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鄭毓昇

上列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543、9695號），嗣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裁定移轉管轄(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593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及被告之意見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鄭毓昇與真實姓名不詳、暱稱為暱稱「禾哥」、「王尼」等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之加重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內不詳成員於附表所示時間，對附表所示之人施以如附表所示詐術，致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而分別於附表所示時間、地點，交付遭詐款項予鄭毓昇，鄭毓昇再將所收取款項以不詳方式上繳交付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流向。

理由

一、證據能力下列所引用之證據資料，因當事人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卷第71頁），依司法院頒「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得不予說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理由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鄭毓昇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均坦承不諱（本院卷第58、75頁），並有如附表「證據出處」欄所示各證據等件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均與事實相符，堪信為真。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關於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因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而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下稱舊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上限受不得逾普通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拘束，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再者，一般洗錢罪於舊洗錢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則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法並刪除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規定；至於犯一般洗錢罪之減刑規定，舊洗錢法第16條第2項及修正後洗錢法第23條第3項之規定，同以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為前提，修正後之規定並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等限制要件。是就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其中包括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及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連續犯、牽連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比較，再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整個法律處斷，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之條文(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案被告洗錢犯行之財物未達1億元，且其洗錢之前置犯罪為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又被告於偵查中否認洗錢犯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始為自白，是被告僅得依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規定減輕其刑。準此，經整體比較適用修正前、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於本案中，被告洗錢犯行如適用其行為時洗錢防制法，其量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6年11月以下；倘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則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5年以下，依刑法第35條第2項前段規定，以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被告於本案涉犯一般洗錢罪之部分，應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論處。

㈡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2所示犯行，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就上開犯行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前揭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皆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㈣被告與暱稱「王尼」、「禾哥」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本案所為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按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行為人罪數之計算，自應依遭詐騙之被害人人數計算，故被告就附表編號1、2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賺取不法利益，竟依照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擔任面交車手工作，參與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罪，侵害社會經濟秩序、破壞人際關係間信任及妨害國家對於犯罪之追訴，且因其參與本案犯罪，致如附表所示之人遭詐財物經層轉交付上游成員後，形成犯罪金流斷點，造成執法人員難以追查，增加被害人尋求救濟之困難，所為實應予非難；衡以被告犯後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於本院審理時始坦承犯行，及審理過程中與附表所示之人均成立調解之犯後態度，參以被告犯罪動機、手段、犯罪時間、參與本案犯罪分工角色、被告前因詐欺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之前科素行（詳被告之前案紀錄表），暨被告於本院自陳之教育程度、工作及生活經濟狀況（因涉及被告隱私故不予揭露，詳如本院卷第76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又斟酌被告所為各次犯行，均出於同一犯罪動機，罪質相同，犯罪時間接近，係重複實施同類型犯罪，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復考量數次犯行所應給予刑罰之加重效益，及其犯罪手段對社會危害程度及應罰適當性，依公平原則、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性原則而為裁量等情狀綜合判斷，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四、沒收

五、不另為無罪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就附表編號1所示犯行，另涉犯組織犯罪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等語。

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所稱「參與犯罪組織」，係指行為人加入以實施特定犯罪為目的所組成之有結構性組織，並成為該組織成員而言。既謂「參與」，自須行為人主觀上有成為該組織成員之認識與意欲，客觀上並有受他人邀約等方式而加入之行為，始足當之。具體而言，倘若被告欠缺加入成為組織成員之認識與意欲，僅單純與該組織成員共同實行犯罪或提供部分助力，則至多祇能依其所參與實行或提供助力之罪名，論以共同正犯或幫助犯，要無評價為參與犯罪組織之餘地（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91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固有從事面交車手工作，惟是否即得據此認被告對於本案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之運作結構是否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或分工細節有所認識，並非無疑；又卷內並無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之事證，是揆諸前揭說明，當無從僅自被告有擔任面交車手等工作，即逕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參與犯罪組織罪相繩。是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本應俱為無罪之諭知，惟因此部分與被告前揭經論罪科刑之罪分別具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故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盧奕勲提起公訴，檢察官鄭博仁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