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郭議謙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6135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

一、郭議謙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規定之第二級毒品，且施用毒品後，對人之意識能力具有不良影響，將導致對週遭事物之辨識及反應能力較平常狀況薄弱，於施用毒品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自身皆具有高度危險性，竟於民國114年10月13日17時15分許為警採尿時點回溯96小時內之某時，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所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嫌部分，由檢察官另案偵查）後，仍於114年10月13日15時8分許前某時，騎乘失竊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上路（所涉竊盜罪嫌，由檢察官另案偵查），嗣於同日15時8分許，騎乘前開機車行經臺中市○區○○路000號前，因騎乘贓車為警攔查，經警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核發之強制到場（強制採驗尿液）許可書採集郭議謙之尿液送驗，結果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濃度為3420、10286ng/ml）陽性反應，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判決下列所引之被告郭議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及卷內其他書證（供述證據部分），查無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前4條之情形，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表示對該等傳聞證據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16頁），且經本院審酌上開傳聞證據作成時，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無不當取證之情形，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是上揭傳聞證據自具有證據能力。

㈡其餘本案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係依法定程序合法取得，並與本案均具有關聯性，且業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亦表示不爭執其證據能力，且查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是該等證據亦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卷第117頁），並有如附件所載之證據可資佐證，被告之自白與相關證據均相符合，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應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尿液所含毒品及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罪。

㈡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此為檢察官就被告有罪事實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概括性規定，非謂除有罪事實之外，其他即可不必負舉證責任。此一舉證責任之範圍，除犯罪構成事實（包括屬於犯罪構成要件要素之時間、地點、手段、身分、機會或行為時之特別情狀等事實）、違法性、有責性及處罰條件等事實外，尚包括刑罰加重事實之存在及減輕或免除事實之不存在。累犯事實之有無，雖與被告是否有罪無關，然係攸關刑罰加重且對被告不利之事項，為刑之應否為類型性之加重事實，就被告而言，與有罪、無罪之問題有其相同之重要性（包括遴選至外役監受刑、行刑累進處遇、假釋條件等之考量），自應由檢察官負主張及實質舉證責任。又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理由書所稱：法院審判時應先由當事人就加重、減輕或免除其刑等事實，指出證明方法等旨，申明除檢察官應就被告加重其刑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外，檢察官基於刑事訴訟法第2條之客觀注意義務規定，主張被告有減輕或免除其刑之事實，或否認被告主張有減輕或免除其刑之事實，關於此等事實之存否，均應指出證明之方法。故法院於審酌被告是否適用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時，訴訟程序上應先由檢察官就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後，法院才需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前階段構成累犯事實為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後階段加重量刑事項為檢察官之說明責任，均應由檢察官分別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責。倘檢察官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時，可認檢察官並不認為被告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且為貫徹舉證責任之危險結果所當然，是法院不予調查，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即難謂有應調查而不予調查之違法。檢察官若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法院因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基於累犯資料本來即可以在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中予以負面評價，自仍得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於此情形，該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既已列為量刑審酌事由，對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予以充分評價，依重複評價禁止之精神，自無許檢察官事後循上訴程序，以該業經列為量刑審酌之事由應改論以累犯並加重其刑為由，指摘原判決未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構成累犯之前科事實存在與否，雖與被告是否有罪無關，但係作為刑之應否為類型性之加重事實，實質上屬於「準犯罪構成事實」，對被告而言，與有罪、無罪之問題有其相同之重要性，自應由檢察官負主張及實質舉證責任。衡諸現行刑事訴訟法，雖採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但關於起訴方式，仍採取書面及卷證併送制度，而構成累犯之前科事實，類型上既屬於「準犯罪構成事實」，檢察官自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第3項之規定，於起訴書記載此部分事實及證據，並將證物一併送交法院。又證據以其是否由其他證據而生，可區分為原始證據及派生證據。被告前案紀錄表、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係由司法、偵查機關相關人員依憑原始資料所輸入之前案紀錄，並非被告前案徒刑執行完畢之原始證據，而屬派生證據。鑑於直接審理原則為嚴格證明法則之核心，法庭活動藉之可追求實體真實與程序正義，然若直接審理原則與證據保全或訴訟經濟相衝突時，基於派生證據之必要性、真實性以及被告之程序保障，倘當事人對於該派生證據之同一性或真實性發生爭執或有所懷疑時，即須提出原始證據或為其他適當之調查（例如勘驗、鑑定），以確保內容之同一、真實；惟當事人如已承認該派生證據屬實，或對之並無爭執，而法院復已對該派生證據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即得採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143號判決要旨亦可供參酌）。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10年度簡字第379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11年12月4日執行完畢釋放乙節，業據檢察官主張此構成累犯之事實，並提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證（見本院卷第7至9頁），是檢察官已主張被告構成累犯之前科事實及證據，進而具體說明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所載論罪科刑之施用毒品前案資料與本案累犯之待證事實有關，以及釋明其執畢日期，並非單純空泛提出被告之前案紀錄而已，足見檢察官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已為主張且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並說明被告構成累犯應加重其刑之事項（見本院卷第9頁）。本院審酌被告所犯前案為施用毒品案件，與本案施用毒品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行，均為故意犯罪，前案入監執行完畢後，再犯本案犯行，顯見被告並未就前次犯行之執行習得教訓，主觀上具有特別惡性，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且綜核全案情節，縱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法定最低本刑，並不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及其人身自由因此有遭受過苛之侵害，而不符罪刑不相當之情形，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爰審酌被告明知施用毒品會影響人之意識，降低駕駛人之專注、判斷、操控及反應能力，竟仍於施用毒品且尿液所含毒品濃度逾公告值之狀態下，貿然駕車上路，顯然漠視自身及其他用路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所為殊值非難。另衡及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於本院審理時幡然悔悟坦承犯行，考量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節，再酌以其前科素行（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至28頁），與被告自陳之學歷、職業、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1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桂芳提起公訴，檢察官宋恭良到庭執行職務。