及離婚後，再審原告都還有打電話給再審被告，因為再審原告未知悉兩造已離婚。

(四)兩造在印尼結婚，因第一次面談時失敗，再審原告在印尼等1年餘，該期間再審被告到印尼3次，但未給生活費，再審原告於103年1月入境後不久即懷孕，入境到再審被告家後，再審原告每日被要求至再審被告父親所有之溫室小蕃茄田工作，再審被告曾給付生活費2次各2000元，幫再審被告父親從事農耕，除再審被告父親曾給付工錢2次，每次5千元外，再審原告均做白工，家中的人知悉再審原告懷孕，亦不同意再審原告在家中休息，而再審被告父親脾氣暴躁、兇悍，再審原告常受其責罵，以粗話、「三字經」辱罵，於103年3、4月間，因兩造吵架，再審原告在屋內睡覺房門反鎖，再審被告父親不悅，於持鑰匙開門後，竟以拳頭毆打再審原告大腿數下，再審原告當時懷孕，其仍出手施暴，再審原告有通報113專線。又再審被告及其家人強迫將胎兒流產，再審原告心有不捨，流產後心情不佳、經常暗自哭泣，有憂鬱現象，但再審被告及其父親僅同意再審原告休息一週，再審被告從未好言安慰及陪伴，一週後再審原告下田工作，某日再審原告在田裏看到小鳥欲抓取餵養以撫慰失去胎兒之痛苦，再審被告父親卻禁止及強迫再審原告返家，再審原告不從，竟遭再審被告父親出手推到在地。再者，再審原告在家中種蔬菜，再審被告父親禁止用自來水澆菜，再審原告僅得以洗澡水接水管澆花，豈知經過上述小鳥事件後，再審被告父親就將接洗澡水之水管拔掉，不讓再審原告使用，而再審被告父親經常當再審原告的面嗆聲房屋為其所有，家中的物品其所購置，不是再審被告所有，再審被告夫妻要順從，否則要將其等趕出去，再審原告聽聞，覺得再審被告父親不是氣話，而是真有不讓再審被告父親居住之意思。

(五)再審原告在蕃茄田所做工作，包括鬆土等粗重工作，然再審原告身形瘦弱，體力不堪負荷，再審被告父親之蕃茄田總共有12攏棚架，面積寬闊，再審原告入境前再審被告父親有僱用工人，再審原告入境後，田裡工作全由兩造及父、母親負擔，每日工作份量甚多，再審原告苦不堪言，但未給付工錢，再審被告及其家人將再審原告視為免費的工人，未將再審原告當作妻子或媳婦，蕃茄田拔葉子或採蕃番茄會被刺到手，再審原告戴手套採摘，豈知再審被告父親為此大發脾氣，於103年9月間某日返家即要求再審原告搬離，再審原告與再審被告商議後，始自行先搬離。再審原告與再審被告偶為小事爭吵，常因父、母親介入處理，小事變成大事，因此再審原告與再審被告商議是否搬到現居地後方之祖母住處居住（稍加整理即可居住），但再審被告認為現住居處較舒適，不願搬出，絕非再審原告無故不同居，而在再審原告搬離後，曾有次返回再審被告父親家，並購買10個便當及一雙鞋子送予再審被告母親，不料再審被告胞妹當面將便當倒掉，鞋子丟掉，令人難過，再審被告完全沒有維護再審原告之意，再審被告甚至在再審原告遷出後，拒不幫忙辦理健保卡，再審原告恰巧因補辦健保卡，始得知遭通報行方不明之事，再審被告質疑再審原告來台目的是為賺錢，相對地，再審原告亦質疑再審被告娶妻，僅為幫家中找個免費的工人，不是真正要婚姻生活。是以，縱使認兩造已無法繼續維持婚姻共同生活，其過失或較大過失應在再審被告，再審被告訴請離婚，應無理由。

三、再審被告則以：

(一)當初再審原告入境臺灣，在嘉義專勤隊登記的地址是嘉義縣朴子市0里0號之再審被告現住居地，嗣因再審原告離家出走，私自到嘉義專勤隊變更住所為嘉義縣朴子市0路之地址，再審被告並不知道該0路之地址，而且再審原告變更地址時再審被告完全不知情，係因打電話詢問嘉義專勤隊始知再審原告有私自前往變更地址，當時有詢問嘉義專勤隊再審原告地址，嘉義專勤隊給的再審原告地址即嘉義縣朴子市0路0號0樓，當時尚未提出離婚訴訟，再審被告有去該0路地址找過再審原告幾次，該地址即0路0號0樓，再審被告決定離婚後就未再去再審原告住處，最後一次到0路再審原告住處約為起訴請求離婚前，於104年5月後就未再前往該處所。雖然再審被告有去過該住處，但是確實未記得再審原告之地址。但再審被告訴請離婚時，有向法院陳明不知再審原告詳細地址，再審原告已經搬到嘉義長庚醫院附近及至嘉義專勤隊變更地址，並請法院向嘉義專勤隊詢調再審原告地址，故法院判決書載列再審原告該0路地址，已表示再審被告有間接提供再審原告地址，並非不提供，法院有送達之方式，再審原告未收到送達文件，應係再審原告與嘉義專勤隊間之問題，再審原告將事件的錯誤歸咎再審被告，實不合理，責任應該是再審原告自己過失所致，其不能以此原因聲請再審。

(二)又再審被告現已另訂婚約，而再審原告離家後，並無想要返家之意願，再審原告應係另有目的，係為入境台灣賺錢，非想要維持婚姻而提起再審之訴，而再審原告來台時有注射痲疹疫苗，3個月內不宜懷孕，否則胎兒有畸形之危險，故當時醫生強烈建議應該不要生下小孩，再審原告第二次懷孕時，產檢醫師發現胎兒不正常，並表示若一段時間內不自然流產，就要進行手術，故第二次懷孕是自然流產。再者，再審原告入境後第三天就說其不與長輩同住要搬出去，並在再審被告面前說「你們又不是我的父母親」、再審被告妹妹面前說「妳又不是我的什麼人」等語，再審原告自我意識較重，將印尼的家庭意識套在再審被告家，醫生已經表明胎兒畸形機率很高，但再審原告認為印尼文化都會將孩子留下來，因小孩畸形機率很高，故再審被告表示要是將小孩生下，兩造就要辦離婚。再審原告在離家前，再審被告曾好言向再審原告詢問是要留下或搬離，若搬離後，就是捨棄夫妻義務及家庭責任，往後再審被告挽回不了再審原告，其會選擇離婚，再審被告尊重再審原告之選擇，並未強迫已成年的再審原告，再審被告給再審原告選擇，並未強迫再審被告，強迫是沒有給任何的選擇，何況夫妻間不是上、下級關係，哪來的工資，此種農村生活的家庭事業，所賺的錢是家庭所賺取，該收入難分哪部分為個人取得，而再審原告剛到台灣前數月，再審被告都有給再審原告金錢，但再審原告一直叛逆心態，不願意尊重長輩及與不願意同住，故再審被告未再給其金錢等語置辯，並聲明：再審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四、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但自判決確定後已逾5年者，不得提起，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2項定有明文。經查：

(一)再審原告主張其為印尼籍及兩造為夫妻關係，再審被告以再審原告離家及假借婚姻之名，行來台工作之實，婚姻有名無實，其不願返家履行夫妻同居之義務，顯係惡意遺棄及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由，具狀向本院提起離婚之訴，經本院於104年9月24日以惡意遺棄為由判准兩造離婚，並於104年12月3日確定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104年度婚字第141號離婚卷宗查明屬實，並為再審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二)又再審原告因居住地址遷移至嘉義縣朴子市0路0號0樓，前於105年1月13曰申請換領居留證，而於同年1月28日至嘉義縣專勤隊領取換發之居留證，經承辦人查詢電腦資料，發現再審原告已被註記於104年12月3日經法院判決離婚確定，而開具再審原告應於30日內出國之處分書，經承辦人員告知而申請法律扶助扶及戶籍謄本，始於105年1月28日知悉法院判決離婚確定之事實，然再審原告不知再審被告提起離婚訴訟之事，亦未收到法院送達通知及判決書等情，已據再審原告提出不動產租賃契約書、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10305（離）NO.001007處分書（日期載為：2016/01/28）、戶籍謄本（列印日期載為105/01/28）等件為憑，並為再審被告所不爭執，亦堪信為真實。是以，再審原告依前揭規定，於知悉該再審理由後之30日不變期間，即於105年2月25日（再審之訴起訴狀上有本院收文戳章）向本院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未逾法定不變期間，自屬合法。

五、次按，按當事人知他造之住居所，指為所在不明而與涉訟者，另一方當事人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知他造之住居所，指為所在不明而與涉訟者，他造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係因當事人倘隱瞞他造之送達處所而與涉訟，將使他造未能收受法院送達之訴訟文書，以知悉該文書之內容，致無從為適當之訴訟行為，顯失公平，且有礙法院發現真實，乃許他造提起再審之訴，以資救濟。是以，如當事人之一方明知他方之聯絡方式及其去向，卻稱不知、所在不明，而依民事訴訟法第149條1項第1款聲請公示送達，即有該法第496條第1項第6款之再審事由（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2229號裁判意旨參照）。又依當今社會電子資訊發達，得以電話、簡訊、親自尋訪或透過他人為聯絡，其所需勞費少即可迅速達成聯絡目的，不致因個人消極不想聯絡而置客觀上得為聯絡之方式於不顧，不當影響他造之訴訟權益。本件再審原告主張再審被告明知其離家後，獨自在外租屋居住，並知悉再審原告租屋處，亦常至租屋處與再審原告同居，於104年2、3月間再審原告自再審被告受孕懷胎，再審被告陪同再審原告就醫，再審被告明知再審原告住於系爭0號0樓，卻向法院陳報再審原告所在不明而與涉訟，致原法院以公示送達而為一造辯論判決確定，惟為再審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辭置辯。是以，本件首應審究者，厥為再審被告於前審訴請離婚，是否明知再審原告之住居所而指為所在不明，而據以聲請公示送達，依一造辯論而為判決？經查：

(一)本件再審被告於104年6月2日向本院訴請離婚，於起訴狀上未記載再審原告之地址，僅記載再審原告之0號手機號碼，嗣於104年6月5日即以再審原告雖仍設籍嘉義縣朴子市0里0鄰0號，並未遷移，但是實際上已不居住該處，現行方不明為由，具狀聲請依民事訴訟法第149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嗣於同年6月9、10日刊登國內及海外版新聞紙為公示送達，而原審於同月5日已發函再審被告命查明再審原告目前住居所具報，及向內政部移民署函查再審原告入出境資料，並據移民署函覆之外人居停留資料查詢明細所載再審原告居留地址，即嘉義縣朴子市0路0號0樓為送達起訴狀及104年9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通知，經寄存雙溪派出所，再審被告於該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並提出嘉義專勤隊受理再審原告行方不明案件登記表，原審於該期日即以再審被告聲請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並依前述0里0鄰0號、0路0號0樓兩址送達及另為公示送達判決，而0路0號0樓則經以「樓欠詳」遭退回等情，有前揭104年度婚字第141號離婚卷宗核閱屬實（見該民事卷宗第1、16-17、20-32、39-43頁）。

(二)又再審原告主張其有與再審被告商議後，於103年9月19日搬離0里住處，因再審被告拒給在外租屋費用，再審原告僅帶著2000元及衣服到彰化當看護，而暫住僱主家，期間仍與再審被告保持聯絡，經一、二週領取薪資後，始有金錢到外面租屋，及因再審被告住在朴子市區，故再審原告於103年10月7日搬回嘉義縣朴子市租屋，並與再審被告聯絡，再審被告晚上會到再審原告系爭0號0樓租屋處，因擔心其父母親知悉，每次僅停留一、二小時，兩造聊天及發生性關係，再審被告原一、二星期到租屋處一次，嗣則一個月到租屋處一次，直至104年2、3月之後，再審原告懷孕時，再審被告雖有偕同再審原告到嘉義長庚醫院產檢，然於同年3月31日（應係3月29日）當天再審原告下班後下體不正常流血，電請再審被告帶其至嘉義長庚醫院急診就醫，因再審原告流血致頭昏無法下樓，再審被告即到樓上責罵再審原告，待就醫後，再審被告即未再到再審原告該租屋處，雖再審原告一再撥打電話，再審被告均直接掛電話，迄離婚判決後，再審被告始再接再審原告之電話，迄於104年6、7月及離婚後，再審原告都還有打電話給再審被告，嗣因房東調漲房租，乃於105年1月遷至同棟大樓即同址0樓等情，有再審原告提出之不動產租賃契約書影本附卷（見本院卷第17至20頁），並經本院函調嘉義長庚醫院再審原告病歷，再審原告於104年3月29日因陰道出血至該醫院急診會診婦產科，建議門診追蹤治療等語，亦有該醫院105年3月12日（105）長庚院嘉字第00192號函病歷資料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9至53頁），再審被告對前述事實亦未爭執，而再審被告於原審離婚訴訟之起訴狀僅記載再審原告該0號手機電話，已見上述，該手機電話亦為再審原告搬離前述0里住處後之使用連絡電話，亦經再審原告陳述在卷，並為再審被告所不爭執，均堪採認。足認再審原告迄於原審判決確定前均居住該處所，而再審被告亦多次前往該居住所與再審原告敘舊、發生性關係或陪同就醫，可見再審被告於提起本件離婚訴訟前或訴訟中均明知再審原告聯絡方式及其去向與住居所。

(三)次查，再審被告雖另辯稱其在尚未提出離婚訴訟前，曾到嘉義縣朴子市0路0樓找過再審原告幾次，再審被告決定離婚後就未再去再審原告住處，最後一次到0路再審原告住處約為起訴請求離婚前，於104年5月後就未再前往該處所，雖然再審被告有去過該住處，但是確實未記得再審原告之地址，並請法院向嘉義專勤隊詢調再審原告地址，已表示再審被告有間接提供再審原告地址，並非不提供，再審原告未收到送達文件，應係再審原告與嘉義專勤隊間之問題，責任應該是再審原告自己過失所致，其不能以此原因聲請再審云云。惟查：

1、本件再審原告於經與再審被告商議後，於103年9月19日遷出，再審被告隨即於103年10月3日以再審原告離家出走，向嘉義專勤隊申報再審原告行方不明，而再審原告於103年10月7日搬回嘉義縣朴子市租屋，即與再審被告聯絡，再審被告則多次到再審原告系爭0號0樓租屋處與再審原告相會敘舊及發生性關係，迄於再審原告為辦理健保卡續卡事宜至衛生所，始知悉遭通報行方不明，而於104年3月9日前往嘉義專勤隊辦理撤銷協尋並點腦註記，而該撤銷協尋並為再審被告所知悉等情，且關於再審原告已撤銷協尋乙節，亦經再審被告於原審陳述在卷，並提出前述行方不明案件登記表附於原審民事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0頁背面、32頁），復有嘉義專勤隊撤銷行方不明案件登記表、調查筆錄各1份附於本院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25至129頁）。參以再審被告於104年3月底仍至再審原告居住所陪同其就醫，並已明知再審原告居住處所及已撤銷行方不明，並自陳其於起訴請求離婚前，於104年5月後始未再前往該處所，則其僅需稍加詢問或前往該處所稍作確認，即可得知明確之送達地址，惟仍向原審指稱再審原告行方不明，而具狀聲請公示送達，復又提出該行方不明案件登記表為據，並以此使原審誤信再審原告確已行蹤不明，進而准其所為公示送達及一造辯論判決，應堪採認。

2、復查，再審被告於104年6月2日訴請離婚，隨即於同年6月5日以再審原告行方不明為由，具狀聲請公示送達，嗣於同年6月9、10日刊登新聞紙為公示送達，迄至原審判決確定，均以公示送達方式為之，而發生擬制送達生效之效力，已見上述。雖原審仍依職權及命再審被告查報，經嘉義專勤隊函覆原審之內政部移民署外人停留資料查詢明細所載再審原告居留地址，即嘉義縣朴子市0路0號0樓，因嘉義專勤隊漏載0樓「00」，故依該址送達，經以「樓欠詳」遭退回等情，亦見上述。可見該地址顯非再審原告之合法送達處所，亦與原審確定判決前之歷次送達效力無涉；又再審被告則未為查報詳明送達處所，仍於104年9月22日原審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陳稱：「我有開立移民署的行方不明案件登記表，我之前在103年10月3日向移民署申報被告（即再審原告）失蹤後，被告雖然經尋獲，但是不願回家與我同住，我問移民署可否再次申報失蹤，移民署說因為他們可以聯繫到被告，所以不能讓我再申報失蹤。」等語，並提出該行方不明案件登記表為憑（見原審卷第30頁背面、32頁）。然再審被告明知再審原告仍居住該處所，並未搬遷，竟以再審原告不願返家同住為由，仍故意陳稱再審原告行方不明，致原審誤信再審原告確係行方不明，而仍以公示方式為送達。再觀以再審被告另辯稱其在尚未提出離婚訴訟前，曾到嘉義縣朴子市0路0樓找過再審原告幾次云云。然衡諸常情，再審原告於前審離婚判決確定前均未搬遷，再審被告若確有依該址查訪，即可知該大樓應無該地址樓層（樓欠詳），或顯可發現與其多次前往與再審原告相會之居住所不符，並可得確認再審原告詳明之送達處所。顯然再審被告辯稱其有查訪，亦難憑信。

(四)末查，本件再審被告於起訴狀上有記載再審原告之0號手機號碼，再審原告於103年9月19日搬離0里住處後，於103年10月7日搬回嘉義縣朴子市租屋，並與再審被告聯絡，並曾電請再審被告帶其至嘉義長庚醫院急診就醫等情，已詳見上述。可見再審被告仍可主動聯絡再審原告詢其送達地址，或被動接獲再審原告聯絡，然再審被告於訴請離婚後，即故拒接再審原告之電話，益證再審被告除對再審原告有意隱瞞離婚訴訟外，亦故不查報及提供前審關於再審原告之確實送達住居所，致再審原告於訴訟過程始終無法收受法院文書之送達。綜上，本件堪認再審被告明知再審原告之住居所，故指為其所在不明而與涉訟，原確定判決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6款之情事，再審原告據以提起再審之訴，請求廢棄原確定判決，洵無不合，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復按，再審之訴，實質上為前訴訟程序之再開或續行，故再審之訴訟程序，準用關於各該審級訴訟程序之規定，為民事訴訟法第505條所明定，並有最高法院68年度台上字第764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本件再審原告再審之訴既有理由，本院即應就再審被告前審離婚之訴有無理由，而為審理。茲分述如下：

(一)按離婚及其效力，依協議時或起訴時夫妻共同之本國法；無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50條定有明文。本件再審被告為中華民國人民，而再審原告為印尼籍人士，迄今仍未取得我國國籍，自屬涉外案件，兩造固無協議及共同之本國法，惟兩造婚後既曾在我國嘉義縣朴子市住處共同生活，則該處可認為係兩造原之共同住所地，揆諸前揭規定，本件離婚事件自應適用我國法律之規定，合先敘明。

(二)又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為判決離婚之事由，民法第1001條、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固分別定有明文。然所謂以惡意遺棄他方，不僅須有違背同居義務之客觀事實，並須有拒絕同居之主觀情事，始為相當（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251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再審被告於前審離婚訴訟中主張再審被告於103年9月離家出走，經原告四處尋找，雖有尋獲，被告仍堅不返家，不願履行夫妻同居之義務，存心拋棄再審被告，顯係惡意遺棄再審被告云云。惟再審原告因故離家前曾與再審被告商議，嗣因再審被告住在朴子市區，故再審原告於103年10月7日搬回嘉義縣朴子市租屋，並與再審被告聯絡，再審被告晚上會到再審原告租屋處相會敘舊及發生性關係，並致再審原告懷孕，待再審原告就醫後，再審被告即未再到再審原告該租屋處或拒接電話等情，已詳見上述。顯見於再審原告離家未久，即主動聯絡再審被告，並搬回再審被告住處附近租屋，兩造仍有頻繁之共處一室並發生性關係，而致再審原告再度受孕，再審原告並無拒絕與再審被告同居，且再審被告亦非無法聯絡再審原告，其係為達離婚之目的故為前揭不實之陳述，足見再審原告縱有未與再審被告長期同居之客觀事實，亦難認其有拒絕與再審被告同居之主觀意思。從而，再審被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之事由訴請離婚，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三)次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所稱「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係抽象的、概括的離婚事由，此乃為因應實際需要，參酌各國立法例，導入破綻主義思想所增設。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是其所採者為消極破綻主義精神，而非積極破綻主義。關於「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其判斷之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至於同條項但書所規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乃因如肯定有責配偶之離婚請求，無異承認恣意離婚，破壞婚姻秩序，且有背於道義，尤其違反自己清白(clean hands)之法理，有欠公允，同時亦與國民之法感情及倫理觀念不合，因而採消極破綻主義。倘該重大事由，夫妻雙方均須負責時，應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僅責任較輕之一方得向責任較重之他方請求離婚，如有責程度相同時，雙方均得請求離婚，始屬公允，是責任較重之一方應不得向責任較輕之之他方請求離婚，此有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本件再審被告於前審以婚後被告於103年1月底來臺，一直不願與再審被告共同生活，在家中爭吵不斷，對長輩有暴力行為，嗣於103年9月離家出走，雖有尋獲，再審原告仍堅不返家亦不接受調解，假借婚姻之名，行來臺工作之實，婚姻有名無實讓原告徹底絕望，為此另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離婚等語。再審原告雖自承其有離家之情事，惟否認有再審被告所述之事實，並以前揭情詞資為抗辯。是以，本件尚應審究者，在於兩造有無難以維持婚姻生活之重大事由？若有，該事由應否由何人負主要責任？經查：

1、本件再審原告主張其於103年1月23日入境台灣，原與再審被告同住於0里崁住處，然因再審被告家中大權由再審被告父親掌握，而再審被告父親脾氣暴躁、嚴苛，再審原告常受其責罵，於103年3月間，兩造因細故吵架，再審原告在屋內睡覺房門反鎖，再審被告父親不悅，於持鑰匙開門後，竟以拳頭毆打再審原告大腿數下致傷，再審原告當時懷孕，其仍出手施暴，再審原告有通報113專線，復於103年8、9月再審被告父親毆打再審原告，並要求再審原告立即遷出不得再住該房屋，經再審原告與再審被告請求讓其搬到住處後方再審被告祖母住處，但是再審被告不同意，再審原告乃於隔日早上搬離，並獨自至外租屋居住乙節，已據再審原告提出其受傷之照片2張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23頁）。雖再審被告否認有再審原告所指述之家庭暴力情事。惟查：

(1)再審原告於103年3月12日晚上因遭再審被告父親徒手毆打而通報113專線，緣於當日晚上8時許，兩造因性愛問題發生爭執，再審原告憤而將房門上鎖，再審被告在門外呼叫未果，再審被告父親亦生氣呼叫再審原告後，再審原告開啟房門，再審被告父親及徒手打再審原告下肢，造成膝蓋些許紅腫。另經社工員評估及綜合處遇，再審原告表示再審被告父親脾氣不好，其來電哭訴受暴遭欺負，再審被告父親已至住處樓下，且再審被告在旁，再審原告暫時安全無慮，但擔憂後續若未能搬離，其與再審被告父親相處情形若未改善，恐今日情事會再發生，加上再審原告為外籍配偶，有效支援系統薄弱，因應受暴狀況能力有限。又嘉義縣家暴中心（下稱家暴中心）在線上聽聞案夫（即再審被告）及其婆婆大聲講話聲響，嗣再審原告持續於電話線上哭訴，家暴中心安撫後，再審原告情緒漸趨和緩，家暴中心與再審原告確認今日受暴傷勢，建議再審原告可請案夫協助就醫後，再至派出所報案，再審原告表示傷勢無須就醫，且不知派出所位址，家暴中心建議再審原告可先用手機拍照，若下次案夫父親有責罵或有危險，建議可撥打110或113求助等情；又再審原告除前揭家暴之通報外，復於103年5月2日、104年3月9日（通報103年8、9月間）有家暴通報紀錄，其中於103年8月間某日再審原告在田裏看到小鳥欲抓取餵養，以撫慰失去胎兒之痛苦，再審被告父親卻禁止及強迫再審原告返家，再審原告不從，竟遭再審被告父親出手推到在地，再審原告有反擊抵抗，再審原告跑開後，再審被告父親還欲追打，事後大聲斥罵再審原告等情，有本院函調之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表、嘉義縣社會局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表、社工工作員個案訪視處理報告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37、138、183、213頁）。是以，再審原告主張其有遭受家庭暴力之事實，應非子虛。

(2)又觀以該再審原告提出之前述照片顯示再審原告下肢確有皮膚泛紅之傷勢屬實，而該照片係再審原告於103年3月13日所以手機照相功能所拍攝留存於手機內，亦據再審原告當場提出手機，經本院勘驗該照片及拍攝日期紀錄無誤，此亦為再審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20頁）。本院參以事發當時再審原告仍與再審被告及其家人共同生活，其當未能預測日後兩造有離婚訴訟，而以自傷再預留存照片，或藉詞通報為誣陷之理，前述遭受家暴受傷應堪採認。至再審被告抗辯再審原告對長輩有暴力行為云云，其時、地及實際情況如何，均未見其提出任何事證以實其說，自難憑採。

(3)復參以再審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未否認被告父親有要求再審原告遷出不得再住該房屋，及再審原告有要求搬至祖母住處乙事，僅辯稱父、母親要再審原告搬離住處是氣話，並未實際上將再審原告趕出去之行為，而祖母住處房屋已經數十年之老平房，無廁所、廚房，故未建議再審原告搬到該處等語，復又陳稱再審原告業已成年，不能因長輩脅迫的口氣就可代替其為決定等語（見本院卷第152、176頁）。則以再審被告亦自承長輩係以脅迫口氣要再審原告搬離，而再審原告復與再審被告父親有前述家暴之過程，自難認為僅係氣話而已。是以，再審原告前揭主張，應堪採認。則在前述情況下，再審原告為避免與再審原告父親再有爭執或再受家暴，而要求搬到祖母住處居住遭拒，自僅得離家在外租屋居住，而再審被告未予以積極介入協調再審原告與其父親之衝突，或稍作整理祖母房屋供再審原告暫居，再審原告不得已搬離兩造住處，實難認應盡歸責於再審原告。

2、次查，再審原告另主張其每日被要求至再審被告父親所有之溫室小蕃茄田工作，幫再審被告父親從事農耕，包括鬆土等粗重工作，然再審原告身形瘦弱，體力不堪負荷，再審被告父親之蕃茄田總共有12攏棚架，面積寬闊，再審原告入境前再審被告父親有僱用工人，再審原告入境後，田裡工作全由兩造及父、母親負擔，每日工作份量甚多，再審原告苦不堪言，但未給付工錢，再審被告及其家人將再審原告視為免費的工人，及家人知悉再審原告懷孕，亦不同意再審原告在家中休息，再審被告僅曾給付生活費2次各2000元，幫再審被告父親從事農耕，除再審被告父親曾給付工錢2次，每次5千元外，再審原告均做白工等情。再審被告對前述事實並未爭執，僅以該溫室小蕃茄田工作是家庭事業，其收成就是家庭所賺取之金錢，每年按收成會受分配所得，無法分哪部分為私人所有等語；又關於再審原告生活費用（零用金）部分，其復陳稱：再審原告剛到台灣的前幾個月都有給零用金，但其一直以一種叛逆的心態，不願意尊重長輩、不願意同住，故後來才沒有給再審原告錢，其父親也沒有給再審原告錢等語（見本院卷第177頁）。再者，關於分配收成之報酬乙事，再審被告自陳：若再審原告好好工作，每年4、5月會按收成比例分配金錢，其本身有分配20餘萬元，但因再審原告是在103年1月到台灣，未經歷全程的耕耘及採收，故於103年4月時才沒有按比例將那筆錢分給再審原告，所以20幾萬元就沒有給再審原告，因為其未全程參與，如果分配，對家族不公平等語在卷（見本院卷第177、178頁）。可見自再審原告於103年1月間入境同住協助農耕，迄於103年9月間離家之近8個月期間，再審被告或其父親僅給再審原告14000元，嗣更以再審原告有叛逆心態，不服從長輩為由，拒絕再給再審原告任何生活費用或零用金，並已將原僱用之工人辭退，似乎以拒絕金錢之提供方式，藉此迫再審原告屈就及服從；甚且，再審原告已辛勞參與農耕達8個月，竟仍不受任何酬勞之分配，則再審原告質疑再審被告及其家人將再審原告視為免費工人，顯有所據。則在此情況下，再審原告為求能獨力營生，其與再審原告商議後，不得已選擇離家及能外出工作，實難苛責再審原告。

3、復查，再審原告在前述經濟拮据及再審被告父、母親要求再審原告搬離情況下，身為人夫之再審被告未為其執言或謀求因應，復未提供任何金錢資助或協助租屋，對為外籍配偶之再審原告而言，在當下舉目無親，仍選擇搬離兩造住處，實有相當難處及抉擇，而待其安定後，仍選擇租屋在再審被告住處附近，並即與再審被告聯絡，顯見其與再審被告維持婚姻之強烈意願，而再審被告持續至租屋處與再審原告相會敘舊、發生性關係及受孕，可見再審被告仍非無維持婚姻之意願甚明。是以，在本件再審被告提起前審離婚之訴前，難認兩造夫妻感情確已疏離，業已欠缺彼此互愛之基礎，而得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

4、又參以兩造經歷前審判決離婚及本院審理與調解過程，再審原告初雖拒絕離婚，但因再審被告業已與她人另訂婚姻，雖業經本院勸諭待本件確定再行婚姻，然再審被告於本件審理中，仍辦理結婚宴客（再審被告陳稱尚未辦理結婚登記），顯見已無維持原婚姻之決意，及兩造到場迭有相互指責，嗣兩造雖均同意進行調解，惟因再審被告拒絕給付再審原告金錢而未成立。是以，兩造經此歷程及再審被告已另組家庭之情況下，已致兩造原維繫之婚姻基礎發生動搖，實已難再提供兩造間家庭之圓滿及誠摯基礎，顯然兩造婚姻已生破綻而無法回復，固堪認係屬民法第1052條第2項前段所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然本院斟酌兩造之有責程度，依前揭說明，兩造為異國婚姻，應係感情契合，始決意締結婚姻，且經結婚登記約2年後，再審原告始得入境台灣共同生活，兩造本應珍惜，而對初入境台灣的再審原告，因原有生活習慣、文化背景不同，或家庭生活情況有所差異，再審被告及其家人本應有更多之扶持協助與體恤，但在再審原告遭受前述家暴及驅趕離家之情境下，再審被告竟未給予積極關心與扶助，而聲稱此係為成年之再審原告自行之選擇，任憑其在經濟拮据、舉目無親情況下，尤須自行在外籌資租屋，待再審原告在朴子市區租屋居住後，再審被告既仍持續至租屋處相會敘舊及發生性關係，致再審原告受孕流產後，竟隱瞞訴請離婚之事實，迄至本件再審之訴審理中，仍持續以所覓對象訂立婚姻及辦理喜宴，置兩造原有恩愛於不顧，並一再指責再審原告藉故離家及其結婚目的係為入境台灣賺錢。是以，本院審酌全案情節，認兩造婚姻無法繼續維持，再審被告應負主要責任。再審被告執此主張兩造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而請求離婚，核屬無據，按之首揭說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基上，再審被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及第2項之規定訴請離婚，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主張再審被告於前審判決確定前之審理時，可查知再審原告之聯絡方式或送達地址，而故意指為所在不明，致前審法院進行一造辯論判准離婚，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6款之再審事由應予廢棄，應屬可採；另再審被告於前審離婚訴訟中主張再審原告惡意遺棄在繼續狀態中，已認再審原告並無拒絕同居之情形，則再審被告以再審原告惡意遺棄為由訴請離婚，為無理由；暨再審被告主張兩造間婚姻有民法第1052條第2項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等情，亦屬再審被告應負主要責任，則其執此主張兩造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而請求離婚，核屬無據，不應准許；從而，再審原告將請求將前確定判決廢棄，並駁回再審被告第一審之訴訟，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