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侯惠蓮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11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

一、侯惠蓮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林志宏」、「林志誠」、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下稱TG）暱稱「王澤明」等成年人及所屬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即俗稱之機房（下稱機房）以LINE暱稱「黃奇輔」、「陳雯芳」於民國114年6月某日起，向阮建誠佯稱使用MetaTrader 5 APP操作黃金合約以獲利，使之陷於錯誤，而陸續交付款項，並同意於114年7月3日交付投資款新臺幣（下同）14萬元。侯惠蓮即依「王澤明」之指示，於114年7月3日18時20分，前往臺北市○○區○○街○段000號，向阮建誠收取現金14萬元，再至指定公園，將該14萬元放置在指定椅子下，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下稱某甲）取走，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使司法機關難以溯源追查，而掩飾及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

二、案經阮建誠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程序事項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所有卷證資料，就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當事人於本院審理程序表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有證據能力；非供述證據部分，亦查無證據證明有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與被告辨識而為合法調查，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侯惠蓮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偵卷第17頁至第24頁、第155頁至第157頁、本院卷第85頁至第8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阮建誠於警詢所為之證述情節相符（偵卷第35頁至第37頁、第39頁至第40頁），並有被告手機對話紀錄截圖、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警方盤查被告照片、告訴人提供之對話紀錄、APP截圖、投資網站截圖、出金紀錄截圖等存卷可稽（偵卷第89頁至第99頁、第102頁至第105頁），足認被告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23日施行，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原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前項情形，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本案經比較新舊法之適用，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規定「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修正後之減刑要件顯較嚴格，且修正前係「應」減輕其刑，修正後則為「得」減輕其刑，是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應依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判斷被告有無前開減刑規定之適用。至該次修法同時修正同條例第43條、第44條，惟與被告所為本件犯行無涉，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必要，故本件應逕予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

(二)查機房對告訴人施用詐術，由被告依「王澤明」指示向告訴人收款，再放置指定地點由某甲取走，被告以如此轉交之迂迴層轉方式，刻意避免該詐欺集團各階層人員接觸，遂行移轉犯罪所得予詐欺集團上游之用意，係在製造犯罪所得金流斷點，使犯罪偵查者難以溯源追查犯罪所得之實質流向與後續持有者，達到隱匿犯罪所得之效果，自合於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之洗錢行為，又本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而構成同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四)被告雖非親自對被害人實施詐術，而未自始至終參與各階段之犯行，然被告擔任車手之工作，則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年成員間既為詐騙，而彼此分工，堪認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年成員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從而，被告自應就所參與犯行，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被告與「林志宏」、「林志誠」、「王澤明」、機房、某甲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依刑法第28條規定，為共同正犯。

(五)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洗錢罪，屬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

(六)被告始終陳稱未取得報酬，檢察官亦未主張被告獲有犯罪所得，而被告於偵審中均自白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行，是以就被告之詐欺犯行，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至被告雖對於洗錢之犯行已於偵查及審判中均坦承不諱，本應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規定減輕其刑。惟依前所述，被告所犯洗錢罪部分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就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有關減輕其刑部分，僅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規定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附此敘明。

(七)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於97年間因涉犯幫助詐欺取財罪，經法院論罪科刑，有前開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竟不思以正當方法獲取所需，旋與本案詐欺集團共同以前開手法詐取告訴人之財物，漠視他人財產權，影響財產交易秩序，危害社會治安甚鉅，並造成告訴人之損失，惟念及被告坦承犯行，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規定，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損失之犯後態度，經告訴人表示可以輕判，但欠我的要還我之意見（本院卷第88頁），並考量被告在本案犯罪中所扮演之角色、犯罪動機、目的，復衡被告自稱之教育程度、生活狀況（詳本院卷第87頁），認檢察官求處有期徒刑2年稍嫌過重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被告向告訴人收取之14萬元，固為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犯洗錢罪洗錢之財物，惟該條修正理由說明：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又沒收固為刑罰與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但沒收人民財產使之歸屬國庫，係對憲法所保障人民財產基本權之限制，性質上為國家對人民之刑事處分，對人民基本權之干預程度，並不亞於刑罰，原則上仍應恪遵罪責原則，並應權衡審酌比例原則，尤以沒收之結果，與有關共同正犯所應受之非難相較，自不能過當（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1001號判決意旨參照），再關於洗錢行為標的財產之沒收，應由事實審法院綜據全案卷證及調查結果，視共犯之分工情節、參與程度、實際所得利益等節，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而為認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1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學理上稱此規定為過苛調節條款，乃將憲法上比例原則予以具體化，不問實體規範為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分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復不論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同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判決意旨參照）。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採義務沒收主義，固為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關於職權沒收之特別規定，惟依前說明，仍有上述過苛條款之調節適用，考量本件洗錢之財物並未扣案，又本件有多名共犯，且洗錢之財物經由被告放置指定地點由某甲取走，如認本件全部洗錢財物均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宣告沒收，恐有違比例原則而有過苛之虞。是以，本院不依此項規定對被告就本件洗錢財物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玉奇提起公訴，檢察官呂永魁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