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吳中瑋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35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吳中瑋因細故與告訴人林宥任、陳姿伊發生糾紛，竟意圖散布於眾，基於加重誹謗之犯意，於民國109年11月14日9時許，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前，於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號之自用小客車上，懸掛內容為「陳姿伊、林宥任夫妻的說明和道歉呢？」、「為何不准父親參加小孩聖誕表演活動，何謂身教？」、「為何向孩子說：你父親『不長進、騙人、說話不實…』等等；荒謬言詞造成心理（起訴書誤載「行為」，應予更正）偏差？」、「為何揚言提告？帶太太去派出所是何用意？破壞夫妻關係…？」等文字之布條，以此方式貶損告訴人林宥任、陳姿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不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者，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積極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加重誹謗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供述、告訴人林宥任、陳姿伊之指述、證人藍一晶之證述、現場照片、車號查詢汽車車籍表等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時間、地點，在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上懸掛如附表所示文字內容之布條，惟堅詞否認有何加重誹謗犯行犯行，辯稱：我沒有誹謗之意，我不是刻意要拉布條，最後是沒有得到善良回應，才會以此方式訴求我的主張等語。

四、經查：

㈠被告確實有於上揭時間、地點，在前揭車輛懸掛如附表所示文字內容之布條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偵卷第17至2193至94頁，本院卷第41頁），核與告訴人林宥任、陳姿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23至27、61至65頁），並有該布條照片3張在卷足憑（見偵卷第33至35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條第1項及第2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至刑法同條第3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參照）。是依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 號解釋之上開意旨，刑法第311 條就特定情形免除於刑法罪責外而不予處罰之規定，亦可認係本此相同之旨趣所為之規定，因之對於誹謗罪阻卻刑罰之標準，應從寬採取「合理評論原則」（Fair Comment Principle）及「實際惡意原則」（Actual Malice Princi ple）。所謂「實際惡意原則」在應用上，係謂表意人對於具體事實有合理之懷疑或推理，而依其個人主觀之價值判斷，公平合理地提出主觀之評論意見，且非以損害他人名譽為唯一之目的者，不問其評論之事實是否真實，即可推定表意人係出於善意，得免去刑責之處罰。

㈢證人即被告之子吳○諺（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那時候我們去陳姿伊家，然後到外面陳姿伊把我們趕下來，然後在門口說我爸爸說話不實、愛騙人等語（見本院卷第123至124頁）；證人即被告之子吳○暄（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在106年聖誕節晚會前幾天，媽媽帶著我和吳○諺一起去陳姿依老師家練習聖誕節的舞蹈，然後練完舞蹈之後，陳姿伊和林宥任老師就跟我說如果我要上台表演的話，我爸爸就不能來，我爸爸要來我就不能上台表演，然後我就覺得很害怕，所以當天我就回去跟我爸爸說我想上台表演，所以請你聖誕節晚會當天可以不要來嗎。第二件事情就是107年某一次期末考前，媽媽帶著我和○諺一起去陳姿伊和林宥任家禮佛加持，然後到他們家樓上的時候，他們就把我們趕下來，然後到他們家門口之後，陳姿伊和林宥任就對我和○諺說你爸爸說話不實愛騙人，我沒有這樣教你們喔；那時候我想要上台，但是他們就說如果我要上台，我爸就不能來等語（見本院卷第126頁）。依上開證人之證述，被告懸掛之布條上「為何不准父親參加小孩聖誕表演活動」、「為何向孩子說：你父親，不長進、騙人、說話不實…」等內容，並非毫無憑據，顯見被告主觀上係基於確信為真實而為之，況「何謂身教？」、「荒謬言詞造成心理偏差？」等內容為疑問句，係被告詢問該事件所為之評論或個人意見陳述，顯非單以損害告訴人林宥任、陳姿伊名譽為唯一之目的而為本案行為。依據憲法對於言論自由之保障，被告發表之言論，既係基於一定之過往基礎事實而為本案之意見表達、評論，該意見陳述或評論難以認定其超越合理評論範圍，被告主觀上應無誹謗之故意。

㈣證人即被告配偶藍一晶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的確有去烏日派出所，但是也不是我提議要去等語（見本院卷第120頁）；又證人即告訴人陳姿伊於本院審理時陳稱：被告有一份文件，他太太拿來給我求證，剛好那天長輩都在，又要談論他們的婚姻，所以我說借這個機會，我們也去說明表態我們有沒有真的介入你們的婚姻當中，我們也希望勸和不勸離，去烏日派出所跟這份文件有關，因為大家在那裏很吵，吵到怕打起來，所以我去派出所借場地，我們是去借場地而不是去報案，去借場地把事情說清楚等語（見本院卷第112至113頁）。是依上述證述，被告配偶藍一晶確曾去派出所，被告指摘稱「帶太太去派出所是何用意？」，並無不實之處。再被告懸掛之布條表示「為何揚言提告？帶太太去派出所是何用意？破壞夫妻關係…？」等語，自前後語句觀之，係被告詢問上情，本於自身感受所為個人主觀之意見表達，非以貶損告訴人林宥任、陳姿伊名譽為主要目的，縱部分用詞或屬負面批評，而使告訴人林宥任、陳姿伊感到不快，然因該等言論係其個人主觀之意見表達，其用詞是否妥當，社會大眾均有評論之空間，則應屬意見表達之言論自由範疇，被告言論使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名譽，亦應衡平二者，以被告言論自由應受憲法之保障，而不應以刑責相繩。

五、綜上所述，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加重誹謗罪嫌所舉之上開證據，尚未達到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公訴人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加重誹謗犯行，依前開規定及說明，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潘曉琪提起公訴，檢察官張依琪、林煒容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